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治学特色（严耕望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对初学者的启示）

中国历史无疑是一个宝库，作为一个末学后进的我，想窥其一角，面对那浩瀚的历史文献，却不得其门而入，有幸可以读到了严耕望先生晚年为提拔后来人所作的《治史三书》，我如获至宝。

其经验观点精神皆令我久久沉思而有所得，至此才在治史上初窥一丝门路，揭开了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的面纱，让我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古人的情怀与智慧，对于我这个后进初学者无论是在治学还是其他方面皆多有启发。

《治史三书》涉及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等几乎各个面面，以及努力途径、生活修养、精神建设等诸多问题，语言质朴流畅，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史林”。本文就此书来谈一谈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对初学者的一些启示：

严耕望，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之家，年少时喜欢读《三国演义》，对于历史的兴趣由此而激发，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其后得遇明师李则刚、钱穆等人，打下了坚实的治史基础，其后一生都献给了史林，有《唐仆尚丞郞表》、《中国地方行政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纲》等一系列著作等身，为后来者研究历史政治制度和人文地理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推崇他是“将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趣事，最能印证为治史甘愿献出一切的奉献精神。

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没有提前通知“中央研究所”，而是以“总统之尊”搞了个突然莅临视察，看到没有人迎接，就自己找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那时因为天气正热，严耕望是光着膀子在那抄抄写写，不时还要拿起一旁的毛巾擦擦汉，听到有人来，出去看到是蒋视察也没有凑上去，而是就回去继续他的工作了。

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钟书访问美国，以同门之谊邀请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继续他的工作，婉言谢绝了余的邀请。

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其他学科，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天才，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地去达成目标，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去研究历史，要把治史当成终身事业来做，这样才可能有所成就。

他一生是确确实实地这样做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后来人把眼光放长远，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地去学习研究，不要太醉心于功名利禄，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

要知道，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也是花费了整整十三年;班固著《汉书》花费了二十年，几乎一生三分之一的光阴;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在他手下可是有不少出色学者的，可还是历时十九年才完成。可见，治史是一门终身的事业，要治史就非有宗教性的奉献性精神不可。

严耕望认为史家应对的课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能一以概之，即便同一个课题，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了解，就如“兵无常势，水无长形”，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对待，不可以生拉硬套。在治史的根本大法上，他只强调“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随宜适应。”

清代戴震提出的“空所依傍”，西方韦伯也提出来“价值中立”，都是在说要以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相关的事情，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可以因循守旧，而著名历史学者萧启庆更是直接鲜明地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就的大家，才有资格谈。

严耕望在治史方法上明确过一点：“要多多的仔细阅有读高度成就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这一点我深为赞同，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真正明确怎么去治史，包括怎么摘录史料、怎么寻找佐证、怎么撰写论文等等，这大抵就是从经验中来，到实际中去。

就像西北大学孙皓辉教授撰写《大秦帝国》这部历史小说前，他精读了《史记》、《春秋》、《易经》、《商君书》等近百部优秀著作，还走访了很多历史遗迹，这才有了后来丰满传神、厚重大气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近代学术分科细化早已成大势，史学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专精”，比如你是研究唐史的，那么你就要专门去研究唐朝的历史变迁、政治制度、人文风俗、军事力量等很多比较精细的东西，可是总不免会涉及到唐朝以前的东西，就像隋朝对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不可能越过去的，你不能只在唐朝里取经，还要去追溯唐朝以前，此谓“博通”。

严耕望如此提醒后学：“应该集中‘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他建议治史后学入门者，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包括《史记》、《汉书》、《唐史》、《明史》等，这样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将来想研究什么都可以得心应手，有更多的选择方向。

司马光，在撰写《汉书》时，研究的可不光是汉朝当下的情况，还有汉以前秦国的东西，甚至到战国再到春秋，及至更早的时候，要形成一条完整的脉络，然后再在所需要写的人物事件上纵向发展出去，才为我们后来人展现了一个超前强大的大汉帝国，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共同的族名“汉”是怎么被贯上的，那个字背后究竟承载了什么。

唐朝以前，因为印刷术、造纸术等一系列科技的相对落后，文献几乎做不到刊印，靠竹简布帛来承载，保存流传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来那时候行文大致简略，二来时间太久历经战乱遗失太多，所以在对待中古以前的史料，尽量奉行“竭泽而渔”的原则。

而至隋唐，特别是明清，在造纸印刷方面科技力量已经是很发达了，传世史料数量极速增长，要想全部看完，终我们一生光阴也不可能，就需要尽可能找一些一手史料来“竭泽而渔”。

就像对待秦始皇这个人物，我们可能从隋唐以后的史料上多见秦始皇就是一个暴君，一个对当时中国民生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坏的人物，可是我们要读《史记》，则有这段文字：“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

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休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可见，秦始皇统一六国，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车马，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虽然后期有些昏聩之举，可大多数是真正迫切的需要，我们就要推翻“秦始皇是暴君”那个说法，而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代入当下那个背景，才可以更公正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种观点在清朝的朴学一脉也有提出“遇有立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严耕望先生严重反对史料上的抽样作证，用于服务政治的目的，认为这是对史家的诋毁，对史学的破坏，对历史的不尊重。

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对于初研究历史者，是真正入门的钥匙;对已经有了一定经验和成就的历史学者，是一部有所启发的真正著作，值得所有人一观，望君珍之惜之重之！我谨在此，对严耕望先生对于所有治史后进者的“金针之度”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增订本

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

3. （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