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汉墓的资料（金缕玉衣五十载）

“满城汉墓的刘胜金缕玉衣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但因为它是首先发现、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它是按照人的体型做的，形体肥大，突起的肚子、臀部轮廓都做了出来。”

记者/艾江涛

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河北博物馆供图）

春节后的国家博物馆人流依然涌动，展馆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年前即开展的“汉室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挖掘50周年特展”。从走入展厅即映入眼帘的错金铜博山炉，到压轴出场的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来自河北博物院的149套722件文物，将人们完全带入了西汉盛世的场景，也让更多人了解了50年前那次非同寻常的考古发现。

1968年，在河北满城国防施工中意外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与王后窦绾墓葬，作为少数未被盗掘的汉代诸侯级大墓，共出土文物1万多件，是那个特殊年代极为难得的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夏鼐曾这样评价满城汉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汉代文物考古的成就主要有三：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二、河北满城汉墓；三、广东南越王墓。而以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最全，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称。在数以千计的汉墓中，唯满城为岩墓。”

开展当天，现场最激动的人恐怕要数当年考古队的重要成员、已快92岁的卢兆荫。当年满城汉墓发掘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41岁的卢兆荫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考古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本刊记者到他家中采访，卢兆荫老人打开1980年出版的《满城汉墓挖掘报告》，对里面每件文物如数家珍。半个世纪过去，对满城的记忆依然清晰如初：“我们发掘的时候根本没路，1991年满城汉墓对外开放后，现在小轿车能一直开到陵山上面……”

特殊年代的考古

满城汉墓的发现，始于解放军4749部队在满城1.5公里外陵山上的一次国防施工。据当年河北省考古工作队成员郑绍宗的记录：1968年5月23日，夜间11时许，驻满城县某部机械连在陵山主峰东坡“跑马道”西侧施工。排长小胡率领12班打凿山洞，在向西深入到24米处时，忽然塌下一洞。

后来发现，露出的洞口，正是刘胜墓（1号墓）南耳室的一角。卢兆荫告诉我：“坑道刚好打到离南耳室最南端只有1米多的上面，如果再往南挪1米，可能这个墓现在也不一定能发现。”

战士们起初试图往里填石块，结果扔下去不少，依然无法填满，于是将洞口砸成直径1米多的大洞，几个胆子大的战士带着长手电筒爬进去看，结果发现里面很大，在散落的黑灰和瓦片中有不少东西。他们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个古墓。

回头来看，满城汉墓能成功挖掘，完全是一个奇迹。1968年，已是“文革”全面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卢兆荫回忆，自己所在的考古所业务工作已全面停止，每天都在开会讨论学习，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考古当时属于‘四旧’，故宫都派了军队进去保护。”卢兆荫说。

幸运的是，战士们对这次发现非常重视，很快逐级上报到部队司令部，并通过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上报中央办公厅。据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秘书伍廷芳的回忆，6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坦桑尼亚总统的周恩来在宴会间隙将这件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希望他能主导这次考古发掘。接到总理的指示，郭沫若第二天上午便派秘书到考古所了解情况。当天下午，郭沫若拿到了考古所推荐的三人名单：王仲殊、卢兆荫、张子明。不久，周恩来便批复了郭沫若的考古挖掘意见。心细如发的周总理同时附了一封写给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和副政委陈先瑞的亲笔信，要他们协助办理。

6月25日，考古队离开北京，正式进发满城。这大概是卢兆荫所经历的级别最高的一次考古任务，也是在那个混乱而特殊的年代的无奈之举。“北京军区派一个参谋陪我们去。先坐火车到保定，河北省军区领导、驻军领导、革委会领导接到我们后，由河北省军区派军车送我们去满城。”

可是，一到满城，这支中央派来的考古队还是很快就感受到了紧张气氛。当地的武斗已很厉害。“路两边都是暗堡，到了夜里，枪炮声就和前几年春节晚上放鞭炮一样。”卢兆荫说，为了确保考古挖掘的顺利进行，考古队就驻扎在工程部的司令部，每天来回四趟都由军车接送。与平常考古过程不同的是，此次考古无法雇用当地民工，一切后勤工作均由部队负责。

6月26日，卢兆荫第一次进入墓洞。海拔200米的陵山，是太行山脉东麓过渡到平原地带的一个独立山丘。由于墓地位于陵山东坡，为了节约时间，大家放弃了南边一条较为平坦的汉代古道，选择从东边山坡爬上爬下。同时为了尽量保持墓中原有的温度、湿度，考古队仍然选择从距离墓底3米多高的洞口，沿着刚搭设的梯子进入墓中。

满城2号汉墓出土的铜朱雀衔环杯（河北博物馆供图）

“一进去，里头阴冷潮湿，我们测了一下，湿度100%，完全饱和了。洞壁上已经形成钟乳石，一层一层的水印都看得很清楚。”墓洞外还是初夏的炎热天气，从山下爬到洞口，考古队员们往往汗流浃背，由于担心温差太大身体难以承受，他们往往在洞口休息一下，等汗干了再进洞。在洞里穿着棉大衣工作一个多小时，便要出来晒晒太阳，不然棉大衣很快就湿了。

在漆黑的墓洞里，首先要解决的是照明问题。考古队员请解放军拉来1千瓦的碘钨灯，以便照相绘图。墓洞很大，卢兆荫他们进去的时候，前期到达的河北省考古工作队的两位成员已对南北耳室及墓道、中室进行了初步清理。长16.3米、宽3米多的南耳室显然是墓主人的车马房，放置着4辆车，还有许多杀死的马匹，另外两辆车由于放置不下，只好放在甬道中。稍大一些的北耳室则是储量丰富的库房，放置着大量陶器。位于甬道和后室之间的中室，则是墓主人宴请宾客的厅堂，有大量青铜酒器与日用品。根据前期考古队员的讲述，结合地上残存的瓦片痕迹，卢兆荫等人判断，墓洞中的南北耳室和中室，在建成时都有木头建筑的屋顶。整个陵墓，是一座不可不扣的地下宫殿。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墓主人的身份也被锁定为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刘胜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的庶兄，也是西蜀昭烈帝刘备口中的那位先祖。直接的证据来自出土铜器中一系列诸如“中山内府……卅四年”（最多为“卅九年”）的铭文。西汉中山国王共传10代，超过上述在位年数的，只有在位42年的刘胜一人。“满城汉墓很重要的一点是，墓主人身份很明确。现在汉墓很麻烦的一点就是墓主人身份很难确定。”卢兆荫说。

发现金缕玉衣

挖掘工作很快推进到最重要的部分：存放棺椁的后室。打开后室密封的石门后，卢兆荫发现，经过2100多年的时光，棺椁全部塌了下来，“漆皮、木头的朽灰堆成一堆”。7月20日下午，在清理完棺椁堆积后，满城汉墓最重要的发现——金缕玉衣，出现在大家眼前。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玉衣，只在文献资料中看到相关记载。《汉书·霍光传》里就写了皇帝赐给霍光玉衣。但究竟什么形状，形如铠甲还是像衣服的形状，就连历代注家也弄不清楚。”眼前的玉衣，与卢兆荫的想象显然对不上。“一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到金丝玉片，应该是文献中讲的玉衣。但是很奇怪，全部压得扁扁的，头放在枕头上也变成一片，整个尸体也都是平的。玉衣的左边放一把铁刀，右边放两把铁剑。”经过清理，卢兆荫发现尸体从头到脚都是玉片，玉片中间没有丝毫锈迹，原来全由金丝编连，“原来玉衣跟人体的形状一样，将整个人用玉片包起来”。

金缕玉衣的发现，颇为振奋人心。卢兆荫很快向郭沫若做了汇报。7月22日，76岁的郭沫若前往满城汉墓，细细察看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最初发现的金缕玉衣全部被压成扁平，郭沫若一度怀疑里面是否还有尸体存在。直到玉衣被运往北京，经过实验室考古，发现里面有牙齿珐琅瓷的外壳，还有已烂如枣泥一般的骨头，才确定玉衣中包裹的正是墓主人刘胜的尸体。“我后来写了文章，汉人以玉衣殓葬有两个目的：一是表明身份的高贵，非刘姓皇室或皇帝御赐不能享用；二是他们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事实证明，汉代人的玉衣不但不能保护尸体不朽，而且骨头还烂得特别彻底。”卢兆荫说。

玉衣的清理与运输并非易事。卢兆荫回忆，玉衣被分为上身和下身整取，用铁丝一个个从玉衣的底下穿过，形成一个方格状的铁丝网，便于将其平稳托起，然后分段放在两个预先做好的大小相当的木箱里。为了防止装运中造成玉衣的变形或玉片的错乱，考古队员又在玉衣的上面先铺垫几层麻纸，然后灌注一层石膏，使其表面完全固定。

满城汉墓挖掘出的刘胜金缕玉衣，除了极少数玉片破损、金丝断掉外，非常完整。经过复原后，这件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1100克金丝连缀而成的玉衣，呈现在人们眼前。复原后的金缕玉衣，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卢兆荫告诉我：“满城汉墓刘胜的金缕玉衣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但因为它是首先发现、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它是按照人的体型做的，形体肥大，突起的肚子、臀部轮廓都做了出来。”

在刘胜的棺椁中，与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握在手中的璜形玉握、用来塞九窍的玉塞和大量精美的玉璧，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玉殓具。玉九窍塞，同样反映了汉代人追求永生不朽的梦想。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

陪同郭沫若参观发掘现场时，卢兆荫提出了在陵山可能还有一座王后墓的想法。西汉时，诸侯王一级的夫妇多采用同坟异藏，即一个陵墓两个墓穴的丧葬规制。在挖掘1号墓时，卢兆荫和同事们经常抽空到周围调查。他们发现，那条当地人称为“跑马道”的修筑陵墓的古道，到1号墓的墓口之后并未停止，一路往北延伸至120多米远的地方。而在古道停止的附近，同样发现岩层被人工开凿的痕迹。

考古队员的推测得到了郭若沫的支持。8月初，在1号墓发掘完毕后，卢兆荫在内的15人留在陵山继续发掘，很快发现了2号墓，也就是刘胜的王后窦绾的墓穴。这座后修的墓穴，墓口更为坚固，由于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南北耳室更为宽敞。但与刘胜墓明显不同的是，墓中的陪葬品明显减少，除了少量窦绾的实用器外，有很多按比例缩小的明器。在卢兆荫看来，这可能由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各诸侯王的势力，刘胜死后，中山国经济力量明显下滑。但也不排除王与王后之间丧葬礼制的区别。

2号墓的发掘，除了窦绾的金缕玉衣、镶玉漆棺，还有后室中发现的那件制作精巧的长信宫灯。与刘胜的金缕玉衣相比，窦绾的玉衣没有做成人体的形状，更像一件玉做的衣服。卢兆荫认为，凸显女性身体的形态，可能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

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河北博物馆供图）

玉文化的巅峰

在满城汉墓挖掘之前，人们从未见过完整的金缕玉衣，只在一些汉墓中发现过一些残存的玉片，因而难以一窥其形制。如今，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如满城汉墓这样完整的金缕玉衣依然非常罕见。卢兆荫告诉我，目前出土比较完整的玉衣，不超过五套。除了满城汉墓的两套，还有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广州西汉南越王的两套金缕玉衣，此外还有徐州火山汉墓出土的一套银缕玉衣。目前散落在各地博物馆的多数玉衣，多是利用发掘的残存玉片，参照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修整复原而成。

金缕玉衣，是丧葬用玉的巅峰，之所以令后人迷恋，除了它的神秘，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它仅存在于两汉400多年的短暂历史中。

华夏民族对玉石的迷恋由来已久。学者叶舒宪借用人类学术语，将玉石进入华夏文明视野的距今8000?7000年前的前文字、前金属与前国家时代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而将黄金作为稀有物质进入华夏文明、距今约4000?3000年前的以金属和汉字作为标志的文明传统称为“小传统”。

在卢兆荫的描述中，汉代是中国古典玉器文化的最高峰，也是分水岭。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在人们初步形成的原始宗教观念中，玉石已从装饰品变为能够通神的神物。正如《说文解字》中对“巫”的注解：“以玉通神”。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中，玉器都是原始宗教的法器。进入战国，儒家学派赋予玉许多美德之后，人们对玉有了进一步道德化的倾向，产生玉德学说。汉代作为玉文化的巅峰，便集中体现在以玉衣为代表的葬礼文化中。

在文献记载中，“玉衣”作为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又被称为“玉匣”或“玉柙”。其本身也在两汉发生着流变。如果说西汉时期葬玉的等级制度还没有那么明显，像刘胜这样的诸侯王还可以用金缕玉衣，那么到东汉时期，更为严格的玉衣体系已经形成。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皇帝的“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

东汉后期，随着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皇室财力的衰竭，豪强国戚地位的抬高，所谓“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玉衣的礼制继续变化。玉衣不限于上层统治阶层使用，一般下层官吏和皇亲国戚也在用，甚至与皇帝一样，用金缕玉衣陪葬。《后汉书·王符传》中便引王符《潜夫论》的话称：“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必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

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玉衣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史籍中，曹丕给出的理由是：“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在卢兆荫看来，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况且之前曹操便一直主张薄葬。

只是，玉衣为何只出现在两汉时期，其背后有无深层的原因？卢兆荫于1989年发表在《文物》杂志上的《再论两汉的玉衣》中谈到，汉代统治阶级之所以以玉衣为殓服，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汉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贵玉”的思想；第二，汉人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

其实，这些缘由在汉以前也都成立，玉衣作为殓服，其雏形在战国末期已经形成，《吕氏春秋》中便有“含珠鳞施”的记载。1959年在洛阳中州路西段发现的战国末期墓葬中，发现有些死者脸上覆以缀玉的面幕，身上穿有缀玉的衣服，在不少学者看来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鳞施”，也是汉代玉衣的前身。玉衣的前身，所以叫作“含珠鳞施”，在叶舒宪看来，这与初民的神话信仰有关。先秦的冥界神话将地下死者之国称为“黄泉”，汉以后又称“九泉”或“黄垆”，指黑暗的大水围绕的状态。死者下黄泉之旅，让其口中含珠，模仿骊龙，身披鳞片玉衣，模仿游鱼，自然顺理成章。

考古学家卢兆荫，是当年满城汉墓考古发掘队的重要成员（王旭华 摄）

西汉时期能出现金缕玉衣，与汉王朝对西域的开通直接相关。“因为金缕玉衣费的玉料特别多，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没有玉门关在那设立起来，汉朝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回新疆的玉石，根本就不可能生产这个东西。”叶舒宪说。

只是，两汉玉文化是最后的辉煌，六朝之后玉礼文化逐渐丧失。玉不再作为官方的礼器，而成为一般的财富奢侈品。但有关玉的“宗教”，在官方中断之后，反而在民间一直传承至今。

叶舒宪用一个听来有些耸动的词来形容这种史前文化的大传统：玉教。“我把玉教的教义概括成三点：一、玉代表天，是天神恩赐的山川精英，代表天就代表天命，不然传国玉玺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非要用玉？二、天是神的地方，所以玉代表神，死后想上天，就用玉来殓葬；三、玉代表永生不朽。很多人一听“玉教”这个词，很受刺激，但一个老太太手上带一个玉镯，就知道它能辟邪，能治病，这不是宗教又是什么？”

（参考资料：《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满城汉墓》，卢兆荫著。感谢王辉、卢红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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