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和匈奴（这话最早是匈奴说的）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是汉武帝的大舅哥李广利投降匈奴的第二年，这一年，匈奴的单于给汉王朝写来了封信，《汉书·匈奴传》记载如下：

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这中间有两个地方不太好理解，颜师古注曰：“闿，读与开同。”糱酒：“以糱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曲酒。这时候，匈奴人已经被汉朝打得多少有些不行了，但他们说话还很牛气，向汉朝要贸易、要老婆、要美酒、要粮食、要丝绸……只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他们就能与汉朝和平共处。除此之外，人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信息：匈奴人是以“胡”自居的，胡在他们的心里不但没有任何贬义，还是“天之骄子”的意思。

骄子就是老天爷的宠儿。匈奴人“不为小礼以自烦”，不把中原的礼仪和规矩放在眼里，但他们说的这4个字还是被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了——今天，人们为“天之骄子”赋予了特别含义：指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改变人类传统的认知，在精神思想和信仰都有划时代意义；或直接为人类在和平 、生活科技、 健康幸福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

多么有意思的胡啊！当今天的二胡响起，在历史的视野里，走来的还有三胡，它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略早于匈奴的三个民族——东胡、楼烦和林胡。民族的说法其实是后来甚至近现代的概念，东胡、楼烦和林胡这种胡，其实是按地域划出来的三种人：东胡是那时候的东北人，是包羲太昊伏羲后裔东夷北迁后与当地人融合后的称谓；楼烦和林胡的生活区域要比东胡正北一些，大约位于今天内蒙古这一带的北方区域。

楼烦是北狄的一支，约在春秋之际建国，其疆域大致在今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岢岚、宁武一带，这群人在历史上为中国留下了一个时长数千年的地名——楼烦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娄烦县），虽然“楼烦”在明末清初被误写成了“娄烦”，但依旧是那个地方、那个名字。林胡很好理解，他们就是生活在林区的胡人，又称林人，活动地区正是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包括今伊金霍洛旗、东胜区和准格尔旗及东越黄河到晋北山地森林区。

这三胡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像乐器一样地响起，这声音就是家喻户晓的胡服骑射，是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无论今天的人们怎么理解，这都是一个中原民族向边地少数民族学习的过程，最直接的结果是，除了让当时中原的军队增强了战斗力，还有，把我们的穿着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骑射”很明白，不难理解。“胡服”是古代诸夏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的服装的总称，即塞外民族西戎和东胡的服装，与当时中原地区宽大博带式的汉族服饰，有较大差异。后亦泛称汉人服饰以外的外族服装。胡服一般多穿贴身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活动便利。古代常见胡服有圆领袍、曳撒、高腰襦裙等服饰。它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是裤子，我们今天穿的裤子大约就是来自那个时候，最先只是为了便于上马射击，这一简便就是两千多年，我们穿裤子的时候实际上穿起的还有那段历史。

三胡之后，历史上出现了五胡。三胡或者与五胡没什么直接关联，但那也是一段胡人成“气候”的岁月——彼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入侵中原，纷纷建立政权。所以，这一时期习惯上又被称作“五胡十六国”。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说，这时候，中原的人们对胡人表现得有些不友好了。出现了类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说法，在敌我矛盾中，胡人的称谓明显有了蔑视、轻侮的意思。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其实，胡，并非对游牧民族的蔑称。它只是对游牧民族一种称谓。后来则变成对居住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外族或外国人的一种泛称。“《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江统《徙戎论》）。诸夏即是中原，胡人的概念也是基于中原的视角提出的，其中并没有掺杂感情色彩。更近一步地说，“胡”在北亚民族语言中就是“人”的意思。胡人，原指中原长城以北的游牧族群，后来，胡人一词则被用来作为对北方和西方的外族人的泛称。

知道了这点，甚至会有那么一些更加触摸到幸福的意味，比方说，我们吃胡麻、胡饼、胡瓜，以及睡胡床，提味时，还可以加点胡料，比如胡椒；浪漫时还可以来点胡乐，比如胡琴；要让它更实惠一些，还可以来点胡舞锻炼身体，身体好，吃什么都香！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据说，李白的这首诗应该是夜晚坐在门外的小马扎上或者胡床上写的，他感月思乡，如果是睡在室内，且不说古代的窗户小且不能透光，就是抬头和低头的动作也讲不通。这胡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折叠行军床，没当过兵的朋友也不一定没见过，当下医院的陪护用床，大多采取的就是这种。胡床——人床——多么美妙！

如此一说，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分明都在享受着民族融合成果，都是老天爷的宠儿啊！（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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