与肖邦相同风格的音乐家（和肖邦齐名的波兰英雄）

1942年8月6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聚集区已经被德国纳粹分子包围。

华沙一所孤儿院院长雅努什·科扎克放弃了原本可以生存的机会，带领着大约200名儿童，从聚集区前往转运车站，在那里，他们将被押往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

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紧紧地靠在一起，没有哭闹，没有慌乱。

▲电影《科扎克》剧照

队伍里竖着一面马特国王一世的旗帜（马特国王是院长编写的儿童小说中的英雄）；孩子们手里拿着各自喜欢的书和玩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男孩子们，还在专注地拉着小提琴。

8月7日，雅努什·科扎克和这群孩子在集中营惨遭杀害。

这是八十年前，发生在波兰的真实的故事。如今的华沙市中心，依然屹立着雅努什·科扎克和孩子们的雕像。

雅努什·科扎克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都非常陌生。但是在波兰，他是可以比肩肖邦和居里夫人的英雄人物。电影《钢琴家》故事中的原型人物、波兰钢琴家席皮尔曼曾亲眼见证他的故事。

科扎克的本业是一名医生，可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了儿童身上，特别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儿童。他一生未婚未育，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了儿童教育。

在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日子，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这位传奇儿童教育家的故事，看看这位八十年前的教育先驱，是带着怎样超前的思想为孩子付出的。或许，对于今天的各位家长来说，也能有所启发。

从医生到孤儿院院长

雅努什·科扎克原名亨利·歌德施密特，1878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波兰当时有名的大律师，母亲是全职太太，对他呵护备至。

然而好景不长，亨利十几岁时，父亲突然病逝。家道中落的少年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很早就开始通过文学创作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科扎克”这个名字来自于19世纪的一部畅销小说，由于亨利第一次发表文章时还是未成年，不能采用本名，便取了“科扎克”作为笔名，并就此沿用了下来。

26岁，科扎克从医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医生。日俄战争时，被征召到前线成为一名军医（当时波兰大部分地区受辖于沙俄）。

从战场回来，科扎克在儿童医院工作了七年，成为了一名非常有名的儿科医生。

从小丧父的不幸经历，让科扎克对孩子充满了爱与宽容，特别是对那些家境困苦的弱势儿童。一想到治好这些孩子的疾病后，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原来痛苦的生活中，科扎克就充满焦虑，而医生的身份却让他无能为力。

那段时间，科扎克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在欧洲各国游历、做儿童慈善。1910年，他在伦敦做义工时下定决心：一生不建立家庭，单单为了儿童和儿童事业奋斗。

1911年，华沙犹太儿童救援组织筹建了犹太孤儿院。科扎克彻底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医生事业，成为了这所孤儿院的全职院长。

▲位于华沙克罗马纳大街92号的孤儿院旧址

从此之后，科扎克白天陪着孩子们学习、娱乐，晚上化身作家，创作儿童小说，也书写自己的教育理念。

《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是科扎克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少年君王梦想着建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在这里，不管是成人、儿童，法律都一视同仁。

《如何爱孩子》这本书，收录了科扎克与孩子们日常对话，简单直白的语句中，却暗藏着科扎克深远超前的教育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科扎克曾来到中国的哈尔滨。

在这里，他曾在私塾中看到打孩子的戒尺后，想方设法把戒尺买走了；以及，他还认识了一位四岁的小女孩，让她教自己中文。

后来他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里，常常牵挂着中国的孩子，包括这位四岁的女孩。他在日记里夸赞，女孩教他中文的方法，远远比学校的老师更有效。

▲电影《科扎克》剧照

“儿童权利之父”

科扎克所生活的年代，一方面，整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孩子早早就成为了杂工、学徒工，成为家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成年人并没有认识到儿童也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也有表达自己意见的需求。

在这样的一个儿童教育发展的重要节点，科扎克倡导给孩子足够关注与呵护的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充分的人权。

他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儿童时期并不是成为成人的预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孩子已经成为独立的人。

科扎克反对语言和肢体暴力；强调成人和孩子之间的教育互动；相信孩子和成人是平等的社会人；赋予孩子们尊重自身意见和财产的权利…

他曾在《如何爱孩子》中记录了一段这样与孩子的对话：

“但是你们也要帮助我，让我可以当一个好老师，而不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成为坏老师。当我看到一个孩子的眼睛被打了一拳，另一个孩子头上有纱布，某某先生告你们的状，守卫们生你们的气……我很不高兴。”

可以感受到，科扎克尊重孩子的首要表现，是将孩子看作一个独立的、甚至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他几乎从不用命令、要求的语言，而是将孩子看作平等的灵魂来沟通，可以想象，当孩子听到这样的话，显然是不会叛逆和排斥的。

▲科扎克与孤儿院的孩子们（历史资料）

在科扎克的“儿童王国”里，有很多有趣的设置。

比如为了充分尊重儿童自己的权利，科扎克在孤儿院建立了“儿童法庭”，让孩子们自己管理自己。

儿童法庭的法官由三名孩子来担任，一位老师担任公诉人，另一位老师担任辩护律师。法庭每周开庭一次，孩子们可以一次性把一周积压的“坏事情“全部处理完。在儿童法庭的”督促“之下，很多孩子的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都有所提高。

再比如，科扎克还在孤儿院建立了“儿童赌场“。孩子们可以用自己的“坏习惯”作为赌注来下注，比如一个总爱打架的孩子如果一周只打一次架，就可以获得糖果奖励。科扎克通过这个方法逐渐改掉孩子们身上的坏习惯。

▲电影《科扎克》剧照

当然，作为儿童教育的先驱者，科扎克同样很注重孩子的艺术培养。在孤儿院里，他教孩子们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带领大家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情感；甚至还带着孩子们成立了一支小乐队，让大家充分感受音乐的乐趣。

▲科扎克本与孤儿院小乐队合影（历史资料）

科扎克的这些思想，或许放在今天大家并不觉得有多稀奇，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是非常超前了。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依然体现和运用了当年他对儿童权利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科扎克被誉为“儿童权利之父”。

科扎克在华沙的孤儿院工作了二十多年。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反犹思想的加重，科扎克曾两度去到巴勒斯坦，并准备移民。但当危机降临到他孤儿院的孩子们身上，他毫不犹豫地回到波兰，回到了孩子们中间。

在音乐中壮烈地告别

科扎克不仅自己回到了波兰，还说服了自己的灵魂知己、亲密助手斯苔芳尼一起回到了孤儿院。

▲科扎克与助手斯苔芳尼（历史资料）

纳粹占领华沙后，禁止犹太儿童接受教育，科扎克将孤儿院的课堂全部转移，进行秘密授课。但危机还是来了，1940年10月，孤儿院的200名儿童被强制迁入犹太人隔离区——这是纳粹集中隔离犹太人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准备的地方。

▲历史上的犹太隔离区

当时的科扎克，有着很高的国际声望和各种人脉关系，完全可以留在隔离区之外；包括进入隔离区后，一些犹太组织也多次向他伸出援手，想救他脱离危险。但让孩子们独自面对战争的黑暗与恐惧，是科扎克不可能做到的，他多次放弃了逃离的机会。

进入隔离区，地狱般的生活来临。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科扎克和助手斯苔芳尼常常到处乞讨，才能勉强维持孩子们的生活。也就在这时，科扎克开始写日记，记录下了自己和孩子们在隔离区非人的生活。

科扎克的日记在1942年8月5日戛然而止。第二天，隔离区中的孤儿院突然被纳粹党卫军包围，孩子们将要被遣送到意味着死亡的集中营。

这时，依然有犹太福利机构的高官为科扎克求情，拿到了特赦令，但科扎克再一次放弃了生存的机会，坚决要陪伴孩子走到最后。

为了减少孩子们内心的恐惧，科扎克告诉大家今天去春游，并嘱咐大家都穿上漂亮的衣服，拿上喜欢的玩具、图书和乐器，并举起一面象征勇敢的“马特国王一世的旗帜”，手拉着手走向转运车站。

彼时，波兰钢琴家席皮尔曼（电影《钢琴家》主人公原型）恰巧在隔离区目睹了这一场景，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的画面：

当我在盖西亚大街遇到他们时，孩子们喜气洋洋地合唱着歌曲，小提琴手为他们伴奏。科扎克抱着牵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看来是在给他们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使得他们靠在他的臂膀上不停地欢笑。

▲电影《科扎克》剧照

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最后，科扎克也一定带着笑容安慰着孩子们：别怕，这没什么。

后来，科扎克带着孩子们走上车站的一幕，被做成雕塑，深深刻入很多人的内心。

但事实上，科扎克应该被记住的，并不仅仅是坦然赴死的瞬间，还有他放弃医学的瞬间、接管孤儿院的瞬间、陪着孩子们进隔离区的瞬间。

每一个瞬间的选择，都源自科扎克内心对孩子永不枯竭的爱与呵护，这是一种真正超脱自我、关心人类未来、不惧生死的大爱。

科扎克曾说：“只有当孩子欢笑的时候，世界才会欢笑”。

在又一个儿童节到来之际，祈愿世界可以越来越好，处处充满孩童的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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