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错误之处（还有多少要澄清的误解）

作者｜彼得·J.伯特克（Peter J. Boettke）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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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F. A. Hayek）是社会与政策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引火烧身式的人物。他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一起，经常受到批评，被为新自由主义阴谋的设计者，这个阴谋以某种方式劫持了二十世纪，并制造了困扰二十一世纪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我将无法在本书中解决这些解释性的议题。

如果你期望努力反击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或科里·罗宾（Corey Robin）以及他们试图丑化哈耶克及其研究，那么本书就适宜阅读了。其中两个原因。首先，我认为纳奥米·克莱因和科里·罗宾的著作对认真研读哈耶克作品的人来说其实并不构成挑战；相反，它们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磨刀霍霍的人的胡思乱想，这些人吸引了那些已经相信他们的人。

我想避免整个 "知识分子 "事业。

如果你想阅读那些在丑化哈耶克的研究方面，发现哈耶克的著作和行为存在严重缺陷的正统学术内容，我反倒推荐安德鲁·法兰特（Andrew Farrant）和爱德华·麦克菲尔（Edward McPhail）的作品。

如果要对哈耶克进行更富同情心的讨论，我会推荐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和莱昂尼达斯·蒙特斯（Leonidas Montes ）的作品。

其次，我在本书中的目的不是为哈耶克这个人辩护，而是讨论哈耶克思想的演变。在这方面，我认为对哈耶克，他与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组织活动，以及他与皮诺切特、里根或撒切尔等政治人物的所谓关系的扩展讨论，除了与哈耶克思想演变的焦点有关之外，与我的目的完全没有关系。

哈耶克，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他在职业生涯早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推入公众视野，然后在职业生涯中期再次被推入公众视野，最后在职业生涯末期出现了长时间的失误，当时知识精英和公众对他的言论已普遍不感兴趣。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论战，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各种社会主义者辩论，总体上，他在与一股他难以完全把握的知识界的时代思潮（zeitgeist）斗争。

哈耶克这个人在试图理解这一切时，表现出与所有有血有肉的人一样的困惑和挫折。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他说过和做过一些事情，我相信，事后他可能会后悔。

毫无疑问，他对撒切尔的英国或皮诺切特的智利的情况所做的一些评论，可以说正是这类言论。但是，他与那些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的关系最多也是遥远的，因为哈耶克从来不是任何当权者的政治顾问。他总是一个试图从外部对掌权者说出真相的具有批判思维的学者。虽然我无意为哈耶克这个人辩护，但我仍然要问——正如米歇尔·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中所指正的那样——在哈耶克的那些所谓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进行论证的文本中，有什么是会使独裁政权成为可能的呢？

希望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对“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阐述，是作为一场必要对话的充分开端的，这场对话关乎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方案的性质和意义。

哈耶克这个人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无人道的情形，对他的伦敦经济学院同事们对于1930年代德国的发展缺乏了解感到沮丧。因此，他最关心的是经济生活的制度环境，以及这种制度环境如何被不受限制的政府（无论是否民主）所破坏。哈耶克对“哈耶克式自由主义”的阐述是不完整的，因此，哈耶克式论证需要不断推进，以实现对自由的人民的政治秩序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更好理解：一个既不表现出歧视也不表现出统治的政治秩序。哈耶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革命者，但严格来说是在智识意义上，而不是在政治意义上。

不幸的是，哈耶克在两个方面遭遇了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命运。由于时代的智识偏见，他被敌人误解，被朋友错误地占有。在实际政策领域，这意味着他的书，如《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法》并没有人读，而是被展示出来。他的论点没有得到论辩，而是沦为口号。在方法论和分析方法方面，哈耶克那些大胆的思想要么被错误地翻译成当时人们喜欢的语言——他试图让人们摆脱这种语言——要么被完全摒弃为不可理解的观点或已被科学超越的早期时代的遗迹。我最近在《经济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米塞斯是十九世纪的成熟思想家，哈耶克是二十一世纪的成熟思想家，但在这两种情形下，二十世纪并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关于方法论、分析方法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我们研究关于认识论制度主义（epistemic institutionalism）的哈耶克式思想的演变，并试图顺便澄清对哈耶克论点的各种误解时，这篇文章将会被反复强调。

因此，抛开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误解后，主要的科学误解是：

1. 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原子化的行动者。

2. 哈耶克认为价格体系是完全有效的。

3. 哈耶克绝对地反对政府行为。

4.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了走向极权主义的滑向深渊论。

5. 哈耶克认为某物是自发秩序的产物，是对该秩序在规范层面的认可。

6. 哈耶克对理论模型和统计检测的抵制是基于旧式的方法论思想，这导致了教条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科学进步。

7.哈耶克在其职业生涯后期提出的关于群体选择的进化论点，是对其早期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放弃。

8. 哈耶克关于货币理论和价格体系的思想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发生过变化。

9. 哈耶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被凯恩斯彻底击败，在市场社会主义方面被兰格-勒纳（ Lange-Lerner）击败。

10. 哈耶克在《资本的纯粹理论》出版后实际上放弃了经济学，退而研究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和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

我希望在本书中逐一反驳这十种说法。我将审慎而明断地引用哈耶克的作品，这些引文对以上每一种说法都提出了挑战，因此读者就可以看到，那些误解是努力将一个不容易描绘的思想家主观地分类的产物。然而，它们并不是接下来几章的重点话题，但它们都将在我提出的材料中受到挑战。我真诚地想证明，哈耶克的思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历经批判而得以完善，还想证明在他作为经济理论家、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者和社会哲学家的身份中，他的那些得以完善的思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

哈耶克并没有为了逃避被视为智识上的挫败而转移研究主题和领域。相反，他试图加深我们对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经济问题的性质，以及对真正自由秩序的要求的理解。

他在二十岁前后时就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直到九十多岁还是经济学家，但为了恰当地将他的知识创新加诸经济学中，他必须将这些思想置于各种知识和制度背景中——这与带给他很多激励的那些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并无不同。

他的技术经济学撞上了（bumped into）他的政治经济学，他的政治经济学又撞上了他更广泛的社会哲学，而这种社会哲学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对技术经济学的理解。正如哈耶克自己所说，"经济理论的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而这种秩序利用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集中在任何单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分散在成千上万人不同个体的头脑中。"但是，"只有通过重新审视“法律下的自由”这一久已存在的概念——也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以及重新审视这一概念所引起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谈论已久的自发秩序的性质达到了现在看来还算清晰的认识。"

卡伦·沃恩（Karen Vaughn）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 "哈耶克的隐性经济学 "（Hayek’s Implicit Economics）的论文，她试图阐明在她后来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潜在经济学。本书与这种精神完全一致。此外，它还要求读者认真思考 "哈耶克的隐性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它们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出其最具技术性的经济理论时，为其提供了制度背景。哈耶克的职业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有所不同，再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又发生了变化。通过在这样的职业生涯的隐性背景和显性的分析前景之间来回穿梭，隐性的部分也将变得显性化，并且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实践中，成为某种全新的事物的构成要素。

就历史事实而言，哈耶克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从1930年至1950年间，尽管1950年后仍有持续的发展，而奠基性的发展是在1920年代。但对于我所认为的关键时期，人们必须永远记住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的警告："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他想处理这一时期伦敦与剑桥之间的关系......任何他可能想做的概括都必须符合一些相当复杂的事实，如果他们不严重歪曲那种情况的话"。其实，这些时代的争论是纷乱的，也强化了哈耶克的思考。它们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期间，以及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政治危机期间，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换句话说，这些争端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活动。

为了将事情放在历史脉络中，看一些图表和数据是很有用的，这些图表和数据可能会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了解一个经济和社会思想者，在哈耶克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者的重要形成时期，所面对的日常世界。哈耶克一生中的变化是可以说是重大的。

图1说明了德国、英国和美国20年的失业率，每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大萧条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也不能解决那种经济状况，而该经济状况正是哈耶克构建其经济思想的历史背景。

图2旨在大致说明哈耶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工作过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奥地利（1920年代）、英国（30-40年代）、美国（50年代）和德国（60-80年代）。

在这些国家和同一时期，图3说明了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二战后，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而且，关键是要始终牢记，如图4所示的那种惨无人道的灾难，它们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得不处理的议题。为了理解这一点，可以看看一战、苏联、纳粹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死亡人数。

图1 三个国家的失业率

图2 人均实际GDP

图3 政府开支占GDP比重

图4 死亡人数

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科学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得到了发展。这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辩论的产生，是为了理解导致如下情形的起因：大萧条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主义计划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一个人道的公民社会秩序的未来。正如哈耶克在1940年6月21日写给他的好朋友弗里茨·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的信中所说，他正在进行的《理性的滥用和衰落》（The Abuse and Decline of Reason ）的工作对当时的主流智慧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挑战，根据他的判断，这是 "我为人类的未来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抽象的学术讨论，而是在非常根本的意义上弭平了存在于高深理论和政策实践之间的沟壑。学术研究的前沿意在解决公共政策的迫切需求，因为其利害关系涉及西方文明本身。这些论争是根本性的，但也是个人化的，而且是非常精简的了。

为了举例说明人们从如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这样熟练的评论家那里得到的类似印象，请看这个总结性的论断：哈耶克在《通论》出版后没有与凯恩斯接触，因为 "哈耶克不想让自己再次受到凯恩斯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结果，到30年代后期，他成了 "凯恩斯主义革命展开时的旁观者" 。甚至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最亲密的同事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公开否认他在知识层面与奥地利学派的民密切关系，认为他的麻烦纯粹是知识方面的。他 "已经成为理论建构的奴隶，这些理论建构即使在逻辑一致性方面不是本质上无效的，但也不适合当时的整体情况，当时的情况已经发展，因而误导了我的判断"。罗宾斯将以一种非常惊人的形式阐述他的思想变化，他认为：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一理论中有很多内容可以解释有可能一代人经历的繁荣和危机。但是，作为对3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我现在认为它具有误导性。不管1929年以前的繁荣的遗传因素是什么，它们的后遗症，也就是由错误预期促成的不当投资，完全被巨大的通货紧缩力量所淹没，而这种力量扫除了在某一情形下的所有稳定因素。此种情形本来可以用我的术语提供一个解释框架。理论相对于事实是不充足的。这种方法作为政策指导也不够。面对当时冰冷的通货紧缩，认为最重要的是取消错误的投资，同时通过增进储蓄和减少消费压力来放松资本市场的想法，是完全不恰当的。以我当时认为有效的方式对待后续的发展，就像拒绝给掉进冰冷池塘的醉汉提供毯子和兴奋剂一样不合适，因为他起初的问题是过热。

这使罗宾斯得出结论认为："我将永远把我与凯恩斯争论中的这方面视为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而我后来写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部分是为了对这种态度做辩解，我愿意看到这一态度被遗忘"。

有趣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罗宾斯对《经济计划与国际秩序》（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的类似的公开放弃。但更重要的是，他对贸易周期的货币理论的反驳，并不是一种逻辑性驳斥，像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是 "糊涂的"那样。正如罗宾斯自己所说，他从未反驳过哈耶克的理论本身，只是反驳了其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用性，即19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我们对罗宾斯的立场的理解，最好是将其作为一个应用问题，一个政策实用问题来对待。

罗宾斯和哈耶克在1930年代代表了一个强大的研究和教育团队。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都深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特别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正如达伦多夫（Dahrendorf）在其《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1895-1995》（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895–1995）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试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学和学术中发展出一种国际特色，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为特色。教学大纲和研讨会，以及源源不断的访客，反映了这一点。在大多数历史中，人们将此追溯到哈耶克到来之后，但事实是，罗宾斯是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学生，受到米塞斯的影响，从1920年代中期就认识米塞斯本人，并与他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事实上，米塞斯曾多次访问伦敦经济学院，也在欧洲的经济学家会议上与罗宾斯交流过。这些思想的影响不仅限于罗宾斯和哈耶克，而是渗透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该系的知识氛围中。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W.H.赫特（W. H. Hutt）、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和G.L.S.沙克尔（G. L. S. Shackle）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这些思想的各种碎片，并在他们作为教师和学者的职业生涯中对它们加以发展。

对哈耶克思想的误解，导致人们不能看到19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流派，而这些流派的基础是来自奥地利学派及其英国同行，如威克斯蒂德（Wicksteed）或美国同行，如奈特（Knight）的混合学术传统。例如，在达伦多夫的《LSE》中，他实际上将哈耶克描述为 一个"经典的'非社会的'（a-social）个人主义者"，这种立场只有在人们从未深入阅读过哈耶克，而只是读了与他有关的口号，如撒切尔夫人的 "没有社会这回事 "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真正持有。仔细阅读哈耶克（还有撒切尔夫人）就会发现，他远不是一个完全支持原子化的思想家。他的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理论不仅对他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至关重要，而且也与其方法论上的原子论不一致。

希望这能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我将如何推进论述，以及我心中的目的是什么。一旦我们把哈耶克对认识论制度主义的强调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反对凯恩斯、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者和反对科学中的哲学运动的争论所做回应的重大理论发展，那么哈耶克职业生涯的展现就会变得格外鲜明。他提出的问题，他提供的答案，以及最重要的是，哈耶克研究计划的持续承诺和相关性将得到更好的理解。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必须面对的协调问题。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通过时间来探索和学习的竞争性企业家市场过程中发现的。但这一探索和学习过程的有效性，是制度框架的函数，而经济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逐渐发生。指导和约束决策所需的知识在制度层面上是偶然的——除非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否则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最终意味着什么，希望这将是我们在以下各章中展开的内容，我们将讨论以下内容：

使用资本的经济的性质；

货币在这种经济中的作用；

利率在时际协调中的作用；

价格如何指导生产；

产权的作用；

为什么社会主义规划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知识问题；

追求社会主义经济规划的政治后果；

为何政治中的法治和普遍性规范，为讨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和社会的适当制度基础设施提供了背景；

以及一个既不表现出歧视也不表现出统治的政治秩序会是什么样子，它是否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具有希望。

我相信，这种方法是向新一代传达哈耶克的思想能够提供什么的最好方式。我们必须首先澄清这些思想，然后消除其中一些最糟糕的误解，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些思想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有什么演化潜能。

—End—

本文英文原文选编自

F. A. Hayek：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Philosophy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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