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之都淘汰了哪些人（爱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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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乐坛，所谓“救场”，指的是原定演出的指挥家或独奏家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生病或是家中忽生变故等——身体或心理状态不佳，无法登台，这时候，若另一位音乐家恰好在同一座城市或相距不远，便可赶来代替原定指挥家或独奏家完成曲目。

“救场”这件事，对于“被救场者”来说，算不得什么损失。这些音乐家往往已经出道多年，在乐坛享有盛名，多演奏一场或是少演奏一场，对于他们在圈内的原本地位和名气，并不会有怎样的影响，因此有资本也有底气稍稍任性一下。而对于“救场者”来说，事情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依笔者的观察，“救场者”往往是初入行不久的年轻一辈，体力甚好，记忆力也不错，只消数天准备时间便能登台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或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而且，“被救场者”若是老一辈大师，合作的乐团往往也是世界顶尖的水准，这无疑给了这些年轻人难能可贵的施展机会，若奏得精彩，极有可能一战成名，自此之后邀约源源不绝。试想，17岁那年的郎朗，若不是接替因生病而临时辞演的钢琴家瓦兹（Andre Watts），可能还要等上好多年，才能等来与世界知名的美国芝加哥乐团合作的机会。

说到“救场”，笔者最近经历的一场演出是2017年11月在香港文化中心举办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原定的钢琴独奏家郎朗因为手臂受伤，无法与柏林爱乐完成亚洲巡演，乐团不得已寻找“救场”钢琴家，最终找到2015年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的韩国青年钢琴家赵成珍，以及郎朗在柯蒂斯学院的同门师妹、如今炙手可热的钢琴明星王羽佳。香港的两场音乐会由赵成珍担任独奏，他将郎朗原定演奏的拉威尔《左手钢琴协奏曲》改成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并顺畅完成演出。而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场音乐会上，王羽佳依照乐团的原定计划演奏巴托克十足炫技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在一曲奏毕时，获得台上乐师及台下观众的长久喝彩。其实，这样的应变速度，对于王羽佳来说并不是多么值得炫耀的成绩，毕竟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冠以“救场音乐家”的名号，而她与阿根廷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的缘分，也要从“救场”与“被救场”开始讲起。

“玛莎有时问我：‘我太累了，你想要代替我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吗？’ 我就说：‘当然了！这还用问吗？’ ” 在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的一篇关于王羽佳的特写报道中，这位30岁的钢琴家曾这样回忆。

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奇叱咤古典乐坛逾半世纪，她的琴音备受听众喜爱，而她的个性也素来为人津津乐道。这位生性奔放不羁的钢琴家，担任肖邦钢琴比赛评委的时候，会因为她欣赏的选手未能入选决赛而拂袖离去，同样，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甚至仅仅因为情绪不佳）而放弃演出。十年前，阿格里奇某次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没想到，演出前这位钢琴家倔脾气又上来，辞演了，乐团情急之下找到当时在费城柯蒂斯学院读书、年仅20岁的王羽佳代替。王羽佳在距离演出只有11个小时的情况下得到通知，却镇定自若地完成演出。这场音乐会不单令初出茅庐的王羽佳获得唱片公司与挑剔乐评人的关注，也令她收获与阿格里奇的忘年友谊。从那时起，两人不时合作四手联弹或双钢琴曲目。当然，阿格里奇状态不佳的时候，也不忘将那些与大牌乐团合作的好机会丢给这个同样个性十足、奔放张扬的年轻人。

另一位中国钢琴家郎朗也是因为一次精彩的“救场”演出而在欧美乐坛获得关注。1999年的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钢琴家瓦兹原定与芝加哥乐团压轴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却因身体不适辞演。指挥家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想到不久前自己曾听过柯蒂斯学院一位年轻钢琴学生的试奏，便决定给这个17岁的年轻人一次登台演奏的机会。那个年轻人就是郎朗。

演出前，知名小提琴家斯特恩（Isaac Stern）上台介绍替代瓦兹演出的郎朗，称“你们将从这位年轻的中国男孩身上，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演出之后，《芝加哥日报》更是不吝赞美，将这一场因缘际会的“救场”演出，称作“音乐史上的奇迹”。

多年后，郎朗接受访问时，曾提到那次“救场”演出对于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影响：“在一个星期内，纽约（爱乐乐团）打电话要求跟我合作，费城交响乐团打电话跟我合作，旧金山、洛杉矶，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就因为这事就下来四个，然后再过半年，最后一个波士顿交响乐团也下来了。再过一年，欧洲的那些乐团都开始动了。一年以后我就买房子了。” 郎朗这话虽然说得直白，但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到，一次成功的“救场”对于音乐家，特别是苦苦寻找演出邀约的年轻音乐家来说，该是怎样足以影响人生的重要事件。

郎朗 （图 | 视觉中国）

说过钢琴家，我们再来说说那些因“救场”而成名的指挥家。

美籍日裔指挥家长野健（Kent Nagano）曾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担任过同乡前辈小泽征尔的助理指挥。1984年12月，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马勒《第九交响曲》，然而，就在演出开始前一天，他忽然有急事要赶回东京，助手长野健临危受命，在准备时间不足24小时的情况下，带领乐团成功完成演出。自此，这位出生在美国加州的日裔音乐家成功获得欧美经纪人和乐团的关注，并于翌年获得美国最重要的指挥奖项（Seaver/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Conductors Award）。

再将时间向前推几十年，我们便会发现，如今在古典乐坛已享有盛名的指挥家如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Tilson Thomas）还有去年初去世的法国知名指挥乔治·普莱特（Georges Prêtre），都曾成功扮演过“救场者”的角色。

1970年，年仅26岁的蒂尔森·托马斯代替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俄罗斯音乐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Rozhdestvensky），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演出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那时候，蒂尔森·托马斯仍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并与乐团一道在欧洲巡演。巡演途中与伦敦交响乐团的这次合作，可说是双方缘分的开始，直到十多年之后的1987年，蒂尔森·托马斯成为这个欧洲名团历史上第十三位首席指挥。

法国指挥家普莱特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缘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借由“救场”这件事建立起来的。这位指挥名家起初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号，后来转去指挥，先是在马赛歌剧院和巴黎喜歌剧院登台首演，后来在29岁的时候毛遂自荐去到音乐圣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联票音乐会。说来也巧，有“指挥界凯撒”之称的克纳佩茨布什（HansKnappertsbusch）因病无法登台，正正给了远道而来的普莱特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普莱特不负众望，连演两场，成为维也纳舞台上的指挥新星。2008年和2010年，耄耋之年的他两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成为在这一乐迷熟知的新年庆典音乐会上亮相的首位法国指挥家。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今年是这位著名音乐家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的乐团和音乐人都在以各式各样的方法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人，包括他曾经担任音乐总监12年的纽约爱乐乐团。

说到伯恩斯坦与纽约爱乐的缘分，还要从1943年说起。德国指挥家瓦尔特（Bruno Walter）原定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一场音乐会，可是演出前瓦尔特忽然生病，乐团找到了正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的美国人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在那场音乐会上带领乐团演奏了三首所谓“难曲中的难曲”（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堂·吉诃德》，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以及瓦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序曲），大获成功。

那场音乐会之后，伯恩斯坦频频以客席指挥的身份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并在1958年成为该团音乐总监。身为纽约爱乐历史上首位土生土长的美国籍音乐总监，伯恩斯坦在那之后的12年间，开创了乐团的黄金时代。虽说他于1969年从纽约爱乐退休后，前往欧洲发展，并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然而，不少爱乐人心目中伯恩斯坦的最佳录音，仍要属他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灌录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说过那么多“救场”音乐家的故事，虽则年代不同、情景各异，却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救场”，这或多或少证明，“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有没有不成功的“救场”呢？我想也是有的，不过应早就被成功者面对的欢呼和掌声掩盖了吧。音乐的世界说美好的确美好，说残酷也真真残酷。

（李梦/文，原载于《爱乐》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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