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为什么没有汉化 契丹汉化道路上的选择困难症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在接触外来文明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矛盾的心理羁绊：一方面大家都很愿意接受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熏陶，另一方面又特别担心自己民族特色会因此丢失。在这种反复纠结过程中，优秀的民族总会最终呈现出一种包容的状态来替代这种纠结。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和我们北宋王朝对立多年的契丹族政权，看看他们民族在汉化与不汉化矛盾中做的选择，不说多大的方面，只来关注一下他们头上的帽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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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汉族一样，契丹人帽子也分三六九等

看过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同学，或许会记得萧峰头上那顶皮草帽，不过这绝不是历史的真相，TVB剧中所有北方民族基本上都带这种东北“刘老根”风格的皮帽……契丹族的帽子实际上丰富多彩得多。

（一）贵族，当然要穿金带银

·君臣共戴：高体金冠

辽建立政权后，也效仿汉王朝以服饰区分社会等级。贵族阶层垄断贵金属，打造出了金冠这种属于契丹社会最高规格的礼冠，而使用它的阶层当然只能为贵族，包括帝王、高级官员等。

不过，天天头上顶着二斤黄金也很累，他们一般是在一些重大场合才佩戴，比如参加国家重大祭祀典礼、喜庆仪式，再比如，作为使者出使自己的“兄弟国”宋朝等等。《辽史·礼志》就记载：“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贺生皇子仪：……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

契丹男性贵族的“金冠”有好几种形制，但主要都以戴“高体金冠”为主，通过其形制、材质、饰件的不同，来区分身份等级差异。如帝王就戴金制冠，公主的驸马等就戴鎏金银制冠，等级稍低的贵族则戴鎏金铜制冠。

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如果穿越了，你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组成这种金冠的金属片的多少，象征着服用者身份和等级的高低，如戴16片金属冠的人，肯定比戴8片金属冠的人地位高。

辽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6片鎏金银冠

我们当然不是空口乱说，考古学家可以作证：位于内蒙通辽的契丹陈国公主墓，就出土了驸马萧绍矩所戴的16片鎏金银制冠。仔细看，这些金片的造型主要是云朵，后面的上片也有莲瓣形的。这和北宋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正旦大朝会……诸国使入，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正相吻合，这就是高体金冠的“最强者”。

·臣僚朝冠：金花毡冠或纱冠

这两种冠帽主要是作为契丹臣僚的朝冠来服用。其中的金花纱冠，颇具汉族和契丹融合的特征。

据《辽史·仪卫志》所载，契丹臣僚的朝冠主要是金花毡冠，即在毡冠上饰以金花，再加一些珠玉、翠毛等作为饰件。其中毡皮，就是典型的老契丹人帽子常用的基本原材料。

这些臣子还会佩戴纱冠，其“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掩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直接承袭了唐朝风格，但金花饰片上又选择了契丹偏爱的图案。这就有意思了，朝臣不仅戴汉唐纱冠，也戴自己民族的毡皮金花冠。

金饰件

（二）一般百姓，从髡发到幅巾

而遍及国家一般百姓的幅巾，则和中原汉族王朝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幅巾是典型的中原头巾，最早在商代时已经出现，最初只是平民戴戴，到东汉末年，达官贵者厌弃冠冕公服，以幅巾为雅，纷纷戴起，如李贺《咏怀》诗：“头上无幅巾，苦糵已染衣。”戴幅巾刹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风尚，延续到明。

契丹与宋朝有着各种接触，随着“打谷草”被掳来的，主动投奔来的汉民越来越多，幅巾自然也在北境之国流行起来。看众多的辽墓壁画，裹巾的侍者很多。主要可分为这三种式样：头顶交角、脑后系缚的“四带巾”；头顶束裹起各种造型的宋制“浑裹”；还有一种头顶裹成半圆，后垂两脚的“垂角巾”。

从左往右依次为：“四带巾”、“浑裹”、“垂角巾”

但是有学者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和服饰特点分析，这些戴幅巾者皆为汉人侍从，契丹侍从早期基本都是髡发或戴一种无檐圆顶黑帽。说明在流传初期，契丹人心中的“夷夏之防”还是很重的。

辽墓壁画中的“髡发”契丹人和“戴巾子”的汉人侍者

值得一提的是，辽兴宗时，契丹贵族阶层也开始广戴头巾，尤其是“垂角巾”，后来甚至直接被宋人视为契丹人帽子的标志。《辽史》中就多次记载贵族以幅巾作为公服和田猎的头衣；五代及北宋时期的画中也多有类似“垂角巾”出现。

二、在汉化和民族化之间摇摆不定的契丹

刚才提到了契丹各个阶层的帽子，他们的由来、形制，其实都体现着汉族文化的影响，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坚持。在这种是“南风压倒北风”，还是“北方压倒南风”的关头，契丹统治者其实也是很摇摆不定的。

关于这种摇摆，我们继续举上面介绍的头巾为例。幅巾在契丹的盛行就一波三折。辽代契丹平民与汉族平民，对头上巾帻的使用可以说大相径庭。

汉族人对头巾特别重视，将它视为华夏礼仪最重要的一部分。商周开始，男子一到20岁，就要行加冠礼，礼毕后根据各人身份选择首服：士以上可以戴冠，一般的平民百姓可以裹头巾，同样士兵也要先裹头巾，再戴头盔。如果你将一个汉人男子的头巾摘了，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遇到暴脾气，可能会引发流血事件的。

汉人幅巾

再看契丹的辽，契丹人最初并不戴头巾，我们仔细看了早期辽墓壁画里的契丹侍从，他们大多是髡发露顶的，只有极少数的侍从在备饮烹饪的时候会戴一种很像瓜皮帽的无檐圆顶小黑帽，可能是怕在烹饪过程中有头发掉进食物中？

沈从文先生解释了这种现象：

“耶律氏在东北建立辽政权后，……契丹人和其他从属部落的人民，除了有一定官职身份可戴巾子，此外即身为富豪也只能髡发露顶，不许随便使用巾子”。

后来，随着两族人民的交融，契丹社会一度非常风靡戴幅巾，甚至传入了宫廷。但是到辽道宗时，他突然下令禁止平民再戴这种汉族玩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史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百姓乃至富豪若想使用幅巾，必须缴纳政府规定的牲畜，为了戴顶头巾，交出去真金白银，怕是愿意的人也不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禁令又很奇怪，他不禁止达官贵人戴，老百姓交了钱也可以戴。这种禁令真的在阻止汉化么？我看未必。

辽墓壁画中的幅巾

不过从这种对帽子的逆潮流的“反动”，我们还是能看出辽王朝对自己民族化消失的恐惧，当然也能看出在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的骄傲的血液。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想，这种摇摆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三、选择困难症背后的原因

（一）契丹汉人同为大辽子民

民族的融合应该是这种纠结的首要原因。辽代建立后，逐步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但是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不可能一刀切，于是实行了并行的二元制。

地域北面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南面则是汉人、渤海人，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为了适应国家内部客观存在的多民族现象，辽的最高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来适应：反复更改国号；实行“一国两制”——“汉制待汉人，国制治契丹”；汉字契丹字并用等等，当然还包括了我们说到的一国两族服。这种双轨制，有效地化解了民族融合中的问题，但也让后人产生了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

（二）被迫面对的天下大势

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天下大势所趋是另一个原因。虽然辽廷已经很客观地面对国家内多民族现象，但是这种努力实际上是主动中又透露着被迫。汉族文明的昌盛强大远超彼时宋国的军事力量，这种软力量让人更加无法抗拒。

契丹建立政权后发现汉人的封建社会架构比起自己的堪称完美，于是全方位开始“抄作业”：君权天赋？好！抄了！三省六部制？好！抄了！汉族的服饰等级制？好！抄了！等等，全抄了岂不是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就改改，汉人不是看见龙是君主的祥瑞么?契丹人就来一个阿保机射黑龙。三省六部，嗯，只在南面推行，北面官制还是契丹体系吧。服饰更好办，比如帽子，形制、饰片保留契丹偏好，下等阶层么，干脆保留草原习俗，别戴帽子了。

库伦辽墓壁画中的男主人和随从们，其中一名随从双手恭敬地捧着男主人的裘皮“风帽”

（三）阶级，财富，决定了思维

辽朝内部的阶级差别，也是这种举棋不定背后的重要原因。辽代建立后，迅速朝封建化过渡，但是草原习俗中的蓄奴制思想却没有被根除，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即使辽人大力推崇佛教和儒家治理国家，但这种植根于社会深层的奴隶制阶级差异思想，却不是那么容易祛除的。

辽统治者们视宫中侍从和百姓为下等阶层，“不是奴隶，就是奴隶”。因此制定了严格的服章等级制度来区分人们高低尊卑——“下等人没资格和贵族穿戴一样，甚至连基本的幅巾，他们都不配戴”。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奴隶主思维？这种思维让契丹在汉化过程中，变得“精分”，贵族可以汉化，百姓不行，商人富了？那也汉化吧……没有了严格的标准，选择困难症自然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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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碧云日暮无书寄，寥落烟中一雁寒。草原上燕云男儿，最终也有停下马蹄的时候。和历代游牧民族一样，当飞骑征伐不再是男儿们的主旋律时，对汉民族文化的渴望就油然而生。这种渴望是对制度的学习，是对文化的借鉴，更为直观的是对服饰的沿袭。然而，不同民族的融合总是充满了艰辛和摇摆，契丹人在汉化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人之常情。“民族的是最好的”这种观念，其实早就埋在每个民族人们的心里了，只是面对似乎更精彩的东西，有那么点摇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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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包铭新：《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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