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二月河简介（作家二月河成名坎坷路）

（本文不代表“怀疑探索者”的观点，转载仅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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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二月河出现在新闻中，几乎都有同一个关键词：反腐。

二月河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敏感话题？为什么要把我们卷入到斗争中去？”这一次，二月河却陡然发问，苍白的脸上泛起两块不正常的红晕。话里话外，透出几分无心顺应了潮流而被其裹胁的无奈。

“不要胡说八道。”老伴在一旁以嗔怪的口吻告诫他。两个在外等候的男子趁机将《雍正皇帝》一摞摞地码在他面前。他一面熟练翻开自己的著作，龙飞凤舞地在扉页上签着名，一面抬头冲我强调：“我是一个作家，不是反腐专家。”

这是9月17日上午，南阳的雨仍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二月河在屋里打开日光灯，黯淡的光线衬出四周摆设的陈旧：不时嗡嗡作响的电冰箱、手柄磨光的开水瓶、泡着红枣的大茶缸。

第二天中午，南阳群众艺术馆附近的一家饭店里，三五文人聚会。一位宣传干部说：某年，当地政府想在解放大厦前树立一座“二月河雕像”，还有人提出要为二月河建馆，均遭其拒绝。据说，他的理由很简单：自己还活得好好的。再说《隋唐演义》里，李渊为秦琼建庙，感激其救命之恩。到头来，秦琼也要去卖马。

另一人聊道，二月河还是南阳市委宣传部的干事时，领导批评他用公家稿纸干私活，他回应道，顶多只用了30本。出名后，他在大学里讲起那位领导因贪污被判刑12年，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是对的，我的确是出于无奈才占这点便宜。” 　

二月河不是没有向往过仕途。“正因为入过世，所以我才要出世。”他曾在创作座谈会上坦白，“我原本不想搞文学创作，有想做个‘大公仆’的野心。后来我发现要做‘大公仆’，某些时候就必须失去许多自己内在的东西。在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包括个人经历的一些大起大落之后，感到世事没多大意思。”

但内心中，始终潜伏一股“暗流”，体现在后来的创作中就是——“作品中哪个人物一旦红极了，我就‘宰’他，或让他掉下来，我让他过不成……”他说，他在那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不过，这毕竟是人生的一种悲剧。” 　　“如果当官，你想当多大的官？想做哪些事情？”我问他。

“起码要做一个将军，要建功立业。我父亲从小给我讲过，薛仁贵为朝廷效力卖命。我要当官的话，我会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管辖的范围内，对文史知识有所运用。”很快，他感到一切建立在假设上，了无意义——“我要当个省长，将把一个省治理成什么样，那是做梦。”

不过在当地，“市里把他当成一张‘名片’，但凡上面来人，或有重大会议，都要他出席。”二月河的堂兄凌振祥原任南阳市文化局局长，他详述当地领导对堂弟的器重：当年《康熙大帝》首卷亮相后，市委专为二月河成立卧龙区文联。文联只此一位主席，只要他安心写作。其后，他连续当选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他们十分看重他在南阳的宣传效应——你想想，上北京走动关系，送一套二月河签名的书，不算行贿。”

二月河的好友、南阳作家周同宾也聊起“签名”。有一年，一女子因为母亲在京住院，想送礼送不起，于是想到二月河的书。“她来到他住的大院门口给我打电话。待二月河听我说后，不但亲自迎接她，欣然为她买来的书签名，另还赠送一幅字。”周同宾说，别小看二月河的字，有些公司想请他题字，他表示，先给希望工程捐款，见回条方能拿字——说他没架子，他又有架子。有一次，中组部来人想见他，他直接回复：只能在我家坐15分钟。这些人，地方小官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我待在机关多年，棱角全磨圆了。可他兜一圈净得罪人。”凌振祥摇摇头，《康熙大帝》前两部出版的那年春节，市委书记率领一行人探望二月河。饭桌上，他端起一瓶五粮液，悠然自得招呼众人：“喝吧，哥儿们。我敢保证，我的酒是最干净的。”

“那么，谁的酒又是‘不干净’——他根本不宜当官。”凌振祥当场急得干瞪眼，二月河倒视若无睹。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与二月河其他好友相似：这位钻研帝王之术、骨子里流淌着主流价值观的作家，“善于与大的打交道，不善于跟小的玩儿。”倘若周边有人对他施以伎俩，他则应对乏术。

二月河倒也淡然：“我们在路上，在乎的是这条路平还是不平，前方该往哪儿走。不必在意脚底下有几只蚂蚁，还是几只毛毛虫。”

“他总是固执己见。”山西作家李再新忆起当年。他与二月河在太原上兰村，同是工程兵，“我比他早入伍3年，我在五连，他分到六连。我是报道组组长，他有高中文凭，没多久当上文职干部。”有一次，李在部队主持“四好”初评，按照林彪“突出政治”的号召，提出评“四好”重点看政治思想，觉悟高，其他三样肯定好。话音未落，一名操河南话的新兵就打断他：干脆评“一好”算了，何必评“四好”？他掏出《毛主席语录》，引章据典辩论。那人不依不饶：一个连队仅仅政治思想好，而军事训练跟不上，完不成任务，组织纪律涣散，生活管理松弛，怎么叫“四好”？

　“他就是那个愣头青。只不过那时他还不叫二月河。”

接受采访

　“国家政府认可，方向一致，可以写”

1981年，红学家冯其庸还是《红楼梦学刊》常务编委。一日，他收到来信，信上语气毫不客气：“我花了许多时间，费了很大气力，才写出这篇稿子，寄走之后至今没有消息。‘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这篇文章，认为我不是‘红学’研究的料儿，就请回信，我就不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随寄一篇红学评论《史湘云是“禄蠹”吗？》，署名“凌解放”。

凌解放在22岁时，才勉强从高中毕业。小学到高中，他都各留一级。至此，寄望他“建功立业”的父亲已然灰心，“你能有碗饭吃，有副好身体，就要知足。”1968年，赶上大征兵。尽管他超过入伍年龄，父亲还是凭借南阳军分区离休干部身份，坚决请求组织将他与妹妹“送到部队锻炼锻炼”。春节刚过，他与千员新兵开赴山西太原。他多次回忆之后的经历：挖煤、打坑道、修公路、筑河堤、盖房子，扛着一百多公斤重的水泥上过“死人崖”……1978年，他从部队转业，回到南阳。

寄信一周后，凌解放收到冯其庸的回信。信中赞扬他的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笔法”，将发表在学刊上。

“冯老自幼出身寒门，坎坷自学成才。他赏识我，或有出自同病相怜。可也有很多人‘同病不相怜’。”二月河说，“我现在是大学博导、文学院院长，那是我有作品。一个人没有高学历，在社会上就会受歧视，不行你试试。”

当时还叫凌解放的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储备已到冲刺阶段。显然，他不适合写当代小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困在一个小小连队的山里。更别说社会阅历，那时他连爱情的滋味都没品尝过。所以，写历史题材。

他首先想写刘秀，“图一个方便”，因为这位东汉的开国皇帝与南阳渊源深厚。有资料显示，南阳是刘秀的起家重地。可问题是，他无从把握写作语言，“不能用《红楼梦》的语言。而用《三国演义》的语言，又不是绝对档次的语言。”他又想到写太平天国，直觉却跟他说：暂且放下，“太平天国尚无定论。相比洪秀全，我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印象更好，这又和历史教科书上宣扬的不同。”

1982年，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发起。他是南阳卧龙区惟一代表，与一干媒体中人分到一组。当大伙谈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侍卫时，有人插话，像康熙这样在中华历史上起过杰出作用的皇帝，至今竟没有一部像样文学作品，可叹！倚在沙发上的他突然灵光乍现，脱口而出：我来写。大家听了直乐，谁也不曾当真。他跟着一块笑，但已在琢磨：“建国初期共产党人肯定的59个历史名人里就有康熙。国家政府认可，方向一致，可以写。”

他花了两年时间，竭泽而渔地搜刮相关素材。“《清人笔记小说大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连清人当初的日记统统都搜集，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帽档案、食膳档案、起居记录。还有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掌握理解。”“有些书是我在破烂堆、废品收购站里买来。包括琴棋书画、一般人家与官宦人家的住宅怎么布局，进去以后，怎么确定它的方位……”《食货志》、《盐铁论》，细致到那时候一斤豆腐多少钱，纯度10%的银子到99%银子怎样识别，一块铜板能买几个窝窝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反复淘洗、梳理、辨析之后，才能动笔。

凌振祥看过“康熙”首卷蓝本《匣剑帷灯》，预料它会失败。“那是个戏剧剧本，他对戏剧的时空观念不了解。小说可以尽情展开人物的内在世界，而搬上舞台要受到诸多限制。”

“《匣剑帷灯》先寄上影，再投长影，又献《萌芽》，复奉《奔流》……望门叩谒，竭蹶自献，不是杳如黄鹤就是拒之门外。”一气之下，他将稿件付之一炬。并暗暗发誓，“不再小打小闹，要折腾就折腾出一件大的。”

1985年，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回到故里。凌解放闻讯后，专程赶到其下榻的南阳宾馆。

“康熙大帝——‘大帝’，中国就没有这个词。你到底要写什么？”姚先生的问话在他听来，充满不以为然。

姚雪垠

他解释道，清人笔记里有“伟大”一词。并非今天赞美某人的人格力量或赋予政治色彩，而是说人的体格伟岸、魁梧。“大帝”一词在《史记》里也有出现，民间就流传有“玉皇大帝”。再则，俄国皇帝彼得与康熙同时期，被称为“彼得大帝”，中国人也可以称康熙是“大帝”。至于他的写作初衷，是取满清入关，励精图治的新锐之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这部书很难写。”他记住了姚雪垠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十多年后，他的《乾隆皇帝》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这年5月，冯其庸去四川考察，途经洛阳，转道南阳去看望他。他拿出《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前十章，冯其庸读完说：不要再干其他事，专心致志完成它，这是你的路。

入秋时节，时任黄河文艺出版社社长王汉章与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来到南阳，“瞎猫捉死耗子”般摸着了他的家门。知其来意后，他惴惴不安地奉上稿件。

“他们看稿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两天半。”他追忆当日，在招待所单间里，那两人合坐一张床，向对面床上端坐的他轮流提问。“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国礼章典，图版疆域……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

事后，顾士鹏对他说，我们毕竟对你一无所知，当然要全方位地考考你。见他对答如流，他们当即表态：我们给你出书。1986年，《夺宫》面世。雅黄色封面上，署名“二月河”。

他解释“二月河”的寓意：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奔腾不息，激荡入海，取开春二月黄河的壮烈景观。河是他的幼年在黄河边长大，意味母亲河，他叫自己任何时候不要数典忘祖。

争议

多子夺宫，让康熙生前就很头疼，也极大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老乔一直在说，解放有朝一日会出大名。”河南作家张宇所说的“老乔”，即指已故的著名农民作家乔典运。为人仁厚的老乔，当初是南阳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也是他热心张罗邀请张宇来参加《夺宫》的出版座谈会。

“我觉得《夺宫》还没找到写皇帝的感觉。”张宇坦率地说。直到90年代，他偶然读到《雍正皇帝》部分稿件，“吓我一跳，二月河写得越来越好。”他将这20万字，推荐发表在当年的《莽原》杂志上。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说，二月河最满意《雍正皇帝》，“认为这部作品达到创作艺术上的成熟。”

1987年，周百义从武大毕业，分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他来到郑州约稿，“在河南省文联，我的老师涂白玉先生先带我拜访了一些作家，又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引荐信。其中，就有拜托南阳市文联的同志带我引荐二月河的信。”

去前，他已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位在笔记本上写作的作家，“没有太重视”。还有人不经意地向他传播，二月河已“二郎才尽”。在南阳一家小招待所，他一气读完二月河送的《夺宫》。“整整一夜，我被他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慑服。”第二天，他迫切与对方商议签订写作《雍正皇帝》的全书合同。“我看得出，他有几分得意。他对我说，我要征得黄河文艺的同意才行。我担心他变卦，忙说，你已经占领了‘黄河’，你这次只要走过‘长江’，就等于‘占领’了全中国。”

1990年，《雍正皇帝》第一卷《九王夺嫡》终于寄来。出版社里，第一次编辑部主任一级论证，书稿却没通过。原因是早有一部相同名字的电视剧播出，小说都出版了，再出二月河的书未免重复。周百义闻讯急忙找到时任总编辑田中全，田看完稿后，在审读意见上批示：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单为解决对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的感情问题，我就花了两年时间。”二月河在文中说过。

雍正在位13年，政务批语多达千余万言，其父康熙也难以望其项背。“先是一条‘勤政’就令人钦佩，我对他的‘荒淫’印象就此土崩瓦解。”再看这位“冷面王”的阴狠冷峻，“这既有个人性格因素，也有政治斗争的关联”、“康熙扔给他一个烂摊子，是他的锐意进取改革，才打下乾隆时期的辉煌。他固然手腕最硬，行的却是义政。”

1994年，三卷本《雍正皇帝》出齐。随后，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热播，无疑为它在市场上走红锦上添花。周百义在文中写道，“不少高层领导也对此书表示了自己的喜爱。如中央政策研究副主任、文艺批评家卫建林曾对此书给予较高评价……他积极向中央高层领导推荐此书，因此很多领导人都读过这部作品。为此，二月河被推选为十五大代表……1996年中国出版成就展上，邓小平夫人卓琳参观时也称赞二月河的书写得不错，应当看看。”

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也对《雍正皇帝》喜爱有加。在河南，他特意约见了二月河。谈起他曾陪同一位国务院领导外出，听到身旁的工作人员谈论这套作品，那位领导当即发话，你们一定要去读他的整个“帝王系列”。康熙打赢三次仗靠什么？是依靠税收、海关……金庸则透露，二月河的小说之所以广受中央高层欢迎，其中也有南怀谨的大力推崇。

“替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你著书的信条，也是小说博得上层青睐的原因吧？”我问。

“我写作时，从没有思索，领导人阅读我的作品，身价就会高，等等。也不用刻意追求，书是写给政治家看，还是写给民众看。谁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人们阅读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自己，如何设身处地地思考这个问题。比如‘用人’——过去讲‘用人’，今天也要讲‘用人’，政治家、管理者都会面临这件事。他们是读者，又不是普通的读者。”二月河说，“我跟高官没有个人往来。只是道听途说，有些人物爱读我的书。”

曾有传闻，李登辉采取“戒急用忍”的策略，来自他的作品。“我听到后，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涉及到两岸关系等政治话题。可这个词是我发明创造，还是历史资料原有，我也记不清了。我赶快查阅。当时居住条件很坏，资料都成捆成捆塞在床底下。我就在地上铺了一张报纸，跪在上面，一份一份地查找。最后找到康熙43年，他给雍正写过‘戒急用忍’。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管怎样，这词的发明人不是我。”

1995年10月，周百义接到他在武大的老师陈美兰的电话。她正参加中国作协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评委们对《雍正皇帝》普遍反映不错。评论家丁临一高度评价此书，“《红楼梦》出版以来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的好书。”

“也许是物极必反，”周说道，“‘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之说引起另一些专家的反感。后来我得知，评委里面，有一位北大教授认为《雍正皇帝》有些描写不符合史实，如雍正死因、李卫出身，特别是引娣与雍正有‘乱伦’之嫌。还有人认为小说中的诗词不合格律。在终评会上，一般要投3轮票，逐步淘汰入选的21部作品。到最后一轮，只有7部作品了，《雍正皇帝》还在其间。谁知到了最后，过了2/3需要24票，《雍正皇帝》只有13票。”

4年后，第五届茅奖启动。中国作协送《雍正皇帝》参评。“对它提出过意见的那位教授，此次又任评委。他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依然如故。他的据理力争，也影响了个别评委。不过，小说在终评的第一轮与第二轮都高票领先。喜欢《雍正皇帝》的许多评委都松了口气，认为此次非二月河莫属。也许是大意失荆州，等到宣布票数时，《雍正皇帝》离入选又是差一票。”事前，周向二月河转达过评委意见，望其妥协修改。但他坚持己见，“一字也没动。”

“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这是二月河为自己立定的第一条规则。他在不同场合阐明他的创作观：“我既忠实历史真实性，又忠实于艺术的真实性。当两者产生冲突时，我在总体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细节的描绘让位于艺术的真实性。历史小说允许虚构。”

“感觉太好了！”为此，张宇故意嘲弄他，“小说就是小说。在小说家眼里，小说内容都是假的，都是逗人乐的。不要弄得自己跟历史学者似的，半真半假说自己写的是严肃历史，那就酸了。”

事实上，作家圈内对二月河作品还有更为强烈的质疑。凌振祥跟我说起，有一两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表面上对二月河毕恭毕敬，转身批他的书是歌颂帝王将相。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有人尖锐指出，“一个给皇帝树碑立传的人，永远都有歌功颂德的喜好。”

也有支持的声音。针对《雍正皇帝》，河南文学评论家孙荪认为，“他要超越我们传统史学观里，粗陋进而是荒谬的结论：比如王朝都是黑暗王国，帝王将相都是统治阶级，他们好耍阴谋诡计，荒淫无耻。他从历史的字缝里读出自己的认知。他按捺不住，不写不行。这种激情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是非常难得遇到的状态。”

至于二月河本人，“虽然有了几本书，却一直找不到‘作家’的感觉。始终觉得自己还没进入‘文界’。”乔典运活着时，二月河曾向他吐露心里的感触，“好比买火车票，出版社是火车站的票房，外面作家在排队出书，而作协只是维持排队秩序的车站工作人员。他们研究某某现在创作成就大，该给他出书了，就和出版社联系、推荐、介绍……我是在旁不懂规矩的作家，加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票房口一伸手进窗口，我买票！——一下领到了《康熙大帝》的出版权。长篇小说——是‘卧铺’吧。印数头一版就7万多册——是‘下铺’吧。这怎的不叫别的排队人、还有维持队伍的人‘心里别是一番滋味’？”乔典运安慰他：别这样想，作家还是看作品……

二月河的作品就是通俗小说

“二月河的作品就是通俗小说，就是非常成功的畅销书。” 一位河南著名老作家多次公开发表对他的异议：这类书自有其价值，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选项。但畅销书可以类别化写作的，纯文学与严肃文学不可以。“要拿它和《红楼梦》对比，必须划到同一档次才能说评价到位。另外，把它弄成政治权术，从中学习专制斗争的经验，往这个地方走，恐怕是一部分人的心态。”同时他坦言，文学圈的批评环境不健康。批评之处容易引起“文人相轻”的非议。正常的东西容易扭曲。身为一个追求心灵的作家，凡是妨碍这点的，他都批评。但他捍卫对方发表不同观点，以及社会接受的权利。

“任何一个作家，总会有自身的局限吧？”我问张宇，他表示，二月河从历史小说走出后，没有体现当代作品的语感。

密云不雨

“南阳作家一般来说都是胸怀大志而认真刻苦的主儿，并且一定是言谈谦虚而谨慎，就是说他们表演也不为过。他们很容易让你信任，但时间一长，你就猜不透他们的城府了。”张宇说起第一次见二月河，出乎他意料之外，“大声说笑，大杯喝酒，大块吃肉”，“虽然才情过人，却有啥说啥，还有点儿口满，甚至说他常常口出狂言也不为过。”

他在文中戏谑，这是一个成天在那儿摆弄皇帝玩的人，一个敢为帝王师并且能够为帝王师的人，水就更深，不容易理解。

“我固然是开玩笑。可另一方面，他心胸很大，身份却很低微……”张宇的话锋一转：二月河和这群南阳作家都是“宁为小国之君，不为大国之臣”。

2001年，河南省组织部曾想请二月河出任文联常务副主席，他一口回绝：“我要享受副厅级待遇干啥？你那兜里揣着的名单里，不知有多少人想争这个位置。我反正不争。如果我去了，文联只会多一个领导，却少了一个作家二月河。”

“他生活习惯了。”在凌振祥眼中，二月河固守南阳，理所当然。“再说，这里比较容易掌握。”我采访过的另一河南籍作家阎连科曾经慨叹过，假如一个人长年待在某一城市，在他心灵的某个角落，那里势必有他念念不忘、难以割舍的人抑或事。

我问凌振祥，“他父母的骨灰是不是埋在南阳？”他回答，“是。他们的骨灰盒安放在烈士陵园里。”

2007年，二月河出版散文集《密云不雨》，陈述他的家族史：我爷爷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积极抗战，投身革命。由于家中无人耕地，爷爷雇佣过一名长工。为此，他日后定性为“富农”。到头来，他的儿子及其家庭又因他的这顶“帽子”，一生战战兢兢。母亲的死，令他隐隐作痛——这位秉性刚烈的女性，历任区妇联主任，县公安局侦查股长、副局长，县法院副院长。1962年夏季，她下乡回来正洗脸，当听见父亲说起，上级准备提拔她进县委做法院院长。一个县委委员却说，让她进，进来了再收拾她。她一头栽到地上，就此半身不遂，3年后饮恨而终。幼年亲睹的杀人场面，时常萦绕在他的梦中：不知又是什么运动，一批人拉到河滩上枪毙。那些被杀的人，一个个都是气宇轩昂，昂首阔步的啊……

“‘文革’中，解放还是一名高中生。他在私下的想法，让我噤若寒蝉：‘文化大革命是反动的’、‘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荒谬的’、‘打倒一切是错误的’。”凌振祥说，二月河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作家，他其实很清楚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举例呢？”我追问道。

“密云不雨。”他笑了笑。“云”的古意为“说”，而“雨”与“语”同音。

本文作者彭苏（右二）采访二月河时留影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王钢观察到，一个愿望像“高耸的碑石一样”矗立在二月河整个生命过程中，“为智力高强的父亲，为骁勇杰出的母亲，要做他们想做而没做到的事……这大概是他最原始，最持久的创作动力。”

“写作是一件相当艰苦的活。我的毅力与勇气，都来自我的母亲赐予。每当我寂寞，想寻求心灵的憩息地，除了老伴陪伴，再就是回忆我与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光。”二月河承认，父辈没有获得的尊严，他来争取。然而，“放下笔，夹起尾巴做人”——这是他立下的第二条处世规则。

“你的朋友说，你对体制的弊病看得明白，却绝不是‘愤青’？”我问他。

“我就不是‘愤青’。国家体制是由政治家考虑，我更愿多谈文史哲。我是一个作家，创作理念很明确。第一，看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无贡献；第二，看他们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上有无贡献；第三看他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发明创造方面有无贡献。三方面不是说都要有贡献，有一点都行。”

“我也不认为哪一种社会是完美无缺。你吃菜不光吃辣椒，还会吃鱼吃虾。到底哪种好，恐怕你也难说。所以我们应用一种更加历史化的眼光审视世界——怎样做对老百姓有利，怎样做对民族安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有利，怎样做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档次。谁能做到这些，不论你是什么出身，我都能接受。对国家有贡献，尽管你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都可以作为正面人物来写。否则你自我标榜得再好，如果这点上做不出，叫我如何接受你呢？我评价人物，评价一个社会是从这一角度。”

他接着说，“可能我对体制有自己的一些认知。但我今天要讲，我白菜也吃，豆腐也吃。哪种对我们人民身体健康有益，我就要把哪种粮食贡献出来。在我的作品里，上至高官显贵、最高统治者，下到引车卖浆、剃头理发、修脚算命的都有。社会如此纷繁复杂，我们不能用一种东西圈定生活的圈子。我对我们现在这样认知，对我们的圈子也这样认知。”

9月下旬，二月河又应邀前往“信阳法治大讲堂”讲课。此前，他婉拒了我听他讲座的请求。离开南阳的当天，我走到这座古城著名的景点“南阳府衙”。它位于当地“小吃一条街”上，大堂之上，跨越元明清三代的匾额“明镜高悬”依然在。侧厅里，历代清官的笔墨记录犹存。府署门外，门庭罗雀。行人在照壁前来去匆匆，不曾留意上面喻意“贪”的图案。大多数人的目光与脚步是被街上的美食吆喝、热卖的小商品牵引。这让我想起，我最后问二月河的问题：怎样打量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要警惕。用契诃夫的话说，人们我爱你，你可要警惕。”他说，“这个时代我什么都见过了。虽然很多不如意，我却感到很幸运。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人文思索。也有很多是我们一个民族都在探索，究竟是何结果，那由历史来定夺。”

雨还稀稀落落，他仿佛又在“密云不雨”。这让人想到他最早来到这座城市的见闻——那年他13岁，随南征北战的父母来到南阳，头一站就是卧龙岗。“碑廊里，镌刻着诸葛亮的遗迹：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

本文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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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看了莫言的诺贝尔奖演讲，我对他有了些许看法，不是恶意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节选：

我曾经一直以为莫言是出生在解放前的作家，感觉他的创作描写的都是解放前的故事。

当我查阅了莫言的百度百科词条后，我发现，原来他是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

这让我回忆起莫言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演讲。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题目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我说一下这篇演讲的大致内容，莫言相当于做了一个个人的自传，他首先回忆了他的母亲，又谈到“自己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然后就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然后是回忆他和乞丐的对话，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接着，莫言慢慢写到了他应征入伍，而军营留给他的回忆是“军营的枯燥生活”。再之后，就是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莫言回忆了他创作作品的心路，介绍了《透明的红萝卜》、《蛙》、《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生死疲劳》的创作背景和故事内涵。

莫言

莫言还提到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的争议，他说“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显然，莫言对自己被舆论批评，从内心来说是不服气的。

我看完了莫言的演讲，越咀嚼，心里越不是滋味。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也认同作家对现实的批判。但是莫言的这个演讲，由于所处于的具体时空语境，让我对他的为人有些不满。甚至有点愤怒。

作家本来就是一个发牢骚的群体。作家创作写一写揭露阴暗面的，比比皆是。我们当然应该允许作家搞这样的创作。只要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就应该容忍他的文字。但是，自从我看了莫言的这篇演讲，我就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我们允许你自由创作，你也得允许我批评你。

我也看过莫言的一些作品，莫言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似乎都看不到一丁点的光明。一个作家，写作写了几十年，从他进入大学开始就开始创作，一直笔耕不辍到晚年，这几十年里，他的所有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描写的东西都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苦。因为社会，他作品中的主任公都是“苦”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莫言创作的那篇《透明的红萝卜》。《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发表于1985年，讲述的是一个从小受继母虐待，顶着大脑袋的黑孩的故事。黑孩比同龄的小孩又矮又小，在初冬的时节，身上还只穿着父亲留下的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那数得出肋巴骨的鸡胸脯，脊背上、腿上闪亮的伤疤，说明他受到残酷的虐待。他过早地背上了生活的重负，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还要承受某些人的羞辱和痛打。这样的一个孩子，可以将烧得通红的钢铁攥在手里而不叫一声，“他一把攥住钢钻，哆嗦着，左手使劲抓着屁股，不慌不忙走回来。”“黑孩手里冒出黄烟”。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苦难的生活已经麻木、扭曲了这个孩子的灵魂，让他丧失了正常人的感觉能力。不是这非人的世界，怎么会有这非人的黑孩？莫言还提到了他最新创作的《生死疲劳》，他叙述这篇小说的名字来源于佛经，“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佛教讲的就是苦。看来，他的作品一辈子离不开“苦”的内涵。

功成名就

那么，一个作家能不能允许他一直写“苦”呢？

我认为是允许的。这是他的创作自由。莫言就是写一辈子的苦，我也不会批评他。最多觉得这个作家有点“不合时宜”，或者说他“思想僵化”。但我的批评也到此为止，最多是内心有点不屑而已。我甚至认为，一个作家在公开场合是可以把“苦”讲述给听众的，哪怕听众是外国人，这也可以让我接受。但问题在于，莫言发表这次演讲的时空，是在2012年。加上他全篇演讲的内容，我看了之后除了就不再“不屑”了，而是对他产生了鄙夷。就是鄙夷！

作家是可以通过作品反思阴暗面的，但是一个在80年代读完大学的人，他的文学创作仅有反思不够，还得给出希望。如果说莫言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年代的人，他的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他也一直不给读者希望，这还能让我理解。但是莫言一生中所有的作品，我们看不到他给读者于希望。“文革”结束之后，确实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大约在80年代流行过。“伤痕文学”是反思过去，自然有“苦”的因素。但是这样的反思是有价值的，有益于我们牢记历史教训。随着时代的发展，“伤痕文学”慢慢地退去了。因为我们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牢不可破的地位，我们有信心再也不回到过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是看在眼里的，我们对国家的未来是充满了信心的。所以，“伤痕文学”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也就没有必要继续霸占文学市场了。但是莫言一辈子都在写着“苦”。如果说他的那些作品发布在80年代，甚至发表在90年代，我还能接受，甚至会夸赞一下莫言有勇气，但问题在于，莫言把他的“苦”贯穿了他的一生的创作。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批评他，如我之前所述，我仅仅是“不屑”而已，感觉他的思想落后了，僵化了，总看不到社会的进步。如此而已。

但是，莫言是在2012年，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这篇通篇回忆“苦”的演讲。2012年是什么背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了2012年，已经改革开放了整整34年。在这34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思想也获得了不小的，可以说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的。但是在莫言的演讲中，他面对的是一群外国人，他就那样絮絮叨叨的说着他的“苦”，苦到让人绝望，让人绝望的苦。他所叙述的他的所有作品，没有一个是有阳光和希望的。外国人听了他的演讲，就会认为莫言描写是一个真实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贯穿始终就是在受苦，一直到了现在，也还是一个苦。我们国家过去确实是很苦，这我们不会否认，我们有勇气承认。但是我们有信心不再回到过去。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的信念是坚定的，过去的苦，就让它永远不要回来吧，我们的生活是甜的。虽然也有创业的艰辛，但总体是积极向上的，是昂扬的。对国家的明天，我们不迷茫。

可能是我对莫言的作品不是全面了解，就我了解的到的他的一部分作品的印象，是莫言没有传达出一丝一毫的这样的乐观精神，他的作品永远在描述一种阴暗的、扭曲的、非人的、苦难的世界（我说了，我没有看过他所有的作品）。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出生在1955年的人在一直做的事情。莫言小时候是吃过苦，但是请问，莫言有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有没有经历过国家各方面的进步？他的作品的灰暗色调，永远停留在50~60年代，而看不见改革开放以后的世界。这样也就罢了，最多是品位不高，但是他在2012年，这个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4年的日子，在外国絮絮叨叨讲述他的苦。苦，真苦啊！你可以在外国人面前讲述你的苦。可是我如果是莫言，我在回忆苦的同时，还会给人希望。

如果中国没有搞改革开放，如果我们的生活在2012年还停留在1960年的水平，你就是讲一万遍苦、非人，那也没有什么。或者莫言在20年代出生，2012年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人生记忆的主体就是苦，那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但是莫言除了经历过童年的苦，也是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伟大时代的。一个人一生中有前十几年时间经历苦，而且也不完全这样，还有一倍的时间经历甜，这个人一辈子就在反反复复回忆那最初十几年，甚至是10岁之前经历的苦，把他的苦写进文学作品，从来不给人希望，还要在功成名就之后的2012年在外国人面前絮絮叨叨说“苦”，我只能呵呵了。

我们能不能在外国人面前叙述我们的苦？当然能！这是一种自信。我们向外国人讲述我们的苦，是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再也不回到过去，而我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这是一个经历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享受了大量福利的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是莫言是怎么样做的呢？一个本该在90年代就转变创作态度的作家，一个享受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福利的作家，他永远在讲述他十岁时候的苦难、非人。说句实话，您的那些苦，完全可以在晚年写进个人自传，我们没有意见，但实在不适宜在2012年，一个改革开放已经34年的日子在外国人面前只说这些东西。而且只有这些消极的东西。军营生涯，在他的回忆中是“枯燥”。后来上了让人羡慕的军校，当了编辑，这些不断向好的生活经历，在他的演讲中半字不提。他的回忆，永远停留在“困境”、吃不饱、被毒打这些童年阶段。

祖国明天会更好

恕我直言：几十岁的人，谁没有经历过苦？但人家不会一辈子生活在苦的阴影里，总会走出来，为自己、亲人，也为这个国家创造甜。

一个并非成长于解放前，已经切切实实享受了几十年安逸生活，却一辈子生活在“苦”的幻境中的人，还要一辈子把“苦”传递给其他人，从来不给人希望，还要在外国人面前谈论“苦”的作家，我不会尊重他。也活该你有争议！

我不信莫言是蓄意贬低我们的国家和历史。他只是一个显得稍微落后的人，被童年生活击败的人。现在的人之所以对莫言有争议，是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而是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人。我们坚信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国家必将在我们的手里被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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