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刘禹锡其一作者的情感 王质诗总闻中的

王质（1127-1189）《诗总闻》的命运颇为寂寞，书稿撰成50年后才得以刊刻，宋以后又罕有传本，至清代才有各家书目著录，并有抄本和刻本行世，相关评说文字也稍见增多之势，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中《诗总闻》的提要，评判最为公允：，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竹枝词刘禹锡其一作者的情感 王质诗总闻中的?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竹枝词刘禹锡其一作者的情感 王质诗总闻中的

王质（1127-1189）《诗总闻》的命运颇为寂寞，书稿撰成50年后才得以刊刻，宋以后又罕有传本，至清代才有各家书目著录，并有抄本和刻本行世，相关评说文字也稍见增多之势，其中《四库全书总目》中《诗总闻》的提要，评判最为公允：

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不字字诋《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心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

春节，即农历新年，是一年之岁首、传统意义上的岁节（年节）。俗称新春、˝新年、新岁、岁旦、新禧、年禧、大年等，口头上又称度岁、庆岁、过年、过大年。

郑樵说《诗》，经顾颉刚的表彰，已列入他的疑古辨伪人物系谱之中；朱子《诗》学，一直受人重视，不必多言。王质的《诗总闻》，或许是新说不够系统，态度不够激烈，“故攻之者亦稀”，声名大不如郑朱两家。20世纪的《诗经》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趋向，那就是比较看重《诗经》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变。在此潮流之下，对历代《诗经》研究著作的审视自然有轻重之分，欧阳修、郑樵、朱熹、王柏、钟惺、戴君恩、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皆大现异彩。近年对王质《诗总闻》的关注，其实也是在张大“异军”的过程中追溯发掘出来的，这从李家树和村山吉广两位学者的系列著作中就可看出。王质《诗总闻》逐渐被研究者关注，与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和研究不断深入相关联。村山吉广较早关注王质《诗总闻》，但所撰之文，据李家树言“属于书介性质，没多大的参考价值”。李家树《传统以外的诗经学》一书，笔者未见，而于《诗经专题研究》一书中见其所撰二文，即《宋王质<诗总闻>初探》（1983）和《王质<诗总闻>的文学观》（1994），对《诗总闻》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大要及其文学观进行梳理阐发，颇有表彰之功，惜二文内容多重复之处。总之诸家之功皆不可没。然《诗总闻》仍有可深入探究的空间，譬如它与《雪山集》的内在关联，及王质解读《诗经》的独特方法，皆是本文特别留意之处。

王质的《诗总闻》能入“传统以外的《诗经》学”，首先当然是因为其中有不少废《诗序》的主张，其次还与王质对《诗经》的世俗化解释相关，即以其所在时代的风格、生活经验、人情物理去读《诗经》。此种重视人情，将“自我“引入对圣贤经典的解读，在宋代已成为一种风气。观欧阳修《毛诗本义》、郑樵《诗辨妄》（辑本）、朱熹《诗集传》、谢枋得《诗传注疏》即可略知。如此另辟新径，正是疑经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一思想在孙明复（992-1057）《寄范天章书二》中就有表露，《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宋代“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此处所指即欧阳修《毛诗本义》，亦有人认为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七经小传》开始“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既有前贤开风气，王质等的《诗经》新说就是推波助澜，做一些具体而微的工作，故而《诗总闻》的出现是有源可寻。

《诗总闻》陈日强跋云，王质此稿家藏50年，至淳祐癸卯（1243）始得刊刻，由此可约略推断《诗总闻》乃王质晚年之作。陈氏称王质“删除《诗序》，实与朱文公先生合，至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之外，斯可谓之穷经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四有《雪山王氏质诗总闻序》，对于王氏废《序》说诗亦予留意。大致而言，诸家对《诗总闻》“多出新意，不循旧传”皆无异议。《黄氏日抄》卷四《读毛诗》，对《诗总闻》颇为看重，在篇幅不多的文字中，引录并赞同王质之说有35处，另外有9处引录但不同意王质之说。黄东发（震）的学术，以博精著称，而他对《诗总闻》屡屡征引，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诗总闻》决非平庸之作。

一、《诗总闻》中的隐逸思想

《宋史》有王质传记，称其“博通经史，善属文”，“与张孝祥父子游，深见器重”。“著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谓之朴论。中绍兴三十年进士第，用大臣言，召试馆职，不就。”除《诗总闻》外，王质传世的著作还有两种，即《雪山集》和《绍陶录》。钱钟书《宋诗选注》选录了王质的五言律诗《山行即事》和七言律诗《东流道中》，说“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钱钟书还指出王质佩服的两个大诗人陶潜和苏轼，这从《雪山集》卷九《陶靖节赞》和《自赞》中即可看出，陶潜和苏轼在精神上颇有相通之处，而王质对他们的追慕，也是他晚年“奉祠山居、绝意禄仕”的一种慰藉。王质自称有数“病”，其中“狂病”“懒病”似可看作是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

王质内心世界的取向，有时影响到他对经典的解读。特别是当《诗经》中某些篇什正契合他的心境时，此时就很自然有一种精神交流，对诗的解读不知不觉中成为自我心灵的探寻，经典因为自我的融入而稍显个性化的色彩。以王质的隐逸思想而言，《秦风·晨风》《陈风·衡门》、《陈风·东门之池》、《小雅·鹤鸣》、《小雅·白驹》、《小雅·白华》、《小雅·瓠叶》、《大雅·卷阿》皆有这种思想投射的影迹，都涉及“贤者”与“山林”主题。《鹤鸣》一诗，《诗序》称其诗旨为“诲宣王也”，《诗集传》认为“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后来论《诗》者，大多以为此诗是求贤招隐之作。《诗总闻》的解说偏离这一主线，而专意于贤者穷处之乐，注重个体的感受。

泽玩鹤，水玩鱼，言贤者退处自乐也。不惟如此，而园有檀，可以为器，其堕叶亦可以代薪，其穀亦可以为茹；山有石，亦可以为砺，取用何阙，所以为乐也。

清修隐逸之士，多喜观鹤，亦多喜观鱼。《列子》詹何、《庄子》惠子之事可见，载在传记，及今篇章甚多。

詹何是楚国的隐士，其事见于《列子·汤问》，惠子一事，见于《庄子·秋水》。“耽江山，悦林泉”的王质在此已将《鹤鸣》从正统解说的框架中抽出，将其置于由詹何、惠施甚至陶潜组成的隐士谱系之中。如此偏离，对于《鹤鸣》而言，似是神清气爽的“清洗”，呈现的是一种让人愉悦的面目。

王质称穷经者须备四长，即有志、有识、有才、有力，所谓“有力”，就是“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见，运斤成风，而不疑力也”，他强调的是读经时所应具备的识断力。能具此力，才能做到读经过程中的“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而“自立定制”的识断力，在《诗总闻》中的表现就是“以意细推”。王质在“十闻“中的“闻章”“闻用”中明白表达此意，而在闻迹中有“必左右前后，序伍错综以相推测”。在“闻迹”中有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绎本意“”“旁见隔推“；在“闻人”中有“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后推量”之语。“推”表示王质在读《诗》时，并不是依傍前人成说而无所作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的理解，能以自己思想突破前贤构结的樊篱。

王质在《诗总闻》中能“以意细推”得出不少属于自己的新鲜见解，似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诗经》在他眼中已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经典，他不必依循《诗序》的旨意来理解《诗经》。“大率《诗》发于众情，出于众辞，难拘以定律也。”《诗经》在此被“降格”，或者说以另一面目出现。“南”“风”“雅”“颂”在《诗总闻》里有新解。

《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 [略]毛氏明见《诗》《礼》有南乐之名，而必循司马南风之误，当是相承，其来已久，亦非独毛氏之过。

《风》乐歌名也。《礼》：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言《风》不及《南》，当是《风》也、《南》也，其声同律，故舜乐先《南》次《风》，同被之于琴，其声无爽也。

凡《风》、《雅》、《颂》，皆人间所常侑乐写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声异调者也。《颂》特其体制差异，则人间罕行。

如此理解，完全不同于《诗序》的那套阐述，如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以及变风变雅，政有小大等等说法，这就为从民间立场说《诗》从而将“经”平易化作了实质性的铺垫。前文曾提及宋代疑经风气的普遍性，王质是此种风气的推波助澜者；而以乐歌说《诗》，在宋代也不是孤军独起，而是颇有一批同党，如郑樵、朱熹、程大昌皆有类似之说，将王质置入这一群体中，也更能说明《诗经》在宋人的视野中有深层次的转换。“经”已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寻常意味和文学情趣。

二、《诗总闻》的“因情求意“

王质将《诗经》平易化，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将《诗经》纳入历史中，使之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相关联；其二是以所在时代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读《诗》。而这两点正是皮锡瑞所谓的“以世俗之见解《诗》”“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然，而《诗》为尤甚”。“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皮氏此论，自有其道理，他相信《诗经》背后有一个千真万确的原始意旨，后人读《诗经》，必须以此为基准。

但《诗经》是否真的每首诗都有一个确定的原始意旨呢?似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诗经》意旨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性的累积过程，原始意旨在《诗经》不断的解读过程中，有很多已是相当模糊，或渺不可寻了，后人读《诗经》，比较合情合理的方法正是王质所说的“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绎本意，然后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实之迹，虽无可考，而亦可旁见隔推，有相露带，自然显见”。只有在以“已意”细推《诗经》意旨的基础上，并融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才能有阅读《诗经》时的“感发”。

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

《诗经》平易化的第一种方法，是将《诗经》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相关联，以示人情不远今古相通。如《邶风·旄丘》中引《陇头歌》释“流离之子”，《卫风·伯兮》中引潘岳《寡妇赋》，《豳风·东山》引《垓下歌》，《诗经》与后世文学作品得到互释，在源流的追溯或在比照阐说中，亦使各自的意蕴更加丰富，这种解说之法在后世如明代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以史事相关联的，如《小雅·巷伯》以为寺人因谗言而遭极刑，事如司马迁；《小雅·頍弁》引宋明帝齐高宗于亲戚骨肉之间多猜忌之事，以明诗中王者亲戚的忧虑之情；而《小雅·采菽》，“当是诸侯来朝，人君致礼，都人登山临水观之，后世郭子仪李晟之流来京，都人以为盛事，或见歌诗，殆亦类此。”此种方法无疑可以缩短与《诗经》相隔的距离。

以下就详谈第二种方法，它为《诗经》带来时代气息，使得《诗经》有“有我之色彩”。《唐风·椒聊》云：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来。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这是一很简洁明畅的诗作，《毛诗》以为“刺晋昭公也”，《诗集传》则不知其所指；而它却拨动了王质诗思之弦。这首赞美妇女硕大丰腴的作品，引起了他多重的联想，有时空之交织，有画图上之影迹，有山林花草之芬香，如此读诗，诗亦活色生香，已至丰盈境界。王质的解说文字，亦可视为美文。

西北妇人，大率以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尝见北方士女图画，皆厚重中有妍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大率观汉蜀与吴越，即南北约略可见。

总闻曰：尝行关陕道路，深秋初冬之际，椒香不可言。大率漫山澜岭，无有杂木，近道所闻，多烈而逆鼻，自远传来者不甚烈而颇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纹底蹙，蜀椒差小而纹高蹙，或已摘其致远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像这样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诗经》，而使经典现出异彩的，还有对《小雅·鹿鸣》“呦呦鹿鸣”的解说，王质在此插入一段少年时的旧事：

少年试武昌，遇乡人窦姓，忘名，曰：“勉旃，俟中选，当歌《鹿鸣》送女。”趣使先歌。即取箫吹之，其声舒缓，全无高急音，呦呦作两声甚久，下或一字、或三字一转，未必有四字者。其人少知书，喜音律，后莫知所在，惜是时，年方十六岁，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并载于此。

王质的回忆.有助于具体理解他在“闻雅”中所说的《雅》是乐歌名，而且还能了解古曲《鹿鸣》的流传情况。王质在“闻雅四”中指出：“古曲不传于后世，而三国六朝之间，尚或有之。汉有殿中食举七曲；太乐如举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鸣》。”王质少年所闻之曲，或许是《鹿鸣》之旧音。他这段略带故事性的回忆，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可算是节外生枝，或许是老树发新枝，特别是对乡人的记叙，虽寥寥几笔，但却蕴有一丝怀旧的情感。

《桧风·匪风》一诗，王质以为“当是关中之人，为山东之客者，其知友送归.以此寄怀输情”，《诗序》则说此诗“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诗集传》之意与此相仿，而王质将此诗完全生活化，好像是消解了《匪风》的“历史深度”。“此诗第一章“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周道此处实指，为大路，王质对此章的解说是“当是在途乘车，而遇风有感者也。风中，在车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其平易的说《诗》风格，于此可见一斑。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魏风·十亩之间》，《毛传》以为刺时之作“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诗集传》则以为是贤者在国乱政危之际，不乐仕于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王质以为此诗可见魏国“以蚕为业、以缣转食”之俗，表现出“当时促迫气象”。他如此推论，很可能是源于对“闲”“泄”二字的解释。“闲闲”，《毛传》、《诗集传》所释之意虽稍有差别，但皆以为是“往来之貌”，“泄泄”《毛传》以为是“多人之貌”，《诗集传》以为与“闲闲”意相同；而王质说：“闲，空也，言桑叶稀也；泄；漏也，言桑荫薄也”。三家对字词的不同解释影响了对诗旨的不同把握。

王质之说，已将《十亩之间》界定为农事诗：“当是人多桑少，为权力所障固采摘，故民他求桑以育桑，尔今乡落之间蚕时，至为急迫，近无所取，则远无所不至，有有获而径旧者，有无获而不肯空归前迈而远求者，此或还或逝也。”王质这段话勾勒出一幅乡村辛勤劳作的画卷，此种采桑风俗，笔者在70、80年代于鄂东山区曾亲见之，与王质所言虽有时空之隔，然读来仍觉亲切有味。

《诗经》的时代与解说者王质的时代相隔甚久，故有正音、正训、正用、正物、正事、正人等的必要，这是《诗总闻》中最下功夫的。在作考释时，王质时引当时的民间风俗作例证，如《小雅小旻》第六章“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质以为暴虎、冯河、临深、履薄四种危险之事，皆北方风习；但是这种以今释古，固多清新可喜之论，有可能造成以今律古，或者以今蔽古，从而误解诗旨，如《周南·兔罝》第一章“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王质在“闻用”释罝为网，今俗呼罝网；在“闻字”与“总闻”中对“兔罝”的解释是：

闻字曰：陆氏作菟，又作兔，今皆用菟，於菟、虎也。言取虎之具不一用阱、用矢、用绳，见杜氏。所谓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孝，枝撑已在脚，今荆峡间或用此，未见用置者，今从现字。

总闻曰：西北地平旷，多用鹰犬取兔。东南山深阻，多用置。东南自商至周，常为中国之患，当文王之时，江汉虽定，然淮夷未甚尽服，当是此地有睹物兴感者，寻诗可见。

以虎释兔，使得《兔罝》诗意强烈而有力度，也明显通畅得多，“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气势与淮夷虎狼之患正相配备，若以“赳赳武夫”捕兔一事解释，似有杀鸡用牛刀之嫌，但王质以荆峡间未见用罝捕虎之事，放弃其新说，而转用旧义，闻一多对王质此举赞赏之余又有遗憾意。“读兔为於菟，宋王质实首发其覆。顾王氏泥于当时取虎之具，未见用罝者，遂复自弃其说而弗用（详《诗总闻》一）。夫捕虎用罝，书有明征，已具上文，王氏可谓蔽于今而不知古矣。”蔽于今而不知古，这也是在欣赏《诗总闻》的新说时应当小心的。

结语

本文最初的撰写动机，是源于《四库全书总目》中《诗总闻》那段提要的提醒。为什么这样一部有价值、有个性的《诗经》研究著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笔者试图作出一些解释；同时在细读的过程中，着重表彰其独特之处，将《诗总闻》与王质的作品建立联系，又将该书与宋代其他《诗经》研究著作比照阐发，以说明王质的“因情求意”和“以意细推”主张的可贵。

包括《诗经》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首先应注意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这种梳理总结的功用大致有两点，其一是明白在前贤的研究面前，我们是否能找到可以继续开掘的立脚点，以成“独断之学”；其二是前贤多有少为人知的精妙之论，应加以表彰发扬，是谓“述”。“述“学不易。焦循云：“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对《诗总闻》的细读梳理，其旨在于“述”，使“作者之意复明”，倒不是与郑樵、朱熹一争高下。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述”时也有“己意”的融入，对《诗总闻》而言，也有“以意细推”的倾向。

本文原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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