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稿（武昌首义毕其功于一役）

1911年10月10日，这个日子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湖北新军在武昌的首义，彻底埋葬了清王朝和在中国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

共和，走进了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共和”这个词，是国人借用的一个上古名词。公元前841年，是西周时期。那一年，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

这一年也称“共和元年”，而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湖北新军里的革命党

咱们在《清末新军》分专题中曾辟专文介绍了湖北新军，此处就不赘述了，直奔主题。

至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有张彪麾下的第8镇，11247人，和黎元洪麾下的第21混成协，4941人。

在这16000多人中，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中的革命党人占到1/5；第十九标、第四十二标、工程营、炮标和马标占到1/10以上；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标占到1/10。混成协的炮、马两营和辎重、工程两队，也有1/10以上。

也就是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有近2000人。

在其他14000人中，经革命党人做工作，明确表示同情革命的有4000多人。真正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的是“墙头草”。

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清朝廷不是不知道。他们采取的应对和防范措施，和其它省份差不多——调防，以分散其力量。

从1911年7月开始，湖广总督瑞澂就开始将有“苗头”的新军调离武昌。几个月之内，被调到湖北各地和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新军人数占到其总数的一半。

这种形势，就迫使革命党人必须尽快举事，避免力量被进一步分散。可以这么讲，武昌首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清朝廷“逼”出来的。

变起仓促，不得不发

1911年9月23日至24日，革命党人开会商讨了举事及成立军政府的计划。会议决定：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举事，划定了革命党人控制的武汉三镇驻军发难时的进攻目标，确定了军政府主要首脑的人事安排，总理为刘公，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

但不幸的是，由于组织涣散，缺乏严明的纪律，没过几天，革命党将于“八月节”举事的事，就成了武汉三镇街谈巷议的“新闻”。而24日当夜，南湖炮八标三营左队的革命党又突发哗变。

这立刻引起官府的高度警觉，湖广总督瑞澂立刻下令，将新军士兵手上的子弹全部收缴，加强城内的军警力量，加大街头的盘查力度。同时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八月十五日不照例放假。

与此此时，相约同时举事的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也要求武昌起义展期10天，武昌军事指挥部于是决定，10月16日湖北湖南两省同时发动起义。

10月9日下午3点左右，孙武等人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总机关配制炸药，结果因操作失误将炸药引燃。孙武、王伯雨受伤，而炸药发出的浓烟立刻引来了俄国巡捕。

孙武像

巡捕将遗留在现场的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等全部搜走并逮捕了没来得及逃走的刘燮卿，同时被捕的还有刘公的胞弟刘同和附近的几个居民。俄国领事馆将收缴的全部物品及被捕者都交给了湖广总督瑞澂。

刘同未待用刑，就招供了他所知的汉口、武昌革命机关地址。

瑞澂立刻下令全城大索。

宝善里机关失事时，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正在召开新军各标营代表会议，讨论起义日期展期的具体事宜。

会议正在召开，宝善里机关失事的消息传来，与会者一致同意武汉三镇立刻举事，时间定在了10日的凌晨子时。

结果，晚上10点，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被抄，刘复基、彭楚藩等6人被捕，蒋翊武侥幸逃脱。

当晚，革命党的多处机关被破坏，杨洪胜等40多人被捕。

10日凌晨，瑞澂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三人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

三烈士像

革命党首领或死、或伤、或逃，处于群龙无首的危急状态。而新军各标营得到“夜半发动”的指令时，已是10日的清晨。

党人名册已经落到了瑞澂手里，接下来只需按名抓人。

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在最紧要的历史关头，有时，小人物注定将成为创造历史的关键人物。

武昌城头第一枪

熊炳坤，湖北江夏人，当时是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他是共进会在该营的营代表，时年26岁。

楚望台

刘复基等三人遇害后，熊炳坤即决定，绝不能坐以待毙，即使毫无把握也要择机举事。

10日早饭时，熊炳坤与伙伴商议下午3点借晚操之际动手。当时，新军的全部子弹已被收走，熊炳坤手里只有前一天杨洪胜送来的两盒共50发子弹。后又从革命党人吕功超手里搞到两盒。加上士兵郁文、章盛恺冒死从排长那里偷来的两盒子弹，共计6盒150发子弹。这就是熊炳坤等人的全部弹药。

当天，为防兵变，瑞澂取消了新军当天的晚操。但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

傍晚时，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查铺，发现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于是冲上前抢夺金兆龙手里的枪，二人扭打在一起。革命党人正兵程正瀛随即开枪将陶启胜击毙，熊炳坤于是率领起义士兵一哄而起。

很快，代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等被起义军毙。与此同时，驻防在武昌城外的第21混成协辎重队也发动起义。

熊炳坤等人首先想到的获得弹药，但当他们撬开营区的军械库后发现，子弹早被转移，仅得军刀12把。众人又搜查了管带和军需官的房间，也没有发现任何弹药。

熊炳坤判断，弹药必定存放在楚望台军械库，于是招呼起义军向楚望台攻去。熊炳坤一部在向楚望台进击的路上，不少响应者加入队伍。在马荣、罗炳顺等人率部接应下，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军械库。

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是武昌首义之战的转折点。起义军在获得弹药补给后，军心和实力大振。

而就在工程八营与辎重队动手后，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和军校中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纷纷冲出营门，投入战斗。楚望台一时成为起义军集结的大本营。

随后，起义军开始兵分三路猛攻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推倒督署的后墙，乘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在司令部负隅顽抗。起义军经过多轮攻击，最终在11日天亮前占领了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率部撤出武昌，整个武昌地区落入起义军之手。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相继举事，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了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黎元洪是被从床下拽出来当的都督？

黎元洪一直有“床下都督”的“雅号”，这起因于一个说法——武昌首义时，他是被革命党人从寓所床下拽出来，硬逼着当了军政府的都督。

这是事实吗？

让咱们先来看看这种说法的由来——

1912年8月16日凌晨，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在北京遇害。张振武案的始作俑者即是黎元洪，正是应他的要求，袁世凯才会对张振武动手。关于此案，情况非常复杂，咱们不在本文展开讨论。

张振武案发生后，黎元洪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

在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震旦民报》发表了著名报人蔡寄鸥写的一篇社评。蔡寄鸥在文中说黎元洪在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并将其称为“床下都督”。这是“床下都督”这一“雅号”的最早出处。

之后，《震旦民报》的另一位主笔，马野马，又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连载于《震旦民报》。小说写的非常讽刺辛辣，嬉笑怒骂间把黎元洪贬斥得一无是处。

小说广为流传，《震旦民报》的发行量甚至因此大增。于是，“床下都督”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而据黎元洪本人的说法，武昌首义发生时，他是“避匿室后，当被索执”。

而根据曾亲身参与首义的几个人回忆，他们都没有提到过黎元洪是被从床下拽出来这件事。

由此，“床下都督”一说颇值得怀疑，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之事。不过，黎元洪起初并不愿意当这个都督，是经革命党人反复劝说甚至恶言威胁才勉强同意确是事实。

康涛

2020年9月11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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