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童年里的美好回忆（再看时止不住潸然泪下）

有这样一部国产片。

它诞生于中国电影最辉煌的时代，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李安的《饮食男女》都是与它同期的作品。

它也是当年的票房第二，在1994年就取得了超过5000万的高票房，仅次于同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它还是不少人的童年阴影，你或许已经不记得它的名字，但你一定记得女孩躺在床上被针扎、地上满是沾血的纸、德国士兵们向一个满身纹身的姑娘伸出贪婪的手……

那便是这部《红樱桃》。

电影拍摄时正直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但作为一部战争片，它并没有着眼于惨烈的前线，而是将视角放到一群孩子身上。

用小女主背上那只鲜艳的纳粹鹰徽纹身，谱写了一曲更残酷更难以磨灭的哀歌。

1940年的冬天，两个中国孤儿楚楚和罗小蛮被送往俄罗斯的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学习。

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学校，位于莫斯科以北300公里的地方。

或许年轻的读者有些无法理解，为何要把中国的孤儿送往遥远的前苏联？

那就必须提起历史书上记载过的那段血腥年代。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遭遇“白色恐怖”，许多先烈遭到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惨无人道的屠杀，当街被枪杀、被砍头，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当时，苏联为了保护、抚养、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在1933年建立了这所儿童院，中国有近100名儿童在这样的国际儿童院接受教育。

那时来这里学习的主要有两种孩子，一种是楚楚和罗小蛮这样的中国孩子，他们的父母或是中共高层领袖，或是遭到迫害的烈士，还有一种是在苏联学习的共产党人的后代，一些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干部在当地结婚生子后留在那里的孩子。

共和国元勋的儿女们小时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时的情景，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为朱德之女朱敏。

离开战火，回到校园，童年生活似乎又变得无忧无虑起来，友好的同学们很快帮两个来自中国的孤儿适应了环境。

一个高鼻梁大眼睛的男孩张主动和楚楚成了朋友，他说着一口磕磕巴巴的汉语，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父亲就是赴苏联学习的中国党员，而母亲是一名德国人。

但战争的伤疤依然如影随形。

一次语言考试，大家需要用俄语介绍自己的家人。

罗小蛮第一个自我介绍，孩子总会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伤痛，不愿说起自己已经离世的父母，更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所以他准备了早就写好的套话蒙哄过关：

我的爸爸是工人，他有一把胡子，他会开车，会操作机床。

妈妈是农民，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眼睛和一双巧手……

我的祖国是中国，我的家乡在延安，

我的学校在伊万诺沃，我的老师叫维拉。

轮到楚楚的时候，维拉老师听多了套路的发言，要求她说出自己真实的家庭状况。

楚楚有些惊慌失措，但还是忍着泪，说出了关于父母的记忆：

妈妈本不想生下我，因为她要和爸爸一起去干革命。

所以我从一生下来，就是革命的包袱。

我的妈妈没有给我讲过故事，也没有给我买过新衣服。

我只见过爸爸一次，那是在杀他的刑场上。

他的腿断了，他是被拖进刑场的。

人家指给我说，多看几眼吧，那就是你爸爸。

爸爸是被国民党腰斩的。

爸爸切成两半后，一时还死不了。

侩子手问他：你还革命不？

爸爸说，我是革命不了了，可我的孩子会接着干。

说完，爸爸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后来，爸爸死了。

可他始终没有闭上盯在我身上的那双眼睛。

这就是烈士的孩子。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被这份沉重震惊了，维拉老师也向楚楚道歉。

但在学校里的大多数时间，还是快乐的。

暑假，张和楚楚跟着校车去参加了夏令营，罗小蛮则留下来帮助修缮学校。

可没过多久，战火就燃烧到楚楚夏令营所在的小镇。

德军的战机呼啸着碾过原本蔚蓝的天空，把炸弹投向草地，枪声、尸体，德军开着坦克拖着战俘招摇过市，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维拉老师带着孩子们躲到一间破败的教堂里避难，并坚持上课。

一个德军走进教室，一声枪响，刚刚还在教孩子们念诗的维拉老师，倒下了。

孩子们沦为德军的奴隶，帮他们洗衣做饭，照看马匹，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张和一个德国士兵攀谈起来，他告诉士兵自己的母亲是一名德国人。

就在邪君以为，孩子为了生存，讨好敌人也在所难免时，接着，张就趁德军不备，抢过了士兵的枪，掩护其他孩子借机逃跑了。

当孩子们跑远后，张被德军包围了，德军原本还碍于他手里的枪不敢上前。

但其实他根本不会用枪。

这个年纪的孩子本应该待在校园里，待在父母身边，谁又会用枪呢？

张最终死在了德军的乱枪扫射之下，瘦小的身躯卷着尘土倒下了，轻的像一张纸。

逃跑的孩子也很快被抓了，毕竟孩子们的双腿，还是跑不过德军的飞机坦克。

在广场上，德军当众屠杀战俘，老人、孩子都倒在枪下……

只有黄皮肤的楚楚吸引了一个德军将领的注意，逃过一劫。

但这很难说这是楚楚的幸还是不幸，因为这也正是她噩梦的开始。

将军留下她并不是善心大发，而是觊觎亚洲少女独特的细腻光洁的皮肤，这正适合他搞变态的“艺术创作”。

楚楚和其他被将军留下的孩子一起，被带到一间修道院，有一个和她们年纪相仿的女孩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还总是得到将军的优待，俨然一副大姐大的姿态。

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被将军当做自己的作品来展示，她被迫当着无数士兵的面，在桌上脱光了衣服，遍布全身的纹身触目惊心，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投来惊叹的目光，无数双丑陋的手伸向这个孩子……

楚楚这才知道，将军的古怪癖好是纹身，而自己的命运，也将与她一样。

没过多久，楚楚也被推进了手术室。

任凭她怎么求情、反抗，士兵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给楚楚清洁消毒，将军也褪去军装，换上一身白大褂等待着她。

在士兵眼中，楚楚只是个供奉给大领导的战利品。

而在将军眼中，楚楚则是一张上等的画布。

没有人把她当成一个孩子，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将军打算在楚楚身上完成一幅巨作——纳粹鹰徽。

勾边、上色，这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这期间楚楚也反抗过，她求饶，被无视；她绝食，士兵将她带到广场边，直接击毙了一个平民，告诉她如果还不吃饭就会一直这样滥杀无辜，直到她开始进食为止。

楚楚只好继续躺回冰冷的手术台上，任由将军的纹身针一针一针刺在自己的背上。那个年代的纹身技术也远不如现在发达，每一针刺下去，都是鲜血淋漓。

等到楚楚背上的纹身快完成时，这场战争也接近了尾声。

结局我们当然都已经知道了。苏联军队最终将德军赶出了自己国家的边境线。德军输了，欧洲战场上的二战也结束了。

将军也在办公室里饮弹自尽。

楚楚却作为“艺术品”，被孤零零丢到荒郊野外放生。

用将军的话说，楚楚将带着他的灵魂慢慢长大。

但对楚楚来说，她将永远带着屈辱长大。

一番颠沛流离，楚楚终于被难民收容所救了。

原以为终于回到集体温暖的怀抱，但当她看到护工要逐一帮他们检查清理身体时，她崩溃了。

女兵和护工并不理解她的苦衷，她们“帮”发疯的楚楚脱掉了身上麻袋制成的破衣服后，所有人都惊呆了。

楚楚的尊严再一次被撕裂，屈辱的伤疤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因为背上的纳粹军徽，即使在难民收容所，楚楚也成了不被接纳的异类，甚至还要接受调查。

明明她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洗不掉，蹭不掉，楚楚甚至不惜用火把烧自己的后背，承受着巨痛的她脸上却露出难得的喜悦，那是她能想到摆脱这屈辱的最好办法了。

可惜，这也不过是给纹身添了一道丑陋的伤疤。

终于，楚楚的身份被查明，她成了战争英雄，被安排到最好的医院进行植皮手术，但碍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手术难度，手术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尽管如此，楚楚还是接受了手术，毕竟她身上流淌的，是烈士遗孤的血脉。

手术历时5年，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1990年，楚楚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

影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本就对那段往事有着更近距离的感悟。

而为了拍摄本片，他更是采访了60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才有了这部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

他炮轰过鲜肉演员、暴走漫画，这是否正确邪君不做评价，但足够尊重那段历史，拍出过这样电影的他，绝对有这样的资格。

女主角楚楚，也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

那就是朱德的女儿，朱敏。

　

朱德的女儿朱敏（中）

她的俄语名字赤英（红色英雄之意），也是电影名字《红樱桃》的由来。尽管电影和她的真实经历有相当大的出入，纳粹纹身也是为了艺术加工而虚构的，但剧组也和当事人充分沟通并取得了同意。

现实中，朱敏1953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始终遵循着父亲朱德的教导：“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把一身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而那些经历过战争阵痛，依然保持着最优秀品质的老一辈“红二代”又何止朱敏一人。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在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为原子弹、氢弹研制事业呕心沥血，成了中国最早的核工业专家。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后，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

这或许才是他们伟大的地方，在黑暗与痛苦中挣扎求生、在炮火与尸骸中幸存下来后，没有贪恋享乐，而用淡泊名利、一腔奉献的精神来回馈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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