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中惊现三块弹片 在骨灰中发现弹片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病床旁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

前日晚上，她曾动情地对护士小姐说，她要恢复健康，把身体养好后要继续参加工作。状态是那样的精神抖擞，神志清醒。却没想到，实际上这是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到了19日凌晨，上海华东医院传来噩耗。贺子珍原本似乎已经稳定下来的病情，骤然恶化。医生们通宵达旦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手术，依旧没能救下贺子珍。这位女红军还是离开了人世，生命在75岁画上了句点。

按中央领导级别安排葬礼

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闻讯，迅速赶到医院，跟其亲属讨论身后事宜。贺子珍的葬礼怎么置备？按什么级别来操作？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上海市委方面和亲属商量将墓地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但这个决议被贺子珍亲属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贺子珍是中央级别的干部，不能如此草率。上海市委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上报给中央来解决。

而中央方面的决策则是：中央领导人都要给贺子珍送花圈，骨灰放八宝山第一厅。八宝山第一厅是什么意思呢？意即八宝山革命公墓，也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专用墓地。中央的决定，就等同于把贺子珍的墓地规格定为了主要领导人的级别。

4月25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上海市委为贺子珍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棺木摆在大厅的正中央，被一束束常青树环绕。她静静躺在棺木里，而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她的遗体，仿佛在展示着这个女红军此生的荣光。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一系列中央领导人都相应献上了花圈，并且致吊唁电话表示哀悼。

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其骨灰即将由中央指派的专机承运，从上海运回北京，落叶归根。令人格外惊奇的是，在贺子珍的遗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中竟出现了几片坚硬异物。而且，经有关专家鉴定后确认，这异物不是别的，竟是子弹弹片。

身体里嵌入17块弹片

提起骨灰里弹片的来历，这得从参加革命的青年贺子珍在长征阶段的故事说起。

1935年4月，贵州盘县的五里排的小径上，中央休养连拖着几个伤员缓慢前进着。中央修养连主要是由红军女兵组成的特殊队伍，贺子珍正是其中的一员。此时她们已经拖着疲惫的身体行走了三天三夜，正准备在这里村庄歇个脚。然而，还没来得及停下，身后便传来一阵隆隆的机鸣声。女红军们暴露了，被敌方发现了踪迹！一架架轻型机从后面的山头急速俯冲下来，目标直击我们的女兵和伤员，并且伴随着一阵阵枪林弹雨。

单有女战士们的话，他们尚且可以散开迅速寻找遮蔽物，在田野、丛林中隐匿。但问题是，那些伤员们在担架上不得动弹，需要依靠女兵的庇护。忽然，一颗炸弹落下，径直投向伤员区。说时迟，那时快，在土坎里蹲着的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向一支担架，用自己的身体帮伤员作掩护。随着扬起的尘土慢慢落下，敌机离开了，视野变得清晰。贺子珍俯躺在担架上，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弹片，军装上的破洞连成一片集合成大的缺口，暴露着血淋淋的伤口。警卫员们见状，竟是吓了一跳。一面给贺子珍做紧急包扎，另一面挑了队里最快的马派人赶回总卫生部，找李芝医生来医治。

“红军该怎样度过金沙江”，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开会。突然传来两个通讯兵的急报：贺子珍中弹了。毛泽东愕然，接着不禁潸然泪下，立刻要求医生傅连璋带着自己的担架赶去救治。还特别嘱咐道，要同志们一定不能因为负伤问题，把贺子珍撇在百姓家里自生自灭。

医生终于来了。仔细数了一数，在贺子珍的身后，包括头、后背、胳膊和大腿，居然总共镶嵌了十七块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子弹弹片。战时麻醉剂紧缺，打了止血针后，就开始直接用镊子取出弹片。

但子弹也不是全部都能够取得出。一颗颗浅层的子弹被挑出之后，贺子珍里还留下了几颗深入的子弹，医生也无能为力。

到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亲自赶往贺子珍所在的中央修养连探望。此时的贺子珍失血太多，脸色苍白已经没有了血色。往日神采飞扬的女战士安静躺在单薄的支架上，即使她毫无哭闹，旁观也能几分领略她的痛苦。毛泽东见状，又一次留下热泪。

在两年后的冬季，贺子珍只身前往苏联治疗疾病。苏联医生又一次告诉她，弹片取不出来。从此，这弹片一直在她的身体里，以至于跟随了贺子珍整个余生。

与毛泽东情定井冈山

贺子珍是在1928年走进毛泽东的情感生活的。1927年4月，因为“清共”势力，大革命惨遭失败。同年十月，毛泽东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到1929年初，井冈山成为了中共工农革命军的主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也一直在这里组织革命活动。正是在这期间，贺子珍和毛泽东相识。与毛泽东结婚时，贺子珍年仅19岁，但已经是入党三年的老同志了，也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红军。

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恢复并建立了中共组织，刚刚站稳脚跟，急切展开着宁冈、永新周边两县的社会调查活动。而另一边，贺子珍刚参加了永新农民武装暴动，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跟随其兄贺敏学走上了井冈山。

这一天，他们相遇了。只见毛泽东身材高挑，十分消瘦，脸上的颧骨凸显得明显，身穿一套已经破旧了的灰色中山装，脖子上系着鲜红色识别带，拄了一支光滑的长木慢慢走来。他肤色已经被晒得很黑，能看出秋收起义中过度操劳留下的疲惫。但是神色却格外精神， 坚毅的眼神注视着刚上山的队伍。黑压压的队伍中，却有一位年轻的红衣女子。毛泽东有些惊讶，指着袁文才感叹，“没想到，你们这还有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呢”。袁文才应声给毛泽东介绍，“这是贺子珍，永新的干部”。

贺子珍心细，看毛委员走路一瘸一拐，便注意到他的脚磨伤化了脓。当天晚上，贺子珍不容拒绝，热心帮毛泽东洗脚擦药。毛泽东一直记得这件事，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共同战斗共同革命的好姑娘。

不过，当时的两个人都已心有所属，并没有一拍即合。虽然反动派一直在通缉捕杀共产党人，情况危急，但毛泽东秘密通过宁冈县某家店铺的信息中转，一直和杨开慧保持着联系。而贺子珍心中有一个倾慕的对象，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欧阳洛在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任职书记，组织领导永新县的工农队伍展开革命运动。其人也相当有才气，能写一手漂亮的好字。

后来，前线传来杨开慧和欧阳洛被军阀抓捕、已经牺牲的消息。

1928年春天，贺子珍跟随毛泽东下山，在永新塘边村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因为方言问题毛泽东和当地百姓的交流存在障碍，贺子珍凭借当地人的优势做了很多工作。同时，贺子珍在充当毛泽东翻译中，两人的接触也密切了很多，情感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彼此深入了解，毛泽东对贺子珍心生爱慕。“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一位老兵回忆道。在终于袒露心迹之后，贺子珍欣然接受，她也正被毛泽东身上强烈的革命者的素养吸引着。在共同完成《永新调查》中，两个人正式定情。1928年6月，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陪主席走过十年风雨路

在井冈山结缘之后，贺子珍陪伴主席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方面，贺子珍都尽心竭力，事无巨细做了很多。

自从井冈山开始，贺子珍就在担任毛泽东机密要政事务的秘书，列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大大小小的诸多会议。在瑞金的时候，贺子珍还经常到周围的村庄展开红军宣传工作。召集当地的干部和其他同志进行各种座谈会、茶话会，积极跟群众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情势严峻，但在贺子珍的陪伴之下，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不会空虚，有兴致探讨诗文创作。有一天，两个人不知不觉聊到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贺子珍认为整部《红楼梦》没什么意思，尽是女儿闺房之乐的故事。毛泽东认真反驳了这个观点，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毛泽东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另一派是一干丫鬟、仆人和有反叛精神的贾宝玉、林黛玉。前一派是坏的，后一派是好的，而整部书则写了这两派的斗争。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探讨中，可以看得出，两人可以共同探讨艺术理论的话题。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两个人能够保持内心世界的沟通，能反应夫妻感情的深厚、融洽。

贺子珍非常吃苦耐劳，即使在怀孕期间，也拒绝也组织给予的特殊照顾，反而还申请要去照顾部队中的伤员。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长达一年的长征时间里，贺子珍第四次怀了孕。长征的路途十分坎坷艰苦，贺子珍从来不喊苦，毅力惊人。在遵义会议后，为了使毛泽东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军事战略的大问题上，贺子珍没有申请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反而在生产结束后，主动加入了中央休养连。她和邓颖超等同志共同作战，负责起了许多照料部队伤员的工作。不过，也因为在生育之后休养的时间不够，身体还没有调理好，贺子珍落下了病根。如此，因为身体的原因，贺子珍不适宜再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工作了。但一有时间，贺子珍就会回到宿营地毛泽东办公处，帮他做一些整理文件、抄写电报的工作。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的十年，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绝地求生、重新崛起的关键十年。两个人既是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又是耳鬓厮磨的恩爱夫妻，共经风雨，一同患难。在战火纷飞的局势中，贺子珍在毛泽东的感情生活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廿年后庐山重逢

1959年7月，党内在庐山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由曾志的引荐，毛泽东密召了贺子珍。而此前，两个人已经有二十余年未见过面了。

1937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刚结束洛川会议返回延安。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见到贺子珍，而是在冷清的吴家窑窑洞里看到了一封“诀别信”。这封“决绝信”实际上是一只白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四个字：从此诀别。此时的贺子珍已经到达西安，准备前往苏联，她用这种方式，要跟毛泽东分手。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维持了十年后，因为双方都是外柔内刚的性子，开始频频发生摩擦。在贺子珍出走之前，一位名叫史沫特莱的美国女记者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让两个人的矛盾迅速激化。1937年2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鼓励史沫莱特，让她为中共引进一些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史沫莱特认为领导干部们可以学习西方的交际舞。这样的娱乐方式好处有二：一是可以缓解紧张的压力；二是可以打破原本僵化的礼仪模式。毛泽东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很感兴趣，对史沫莱特的提议做出了热情的回应。

有段时间，毛泽东一得空就带着一名警卫员去史沫特莱的窑洞里，一边喝米酒一边和她探讨拜伦、雪莱等西方人的诗歌。毛泽东原本是出于自身强烈的好奇心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心态，但在爱人眼中，和年轻漂亮的女性说俏皮话的场景简直是莫大的威胁。

贺子珍对史沫特莱起了深深的嫉妒心，以至于上演了一场闹剧。有天夜里，贺子珍直接闯入了这位女记者的窑洞，破口大骂史沫莱特是“资产阶级舞女”，是“舞厅的臭婊子”，同时用手中的手电筒重重捶打着坐在桌边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态度变得异常严肃，重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之后，叫来两三个警卫员将歇斯底里的贺子珍架走了。这场闹剧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分居生活。贺子珍毕竟是保守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新式的异性交往，也是自然而然的。虽然毛泽东一再地解释和挽留，但在当时的贺子珍看来，那样的交往可能始终就是暧昧不明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误解之下，贺子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延安，独自奔赴苏联。

往事如烟，时过境迁，二十年后再相遇时早已是物是人非。贺子珍见到毛泽东，禁不住一直落泪，哽咽地说了一句：“是我不好，那时我太任性，太不懂事”，然后又是一阵阵的抽泣。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责怪中满满的关切，说她有什么想说的话趁着见面的机会多说一点，别只是哭，等回去了，又想起来想说的话还没说。到分别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嘱咐特派员关照她的情绪 ，安全下山之前不要离开她一步。

也许这次见面之前，贺子珍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一直极度思念着毛泽东，心事了了反而身体容易垮掉。下了庐山之后，贺子珍经常性精神恍惚，不久后就病倒了。根据贺子珍女儿李敏的回忆，在父母见面之后，妈妈对爸爸的怀念和牵挂更甚，心灵上的痛苦进一步增加了，就像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一样。

现在再去回首往事，毛泽东和贺子珍牵扯了半生的姻缘里似乎有些因果难辨。毛泽东是一个优越的革命领袖，但当他以革命领袖的价值体系审视身旁那个有着足够女性主体意识的女人时，家庭矛盾也就出现了。人的精力有限，成大事者往往拘不了太多小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探索中国往后的具体道路的大事之下，毛泽东没能兼顾到贺子珍原生的细腻情感衍生出心事，也是情有可原。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奠基人。他们曾经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在革命路途中因为志同道合结出过美丽的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