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后期的中心人物是（霸占清代文坛的）

姚鼐书法

“桐城派”独占清代文坛二百余，为中国文学史所独见。这一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桐城派的思想主张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方苞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方苞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就是我们熟悉的六个字：义理、考据、词章。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同时，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要求。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这种语言上的追求，无形中割裂了不同的阶层，所以后来倡导平民白话，必然与“桐城派”发生激烈的冲突。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梁启超有一段分析，他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这一主张，必然与汉学发生冲突。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这一特点特点，与科举之间形成了利害关系。

“桐城派”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桐城派要求泾渭分明，散文是散文，骈文是骈文，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就像我们看网络文章，一会书面语言，一会口头语言，一会外文，一会表情符。“桐城派”在风格上，是相当苛严的。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桐城派”：“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来说的，实际上“桐城派”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桐城派”的影响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桐城派”的“义法”理论，能为“科举之文”所利用，不能真的认为“桐城派”是纯文艺性的，稍作处理也就可以用来应付科举，这恰是“桐城派”生命力所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桐城派”又矫正了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在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桐城文派的作家，籍贯几乎分布全国，以江南省（安徽、江苏）居多，广西、河北、湖南、福建等地也盛极一时，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南、贵州等地都有。如广西即有“岭西五家”：永福吕璜、临桂朱琦、平南彭昱尧、临桂龙启瑞、马平王拯。“姚门四杰”中，梅曾亮、管同，都是江苏南京人。“曾门四弟子”中，张裕钊，湖北鄂州人；薛福成，江苏无锡人；黎庶昌，贵州遵义人。

桐城文与桐城人也是需要区别的，清代最著名的桐城人，是张英、张廷玉父子，民间称其为“父子宰相”。但张英、张廷玉的文章，恰恰不能归入“桐城文派”。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以清初的社会背景看，没有桐城文派，也会有类似的其他文派出现。“桐城派”的产生，前提就是这种文派的文学主张，必须符合统治者的文化导向，具有实用价值，为官方和社会同时肯定。否则，难以兴盛。

“桐城派”是以“古文”写作为主的一种艺术流派，对“桐城派”的认识也不能局限于文派本身。桐城还有“学派”与“诗派”，三者互相影响。“学派”强于文派，主要人物方以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桐城文派”在学术思想方面，很受方学渐一方以智的影响。前面我们讲，“桐城派”文与诗泾渭分明，方苞不作诗，但刘大櫆、姚鼐则把古文之抑扬顿宕技法，用入诗中，成为“诗派”的特色之一。同时，又把诗歌的美引人文中，使散文诗化，这又成为“桐城文”的艺术特色之一。三派相互影响，然又非完全一样。

“桐城派”的命名，是地方文化兴盛的重要表现，但也存在不同看法。如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即因方苞文中把“桐城”写作“吾桐”或“桐”加以鄙弃，认为“不足观”。其理由是，当时各省中以“桐”为县名的很多，如“桐庐”、“桐乡”等等，共有五县，仅称一“桐”字，那怎能知是“桐城”呢？但是，方苞写的是文艺性散文，且作者是桐城人，他文中的“桐”自不会被人误解为“桐庐”、“桐乡”，事实上，桐城古代也称“桐乡”，宋代张孝祥词中的“桐乡”，其实就指安徽桐城，不是浙江的桐乡。

张孝祥是南宋状元，考中状元后，全家人吓得半死，因为这一年的状元，普遍认为是秦桧的孙子秦埙(xūn)，但秦埙只考了个探花，第三名。秦桧如果报复，张家又有把柄。张孝祥当时没有成婚，但与桐城少女李氏同居，还有个私生子。张家没办法，便将李氏与儿子送回了桐城老家。张孝祥与李氏很有感情，时常填词，有一首《念奴娇》：

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默想音容，遥怜儿女，独立衡皋暮。桐乡君子，念予憔悴如许。

君子，李氏，浮山人；桐乡，就是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