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迫使蒋介石作出什么承诺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什么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标志着周恩来成为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第一时间致电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张学良其实委婉表达了希望面见中共代表的意思。当天深夜，心领神会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复电张学良，表示周恩来将赶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确定派出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等人共商大计。这是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登上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怎样处置蒋介石将导致中国截然不同的前途，因此，周恩来到西安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起举国瞩目。

周恩来从15日清晨出发，到17日晚上终于到了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至深夜，他对张学良深刻分析了对蒋介石的2种处置方法，将会导致中国有2种截然不同的前途：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能使中国争取到不被日寇灭亡的好前途；如果杀了蒋介石就会给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便利，这将是中国最坏的前途。

从17日晚至22日，周恩来以一己之力说服了4方力量（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等），让他们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在周恩来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终于在20日打开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途径——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

起初，宋子文以为周恩来来了南京，将会使事情变得更棘手，没想到周恩来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让宋子文非常感激。22日下午，宋美龄和宋子文以及蒋鼎文等人一起飞到西安，蒋介石作出“同意改组政府、3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的让步，但前提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只以领袖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经过23日、24日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的承诺后，周恩来于24日晚在蒋介石的住处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当面作了3点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谈判；待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而宋子文也表示他会负全责去进行以上各项。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会闹出乱子来，以免发生意外，就决定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他甚至连周恩来都没有告知此事。周恩来得到消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张学良万万料不到的是，蒋介石一到南京，态度立刻就起了明显变化：先是软禁张学良，接着把张学良交由高等军事法庭审理，判处了张学良10年徒刑。

王以哲

这么一来，西安事变虽然以释放蒋介石的和平方式解决了，但也迅速因为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而把西安的局势搞得异常复杂和危险，这就导致了周恩来在西安就如同陷入一个被炸药桶包围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在迅速处理张学良的同时，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重兵分5路向西安推进，非但毫无信义地背叛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西北的承诺，而且大有踏平西安的势头。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形势迅速恶化起来。

周恩来一面迅速与杨虎城等第17路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协商，一面与杨虎城等人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准备重新挑起眼中内战的阴谋，并在经请示中央后，速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迅速补充了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无线电器材等，并特意前往看望红军部队，向他们讲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的行动引起各方巨大震动。

此时，周恩来仍然是执行党中央的基本方针，急需逼迫蒋介石兑现他抗日救国的承诺，努力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反对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无耻阴谋。还致信蒋介石，晓之以利害，希望蒋介石不要因此挑起内战，干出为“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勾当。但此时，西安的几方力量在蒋介石的恶意分化、挑拨下开始分崩离析，西安的形势急转直下。

如果此时东北军、第17路军都能听从周恩来的意见而和红军紧密团结起来，就能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可以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承诺，还极有希望营救张学良恢复自由。但事与愿违的是，蒋介石以他惯常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压力，西安很快被蒋介石成功分化，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在周恩来周围犹如一个个火药桶，危险一触即发。

多年来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内部形成以王以哲和何柱国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新老两派就“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产生了很大分歧，思想混乱和内部不和导致东北军的力量大为削弱，不久后甚至产生了严重内讧。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杨虎城虽然受张学良委托，在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杨虎城的第17路军的力量远弱于东北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又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一起控制局势，这让杨虎城处境难堪又无能为力。东北军群龙无首，为蒋介石收买、分化提供了机会，不少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动摇。

杨虎城

东北军少壮派对张学良有很深的感情，也有爱国热情，但思想非常偏激，他们认为张学良回不来了，必须要采取行动营救张学良，为此他们宁愿同蒋介石的中央军作战，他们认为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是有意取代张学良，所以放弃营救。同时，他们又特意到周恩来这里哭诉请红军出兵。

周恩来特地赶到红军司令部开会，确定只要东北军和第17路军意见一致，红军愿意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仗。但少壮派此时却干了一件点燃火药桶的事情：枪杀了元老派代表人物王以哲，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极高的威望，他被刺杀导致广大官兵的极大愤慨，甚至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调转枪口赶往西安，内讧一触即发。

少壮派还有几个青年军官甚至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想要把对王以哲的手法如法炮制用在周恩来的身上，但遭到周恩来义正辞严的严厉训斥，他们这才收敛了嚣张的气焰，周恩来接着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这才感到了羞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此时，赶往西安的东北军抵达临潼，他们要求孙铭九等人必须离开西安，孙铭九等人这时才慌了。在这样异常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毅然决定担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孙铭九等3人送去红军驻地，那些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东北军将士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这期间是周恩来最艰难的日子，各种对立力量的大规模冲突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他周围就像布满了火药桶一样，偏偏这些力量又大都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处理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把前面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

周恩来忙到极点，经常几天几夜睡不到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对主和、主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维持大局不至于崩坏，赢得了东北军和第17路军广大将士的信任和友谊。周恩来的力挽狂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成果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作出的巨大努力，是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才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