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感性的本质（感性与理性的历史对话）

这是一个先锋的年代，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年代。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的东方也正在上演一场火花四溅的思想盛宴。在这之后的2000多年时光里，再也没出现过思想和文化如此灿烂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繁荣，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唐宋时期的文化盛世，以及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思想和文化的活跃，大部分发生在两种时期，一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二是社会动荡、前路迷茫的年代。

第一种时期以唐宋为典型代表，确切地说是盛唐、中唐和北宋。盛唐自不必说，唐中期虽然发生“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但毕竟没有伤害其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因此不久便又出现了“元和中兴”。宋朝在“靖康之难”前的北宋时期，经济发达水平居于当时世界之首，同时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也处于历朝历代的顶点。也由此，“唐宋八大家”均出自“安史之乱”后的唐中期以及北宋时期，印证了那个年代思想和文化的昌盛。

第二种时期以近代中国为典型代表。当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的有志青年想为国家寻找出路。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即便如此，就文化和思想的多元性来说，这两次思想大繁荣仍无法与“百家争鸣”相提并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征明显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政治因素，春秋战国是在表面处于周朝统治下的诸侯割据时期，战国时期各方诸侯争霸，无论是什么思想，于强国有益便会得到采纳，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比较开放的年代。

其次是经济因素，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科学技术的首次革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经济得到大幅提升，因而出现了有钱有闲的士阶层，有大把时间可以潜心研究思想理论。同时，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文化娱乐设施的完善，人际交互变得更为频繁，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土壤。

再次是价值观因素，先秦时代社会并未形成比较统一的价值观，“分封制”让周朝礼制的根基变得并不牢固，比如当时秦国和楚国仍被其他国家视作蛮夷。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周朝所称的“中国”只是字面意义的“中原之国”，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中国”概念。而秦始皇身后的2000多年中，纵使再有分裂和外侵，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中国”始终没有被动摇过，因此文化和思想得以朝着某个比较确定的方向聚焦，而不像春秋战国时期这么发散。

最后是社会因素，延续了近1500年的奴隶制伴随西周灭亡而一同消亡，转而进入了封建制社会，也即是东周和春秋时代的开端。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赋予了国民相对平等的人权，平民也有机会通过读书实现阶层的跨越，为文化和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治环境的复杂，经济技术的爆发，文化价值观的多元，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造就了这个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百家争鸣”的格局。

01.科学理性的首次尝试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天才发明家，他是完成“小孔成像”实验的全球第一人，他发现光在同一介质里沿直线传播，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科技理性，形成了墨家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墨子起初曾求学于儒家，是孔子的信徒，但后来他认为儒家太多繁文缛节、华而不实，便又开始反对儒家。之后，他自立门户并抨击暴政，“兼爱”、“非攻”成为墨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获得了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的狂热追随。墨家纪律森严，信众有如孤行僧一般修炼。

当时人类已进入类机械化时代，大型攻城器械在战场上得以应用，士兵数量已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由此带来的反而是相较过去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公元前440年的夏天，楚国欲发兵攻打宋国，得知此消息后，墨子一面派三百墨家弟子救援宋国，一面则即刻入楚游说楚王息兵。

墨子走了十天终于到达楚国，但楚王志在必行，因为他已有攻城利器“云梯”，制造者便是当时与墨子齐名的工业巨匠——鲁班。但墨子称已有破解之法，且提议当场模拟攻守战阵，因此楚王庭中上演了一场九个回合的纸上谈兵，最终鲁班败阵，楚王因此放弃攻宋。

以天下为己任，且不计个人得失，是墨家秉持的精神。墨家的科技理性让他们可以跳出世俗的框架，去关注全人类的福祉，但“兼爱”的主张在战乱年代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因此Love&Peace并没有阻止战国时代的如约而至。

02.“仁者无敌”的矢志不渝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儒家注定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孔子的理想没有完成，但他并不缺少追随者，“亚圣”孟子同样使用了周游列国的方式，发扬儒家学说。

孟子生活的年代，战国七雄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孟子曾两度传道于齐国，一次是齐威王时期，另一次是齐宣王时期。相比孔子，孟子是幸运的，他在齐国受到了齐王的礼遇，在稷下学宫享上大夫俸禄，无需工作、只谈国事。

稷下学宫里天天都在争论治国和做人的方法，孟子迅速成为了学宫第一辩手，当时儒家最大的对手是墨家和道家（或许还有蛰伏中的法家），对这两家孟子也是不吝批判。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

PS. “杨”指“杨朱学派”，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他们承袭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提出通过个体的自我完善已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其“贵我”和“全我”的观点，对之后的庄子很有启发。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虽弥足珍贵却不合时宜，齐威王并不心动，孟子因此结束了他的首次齐国之旅。孟子二次入齐，依然受到齐国的尊待，齐宣王甚为推崇孟子的仁政主张，但却认为他的“民贵君轻、仁者无敌”不切合当下的实际。

“仁义礼智信”与那个破碎的年代渐行渐远，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儒家学说可能更适合稳定统一且可着眼于长远的年代，但似乎并不适合只争朝夕的战乱年代。

公元前289年，郁郁不得志的孟子在愤懑中去世。

孟子与孔子都推崇“仁”，但孟子的“民贵君轻”与孔子的“君君臣臣”，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孟子主张的“君不肖，则易之”，是孔子万万不可能认同的。但是，“非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孟子和孔子是一样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语》和《孟子》成就了被后世奉为圭臬的“孔孟之道”，同时孟子还为君子之道多加了一些坚忍的元素，“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03.“相忘于江湖”的不拘绳墨

一个宋国青年有一天做了一个白日梦，他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却发现还是自己，恍惚之间他想，到底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人和自然的关系让这个年轻人顿生感悟，或许人和自然本应是一体的，是各种世俗制度束缚了人的天性，人应当顺其自然本性发展，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个青年便是庄子，道家的集大成者，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哲学家。庄子本是楚国贵族，庄家因楚国动乱而迁至宋国，因此庄子出生于宋国蒙地。庄子尝为宋国漆园吏，但他无意于政治，期间他谢绝了楚庄王的聘相之请（政治才能得到认可），宋康王政变后他便放弃从政，从此信马游疆于山水之间。

庄子在宋国时与后为魏相的惠施结为至交。庄子去魏国看望老朋友，惠施却以为庄子是来跟他争夺相位的，庄周便用了鹓鶵与鸱的故事来讥讽他，让惠施为自己的狭隘而感到无地自容。他俩还曾发生著名的“濠梁之辩”，最终庄子以玩文字游戏而侥幸胜出。惠施死后，庄子在其墓前讲述“运斤如风”的故事，抒发失去老对手亦是老朋友的感慨。庄子就是这么地率真和洒脱。

庄子是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同时性情豪放不羁，因此写下了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大作《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酷爱水和鱼。庄子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主张人们有时不妨放弃执着而以全新的自我去迎接世界。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内篇·大宗师》

PS. 《庄子》又名《南华经》，并非庄子一人所著，是后人在其理论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庄子秉持老子的“道法自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所以他极力反对儒家的“克己复礼”，但是他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又恰巧成为了后世儒家对于君子的最高标准。无怪乎最后儒和道慢慢走到了一起，进则儒、退则道，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

04.边缘理论的华丽逆袭

虽然儒、道、墨是当时社会的三大主流思想，但本质上他们无法帮助诸侯迅速提升国力，当时的国君要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的道德枷锁。所以，法家、兵家、纵横家反而成了诸侯之间的主流思想。

相比于“仁义”，法家的“法术势”更有利于富国强兵，巩固中央集权；相比于“兼爱”，国君明显更喜欢可助其攻城略地的兵家理论，他们醉心于以寡胜多、以弱胜强的狂喜；而相比于“无为而治”，他们更需要纵横捭阖的纵横家，享受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变幻不测。

积极入世的思想最终还是会迎合权力的倾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特征。

到了战国时代，政治舞台的中央就完全让位给了思想上更为务实的法、兵、纵横。纵观战国时期的掌权者，大凡来自这三大思想流派，初期以法家的变法者为典型，中后期则是纵横家和兵家的天下，他们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甚至出现了如苏秦、公孙衍等佩绶多国相印的纵横家。

法家虽然强于制度建设，但却又不近人情，不利于笼络人心；兵家虽然可攻城拔寨，但毕竟不是治国之道，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纵横家毕竟是外交权谋，于国家治理并无直接的作用，没有了混乱复杂的政治关系，也便是昙花一现。

05.结语

其实并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只是合不合适的问题。选择迎合时代的，就要有因时代变迁而被抛弃的心理准备，而选择高于时代的，就要耐得住寂寞，有保持初心的勇气和坚忍。

无论结果如何，也无论时代的选择是什么，面对纷乱的年代和急功近利的国君，感性的坚持和理性的妥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理想和现实有时遥不可及，有时却咫尺之隔，所以放眼未来，同时关注当下，或许才是正确的历史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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