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反五反都是哪些（激情与理性三反）

1951 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一宗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批一批的伤病员从前线被抬下来，等他们盼望着早日康复重返前线参加战斗时，本来早就该运送到前线的青霉素以及磺胺类药却迟迟送不来。

一封封充满着渴盼的加急电报越过鸭绿江飞向祖国的心脏。然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一大批志愿军伤病员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这些救命“圣药”，这批最可爱的人带着些许的不解和无穷的遗憾，眼睁睁地哀嚎而死。

后来，药品送到了，却是已经作废的过期药品！

官兵们愤怒了。

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关部门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结果很快追查出来：不法资本家所为。

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的脑海立刻浮现出陈毅市长、黄敬市长有关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报告。

在上海。

一食品厂把部队给伤病员的 194 万元的订货，竟用已经发臭的猪肉做成扣肉交换；

某绳厂严重偷工减料，接受解放军的白棕绳订货，却用烂麻绳、水吊绳做芯子、外包白棕。在解放舟山战斗中，白棕绳崩断，造成 11 只船沉没，80 余人无辜牺牲；

在治淮工程订货中，不法资本家置淮河两岸 5，500 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竟用烂钢制造水闸闸门；

……

在山西。

某奸商以巨额贿买干部得到太原钢铁厂的基本建设工程，大肆偷工减料，仅工程直接损失即达 200 亿元左右；

某五金行接受山西省机器公司给农村制订 1500 部小农机车的任务，该五金行买了一部分材料，均以劣货假冒好货，获取了 4000 余万元的暴利。然而，送到农民手里的小农机车却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根本不能使用。

……

触目惊心呵！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很显然，资本家为了获取暴利，已经不择手段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如果不灭隐患以将来，事情很可能变得更复杂。再加上外部国民党蒋介石和美国的虎视眈眈……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干部入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滋长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很可能使他变成第二个李自成。

几个昼夜的思索、权衡后，毛泽东的方案出台了。

“战争”的序幕首先在党内拉开。

1957 年 12 月，党中央作出了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开始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

1958 年 1 月 4 日，党中央又要求各单位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薄一波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用浓重的山西五台口音讲道：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的根本问题。……这是一场关系全局的伟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方针下，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不应该主观地限制群众运动的范围。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运动的重点在某些部分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什么弊病就应该反对什么……”

“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一批贪污盗窃犯纷纷落入法网。

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因犯有严重贪污罪行，被判处死刑。

斗争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在发展，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发现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盗窃浪费行为，竟不同程度地同不法资本家有联系。

于是，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即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毛泽东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反对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 ' 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 ' 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可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叛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 （包括各省城） 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毛泽东亲自为“五反”目标下私营企业划分类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大城市“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

几天前，还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资本家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会来这么一个回马枪，让他们猝不及防。

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心惊肉跳，唯恐共产党那明晃晃的战刀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五反”的战火首先在上海燃烧。

上海市长陈毅突然发难，在上海市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义愤填膺：“三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政策去团结他们的。他们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和各级人民政府中，都派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完全有充足的条件，有充分的机会，规规矩矩地按章程办事。

“当 1950 年全国财经状况表现一度紧缩，全国工商业遇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又实行了加工定货、收购成品和银行贷款的办法去帮助资产阶级度过难关，工人阶级也在这时候帮助资产阶级克服困难。这样就使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奄奄待毙的民族资产阶级，于解放后不但喘过气来，而且获得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22 年期间所从来未有的利润。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说得上是仁至义尽，毫无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做打算。在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之后，他们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竟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共产党实行猖狂的进攻。他们违背共同纲领，进行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破坏活动，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破坏国防建设事业，破坏抗美援朝破坏人民生产建设。

“他们有计划地向共产党内部，向人民政府内部，向人民解放军内部，特别是向财政经济机关内部派遣和安置他们的经济坐探，如象吸血管一样插在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内，肆无忌惮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种种破坏活动。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已，投机取巧，寡廉鲜耻的恶劣本质便完全暴露出来了。”

陈毅声色俱厉：“应该承认上海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进行的破坏是五毒具全，是毒气重天，其猖狂进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有他一套办法，也已走上破坏共同纲领的严重地步，这也是合乎事实的。上海不法资产阶级向中国共产党、向工人阶级、向人民政府的猖狂进攻，较之全国其他各地的资产阶级是更有组织、有计划、进攻技术更高明，其恶毒程度也最大，其猖狂进攻居全国资产阶级的首位……”

所有的工人群众和领导干部都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中心，那种早已潜存在工人身上的不满，此刻有了共产党的撑腰，便如火山般喷发出来。

资本家如火烧身，坐卧不安，一种末日就要来临的感觉笼罩了他们的全身。

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料，某些不法分子也的确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上海大康药房不法资本家王康年，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向 25个国家机关的 65 名工作人员大肆行贿，骗取国家订货，正是他把大量的过期药品卖给了人民志愿军战士，也是他扣住前线急需的青霉素和磺胺类药迟迟不发，增加了战士的死亡。

王康年当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被宣判死刑，并立刻执行。

“三反”“五反”结果惊人，仅在上海，资产阶级具结违法所得总额竟达 7.5 万亿元左右；行贿国家干部的总额达 1200 余亿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达 997 件，上海市各机关共查处了 18895 件受贿案件。

在天津，资本家具结违法所得总额达 4000 亿元左右，违法工商业户受到罚款共 1 万户。

在太原，仅据 19 户五金行不完全统计，即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317 次，国家和人民财产直接遭受 200 多亿元的损失。

行贿问题是毛泽东较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恰恰是他早就指出的“糖衣炮弹”。

按说，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 1.3 万多户有向国家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行贿行为。约占工商户总数的 8.26%，其中行贿 1 亿元以上者就达 169 户。

行贿者既如此之多，当政者犯了难：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的 1/4，打击面又太宽了。所以“情节轻微者除外”这句话在此时也就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北京市在最后处理这类问题时，则将行贿 100 万元以下的 8700 多户免予罚款。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回马枪把不法资本家杀得丢盔弃甲、奄奄待毙。

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每次运动最后都要过激一样，这次运动也未能幸免。

许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不劳而获”的刻骨仇恨压抑得太久，一旦有了缺口，复仇的火焰便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

奇怪的是，当时的人抛弃了理性，为一时的激情所左右，竟把少数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扩大为“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学习》 杂志甚至喊出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的口号，也有人堂而皇之的要“火烧工商界，打倒民进会！”

只有激愤，没有理性；只强调斗争，忽视团结。……扩大打击面搞逼供信；错捕错判，搞肉体政治惩罚的同时，又罚款，没收财产。加工订货标准要求无限制地从“高”从“严”，误期又给予重罚……

资本家没有了积极性，有的只是惶恐和不安。于是，在“五反”运动的后期，出现了共产党绝不愿看到的局面：生产减缩，市场萧条，企业倒闭，劳资关系动荡，失业人数剧增，后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仅一个月时间内，新增加失业工人 7.7 万多人，总的失业人数达到 16.7 万余人。

“五反”运动已露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无理智群众运动的端倪。

让我们把时针往反方向拨上 5 年。

1949 年 4 月 1 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

会上，毛泽东见到了他的老乡、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参谋长的刘斐先生。

“毛先生会打麻将吗？”刘斐问。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回答。

“先生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和平’？”

“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刘斐先生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又反过来问他：

“刘先生，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

刘斐道：“100 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这固然是祖国分裂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后，派系繁多，战争连绵，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权，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

毛泽东笑了：“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爱国，我们就同他团结。有一技之长者，我们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刘斐为他这个老乡的雄胆伟略所折服：“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其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不同场合都多次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平相处的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

1950 年 6 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那么，实行民族资本国有化需要多长时间呢！毛泽东心中有数，至少需要10 年至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经济现状的客观分析上而做出的党的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即使在取得辉煌成就的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总体水平也只相当于使国民党自豪的 1936 年“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没有能力制造汽车、拖拉机和重型机器，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哪怕你跑得怎样快，总还要 10 年 20 年”。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首次论述了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计划地展开。到 1954 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户数达到 1700 多户，职工 53 万多人。

资本家来不及发牢骚，一场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赎买”国家资本主义。

——本文系《1950 年代：中国“公私合营”热潮》之四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 历史好书 60 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