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个性对儒家发展的影响（儒学文献孟子思想的三个方面）

儒学文献——孟子思想的三个方面

《孟子》七篇不只是述仲尼之意。牟宗三先生说：“内圣一面的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之传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展开者。就中以孟子为中心，其器识虽足以笼罩外王，然重点与中点以及其重大贡献，实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心体与性体上》“综论”第4章)《孟子》的思想包含下列三个方面：

一、心性论

孟子的心性论是有开创意义的。他是在“生之谓性”之外，另开了一个新领域。孟子的新理论也不是凭空来的，是根据一个传统来的。这个传统是从谁开始的呢?从孔子。从孔子的哪一个概念开出了新传统呢?孔子点出了“仁”。孔子言“仁”的境界那么高，那是以前没有的。没有人讲“仁”达到孔子那么高的境界。

孟子讲的“性善”是根据孔子所言“仁”讲的。孔子并没有把“仁”说成是性，因为孔子那个时候，人性问题还没有孟子时那么显要。所以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第十三章)但是，孔子认为‘‘仁’’就是人心，如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 孟子就在孔子的基础上证成人性本善，由仁心说人性，心性是一，是良知良能，天生本具，而且进一步证成“尽心知性知天”(见《尽心章句上》第一章)。这就是孟子的心性论。孟子的心性论，对孔子的理论作了很好的解说和发展，形成了儒学自己的理论系统，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

一谈到性，人们立即想到“食色性也”。不错，食色是人之性，但也是其他动物之性呀。我们稍加思索，就不禁要问：这些维持形躯生存的种种欲求，就是人生的全部了吗?人是否只是一个较聪明的动物，永远只受其感性欲求驱使而不能解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孟子举了很多例子来表示义理生命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冲突，由二者的冲突而彰显出人的生命中，有超越于形躯私欲的道德心在，其核心是“每个人都有怜恤别人的心情”。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

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任何人，即使是恶人，良心也会马上呈现。这就说明．每个人天生就有良心…人性善。“心性论”是《孟子》论述的第一个重点。

孔子之前，人们对“命”与“天”已经有较深的认识，到了孔子又创立“仁”，提出“践仁以知天”。到孟子又提出“性”，所谓“践仁尽性以知天”。他们都有所继承，也都有所发展。孟子还即心言性，

又盛言“心”，心之地位自孟子开始正式挺立起来。

二、修养论

“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会成为好人呢?理论上可能，事实上不可能。因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还有受感性欲求所驱使的私欲。私欲极易接受周围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所以，为了克服私欲，恢复本心的纯洁，必须加强修养。“修养论”是《孟子》中论述的第二个重点。

孔子给学者进德修业规定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为人，在仁心的觉醒。仁心虽与生俱来，但需要不断修养。

孟子认为，修养的关键是使受私欲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现出本来的光辉。这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这丢失的本心?关键不在别人，而在自己。要主动自发地自己去寻求。“(人的善性)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样思?要“反求诸己”。‘‘反求诸已“就是要“自省”。自省什么?要反省：往日的过错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什么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你自己会做出许多答案。要知 道，最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在反省过程中，如果良心出来做主 (而不是私欲做主)，你就会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愿是“仁”、“义”。 言孟子由此引出“仁”、“义”的概念。原来，仁义不是别的，不是外来 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愿。人若认清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义；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会合乎仁义，就是道德行为了。这叫做“自得”。“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觉，就是使仁义真正成为自己的性格。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章句下》第十四章)

“自得”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还要面对环境，锻炼自己。对内，随时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对外，要积极面对现实，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一个人如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渐渐地在人格上显出其光辉来，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气概。

我们通常把心性论与修养论合称为内圣之学。在这里，孟子没有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孔孟思想与宋以后的程朱学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

心性论的性善说，通过修养论得到证明。一个人既有仁心的自觉，就不能独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三十章)，进而通向国家、天下，通向文化传统，扩充到“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章句上》第四章)，扩充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章句上》第十三章)。这就是所谓的外王事业的开展与最后完成。

对外王事业的开展，孟子反对功利而主张仁义。《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章，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就为孟子

的政治理论定下了基调。主张仁义的是王政，主张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价值标准在义利之别。孟子始终认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权力统治。梁惠王、齐宣王、兵家、纵横家都曾显赫当时，他们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只是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罢了。

孟子立身于战国时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严，肯定道德的价值，开发文化的理想。他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开展，既是针对时代，同时也继承并发扬了历史传统。

孟子外王理论的针对时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责成梁惠王、齐宣王，以求一统天下，结束乱局；二是力辟杨、墨，驳斥许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于世。前者是政治，后者是文化，合在一起为政治文化的外王学。这是《孟子》论述的第三个重点。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来自人性的内在根据，但也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传统。如尧舜禅让、大禹治水、汤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范。但是，圣王传统至周公而断，于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诗经》蕴涵的褒善贬恶的大义，为外王事业建立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一章)。孟子给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

摘自幺峻洲《孟子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