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建设特点 建置于春秋战国之季的渔阳郡

慷慨悲歌古渔阳

图文／王海

链接： 黍谷回春布阳和 回 望 渔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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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渔阳郡，属州郡级军政区划建制。因郡的治所三次迁徙，历史上曾出现过前渔阳和后渔阳。但郡的治区变化不大。燕、秦时期，渔阳郡相当行省级别；西汉时期一度为勋臣的封国；两汉之交的王莽时期，郡治自今怀柔地，南移于“潞”（今通州），更名为“通潞郡”，但与郡治同城的“渔阳县”更名为“得渔县”仍在原地未迁。东汉，郡县恢复原称，仍属州级军政建制。

前渔阳自公元前280年——公元616年，约存续900年，至隋大业12年，郡治东迁无终（今蓟县）之后，便是“后渔阳”。

本文试以汉代史料为主，辅以明清史志，参考文史专家尹钧科著作。勉力回望“前渔阳”历史情景，简述部分渔阳太守事。

一、战国时期的渔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大繁荣、民族兴衰大融合、英雄辈出的年代。同时也是旌旗烽火狼烟舞，荒原河滩叠尸骨的年代。韩愈的“燕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对当时幽燕地区人文状况的基本概括。

这一时期，中华绽放出的人文光芒，在燕王“千金买骨”、“拥慧先趋”、“筑碣石宫”、修“黄金台”招贤纳士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些充盈着神机妙算、纵横捭阖、绝地奋起、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无论王、臣，谋士或将卒百姓，无一不激情澎湃，意气风发。

燕昭王29年，燕将北击东胡，拓地千里，置上谷、渔阳等五郡。秦、汉时期，郡治的治区稍有变化，但治所依然。今北京怀柔北房镇梨园庄村村南；郑家庄村北的“城子地”，即当时渔阳郡的城址。其城得名于一条泉溪流——渔水，因城在渔水之阳，故名。

西周时期的燕国，在不断地开疆扩土过程中，逐渐建立了燕上都、燕中都和燕下都。这些都城分别在今天河北的易州、北京的良乡、和丰台区。同时燕境内还建有很多用于军事防御的中小城池以及用于分治管理的郡城。

例如，《明·万历怀柔县志·地理·古迹》篇中记有：“燕城，县东北二十里；渔阳城，县东三十里”。呈览而未能镌刻刊行的，康熙二十四年《顺天府志》也载有：“燕城县东北二十里”（怀柔县）之条（按地望，古燕城应在今怀北镇西庄或大水峪附近）。而著名的渔阳城就是这诸多城池之一。

战国中期，尽管发生过燕赵、燕齐以及秦燕等战争，但由于燕地背山临水，军事地理位置优越，燕国始终处于强国地位。战国后期，秦灭赵后，其矛锋直指燕都，燕地危机出现。当时的燕国虽然不弱，但面对悍秦也绝无胜算。此时，秦将王翦的大军已经为攻燕而备战，只是心惮易水、拒马、圣水（今称大石河）以及燕南地区的湿潦之地，而没迅速北进。燕太子姬丹便乘隙，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策划了一场 “特种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 荆轲在易水河畔的慷慨高歌，标志了刺秦计划的正式实施。

近年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这一绝密计划不可能在近敌的燕下都易州运筹，而是在蓟完成的。也有学者根据明代的诗词以及顾炎武的诗作推测，“刺秦”计划是在今怀柔北燕城酝酿的。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滞，随之而来的就是刺秦之剑折刃，王翦的铁骑迅速踏碎了邹衍祠、黄金台、碣石宫，拒马激流难拒马，潮白河畔号角鸣。燕王姬喜不得不率残部及王室，放弃燕上都，经北燕城[今怀柔北二十里燕西河畔(现称雁栖河)]，沿燕山南麓东北行，出燕山孔道退守辽东。

后来，在强秦的重压之下，燕王不得不交出燕丹那颗不屈的头颅，但是，这并不能软化嬴政的意志，一统华夏的史诗很快就在咸阳宫内杀青。

二、西汉时期的渔阳

秦统一后至西汉初期，虽有“秦发左闾戍渔阳”、“楚汉战争”，以及匈奴南犯，但幽燕地区基本太平。西汉中期，渔阳地区作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缓冲地带，在战略位置上再次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意义。因生存发展需要，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摩擦再次频繁出现。

汉武帝元朔元年，匈奴兵犯渔阳，汉营被围，继而大破渔阳军。千余汉兵几乎全部战死，匈奴军掳掠了一千多军民和大量牲畜财物出塞北归。

汉军此次渔阳之败，败在守将兼太守的韩安国轻信俘虏口供，停军屯，兴农事，轻武备。为此，武帝很是恼火，派使者前往渔阳问责韩安国，并命韩安国向东移兵右北平驻守，以卫渔阳。第二年韩安国病逝，武帝召李广接韩为右北平太守。

关于韩安国，有成语而责任，一即“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语《史记·韩安国传》以及《汉书·韩安国传》：“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这两部史籍经典，都记录了韩安国任御史大夫参与朝政时的睿见。当时，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与群臣商议。有些官员认为，汉与匈奴曾多次和亲，不过数年便违盟犯边，不如兴兵讨伐。安国却认为，匈奴兵强马壮，行动迅捷，很难制服，若到千里之外作战，更是不利，一如强弩之末，进剿不如和亲，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另一成语“死灰复燃”也出自《史记·韩安国传》。韩安国在梁时曾因轻罪入狱，常遭狱吏田甲虐待羞辱。他愤怒地警告田甲，难道死灰不会再复燃吗？你要对我客气点。田甲讥诮道，如果灰烬再燃，我就撒泡尿溺灭之。不久，韩安国复官为梁国内史，田甲恐惧远逃，韩安国遣人把田甲寻回，戏说道，“死灰复燃了，你该撒尿了，田甲大惧，但韩国并没报复。

韩安国，字长孺，曾任梁国中大夫。他文才武略，能言善辩，七国叛乱时，以安国为将，击退吴兵。后又出使长安疏通融和了梁孝王与汉景帝的关系，渐渐名噪汉室。武帝时韩安国升为北地都尉，因其军功显著，不久又迁御史大夫(副丞相)和护军将军，参理国家军政事务。后来武帝有意升其为丞相。然而，韩安国却因一次意外伤足而耽误，再后来由于宫廷政治气候变化，其官职递降为卫尉，匈奴来犯，韩安国以材官将军职，被派往渔阳，兼领太守事。韩安国虽然兵败渔阳，但难掩其能臣良将的本色。他为将为相完全凭自己不懈的努力，因此《史记》、《汉书》等典籍对韩安国的评价颇高。韩安国在经略渔阳的两三年里，悯民疾苦，暂停征伐，积极恢复农牧生产，一度使久历战火的郡域再现生机。

三、东汉初期的渔阳

西、东两汉的过渡期，是北京历史上最悲壮、最痛苦的时期。当时的幽州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渔阳地区数次沦为战场。王莽新政失败后，山东河南、河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刘玄在南阳建立了更始政权，各州各郡或自立称王或直接称帝。更始时期的幽州（北京）地区仍袭西汉之制。更始皇帝刘玄以苗曾为州牧，下辖包括州南的广阳、州北的渔阳等十一郡。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移都洛阳，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黄河出使河北，意欲整合河北各方势力。当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数十部农民起义军。还有很多地方武装及其王莽政权的残余势力。

更始元年十二月，汉景帝第八代孙赵缪王刘元之子刘林等人，立诈称汉成帝之子刘子兴的王郎为帝，建都邯郸，这是河北地区一支最强的割据力量。刘秀到河北后，以废苛政，复汉家制度为号召，撤免贪官，平反冤狱，释放囚徒，恢复汉官名称。从而获得了河北大部分仕民和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同时还招揽了邓禹、冯异等一大批有才干的地主知识分子，招兵买马扩大武装势力。

更始二年（24）二月，刘秀发兵进攻王郎。刘秀军由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先锋，冒然进军失败。刘秀率主力在后，收朱浮、 邓禹散卒，与王郎的大将李育交战，大破李育军。李育退守于城。刘秀攻之不下，便引兵转而攻打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旧城乡）。

是时，上谷（今河北 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今北京怀柔、密云交界）太守彭宠各遣吴汉（渔阳郡安乐县令，今顺义）、王梁（渔阳）、寇恂（上谷昌平）等率 “渔阳突骑”经良乡南下协助刘秀攻打王郎。同时 刘玄也遣军北上支援。四月，刘秀指挥大军进围邯郸，五月城破，王郎被杀，自此刘秀称雄河北。

刘秀得手于河北，更始皇帝刘玄恐其势大，遂遣使赴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回洛阳。同时撤消了上谷耿况、渔阳彭宠等人的职务。任命韦顺为上谷太守、 蔡充为渔阳太守，苗曾为幽州牧。并令谢躬率军屯驻邯郸，控制刘秀。

刘秀以河北未定，拒绝刘玄之命。从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决裂。随后，刘秀通过武力和招降收编了各路起义军，刘秀大将吴汉袭杀了刘玄所委任的幽州牧苗曾，夺其军。刘秀人马骤增。

刘秀一方面遣将发兵长安与刘玄争天下，一方面率部镇压周边的农民起义军。但他在徐水遭遇义军回马枪，刘秀大败。刘秀北逃至范阳，在良乡东被俘，幸得耿弇救。随后集结兵马再战，于今平谷通州一带剿灭了义军。至此，河北地区全归刘秀。更始三年（25）六月，刘秀在鄗（hào今河北柏乡县）称帝，改元建武，国号汉，史称东汉或后汉。

四、渔阳战将

更始时期，幽州牧仍以蓟（北京）为驻地。州牧苗曾被刘秀部将吴汉杀死之后，刘秀以朱浮为州牧。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初从刘秀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破邯郸后，任大将军兼幽州牧，守蓟城（今北京）。同时刘秀将刘玄所遣的郡守全部作废。上谷、渔阳郡原太守耿况、彭宠复职。渔阳、上谷太守彭宠、耿况曾为刘秀统一河北立有“佐命之功”。 自有渔阳建制以来，渔阳就是兵家必争必守之要害。因此，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这里就不乏能臣和将帅。

战国时的秦开，西汉时的李广，韩安国，东汉初的郭伋、张堪等在渔阳地的活动均详载史册。但最为著名的则是东汉时期的吴汉、王梁、盖延。他们不但被国史记载，就连渔阳旧地或属地的怀柔、顺义、密云等方志也列其名。

清·康熙怀柔县志（35页），记载的乡贤祠从祀人物，第一个就是汉将虎牙大将军盖延，其次是汉大司空王梁。吴、盖、王在东汉均列名于“云台二十八将”。

史载，盖延、王梁都是两汉时期渔阳郡的要阳人，要阳包括今怀柔北部山地及河北丰宁大部。吴汉虽是南阳人，但因王莽末年，幕下宾客犯法，逃到渔阳，资用匮乏，便以贩马为业。往来于燕、蓟之间，每到一处结交豪杰。更始帝立，有人推荐吴汉，说：“吴子颜，天下奇士，可与计事”(《后汉书·吴汉列传》)。韩鸿召见吴汉，知所举不虚，当即任命他为渔阳郡安乐（今顺义西部）令。后率渔阳突骑助刘秀战王郎，并因在统一战争中屡建奇功，被拜为偏将军、大将军。刘秀称帝后，升任大司马，封舞阳侯。

盖延，开始为渔阳太守彭宠的护军，后随吴汉归刘秀，在刘秀征战山东和平定陇西时战功卓著。被拜为偏将军、左冯翊。刘秀从平河北到即位一直以盖延为虎牙将军。王梁先为渔阳郡吏，后被太守彭宠任命为狐奴县（今顺义北，怀柔东南部）令。继之与吴汉、盖延统兵南下陷广阿，拔邯郸，因功赐爵关内侯。刘秀即位后，擢拜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彭宠之功不但遣郡下之安乐县令吴汉、孤奴县令王良以及护军盖延，领渔阳突骑之兵，南下助刘秀讨王郎。并在战争期间，向前线转运粮草无算。而上谷太守耿况也遣郡将寇恂（今昌平人）一同与彭宠发兵助秀，而且，其子耿弇更是一直追随刘秀，并对刘秀有救命之大功。刘秀称帝后封彭宠为建忠侯。

随着西南战事的结束，原彭宠部下吴汉、王梁、盖延全部位居三公，列入开国云台二十八宿。而彭宠却没能再被加封。

五、渔阳危机

此前刘秀在统一战争中，追击铜马军至蓟时，曾召见彭宠。可彭觉得这次召见不冷不热，心里略显不快。刘秀有所察，私下向彭宠的上司幽州牧朱浮询问彭宠不高兴的原因。

朱浮有才名，也自负。任幽州牧后，广召名士引入自己麾下，并下令各郡县给这些名士的家属提供优厚待遇。对此渔阳太守彭宠极力反对，彭宠认为天下未定，应当多储备粮草稳固国基，不宜多置官属，以费军食。拒从朱浮征粮之命。

朱浮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加之朝廷有不少彭宠的旧部，朱浮感到了危机。他曾给刘秀上书密奏，诋毁彭宠曰：“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这个“密奏”自朝廷泄出。彭宠闻而大怒。但朱浮一直死不承认自己向朝廷劾奏彭宠。

如今刘秀主动向自己询问对彭宠的看法，对朱浮而言是个好机会。但朱浮不会明说，只是举了个实际例子说：

“当年王莽宠信甄丰，经常召甄丰进府商议政事，对王莽有功。后来王莽当了皇帝，甄丰对皇帝给自己的封赐很不满，最后终于因罪被诛”。朱浮的这番话极其阴险。实际上是在婉转提示刘秀在未称帝前应该择机除掉彭宠。刘秀称帝之后，很多将臣都得到提升，而刘秀一直在观察彭宠，彭宠职位依旧。随后彭与朱浮的矛盾日益激化。

东汉初，因连年战争，中国北方的州郡多数破散，而渔阳有旧盐铁官，彭宠大力经营盐铁“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因州牧朱浮向渔阳征粮派赋无果，在数次向刘秀报告中不乏夸大之词。建武二年春，光武诏征彭宠赴都。宠怀疑自己被朱浮出卖，便上疏愿与朱浮同征同赴当面明辨。同时又给过去的老部下，吴汉、盖延写信，盛言朱浮瞎告状，坚持必须与朱浮同征，光武帝仍不许，很明显彭宠对皇帝已有所疑。认为刘秀相信了朱浮单方面的举告，形势对自己很不利。

彭宠妻以及身边的亲信，也一致坚持不能受召前往。后来，光武帝又遣彭宠的堂弟子后兰卿来劝行，但此时已晚。彭宠集团上下都认为此次征召，肯定是要置宠之死地。彭宠扣留了堂弟子后兰卿。

就在彭宠研判当前形势的时候。州牧朱浮的一封《幽州牧与彭宠书》，成了战争的导火索。这封信以辛辣揶揄的语气、以极富感染力的文采、以丰富恰当的典故对彭宠进行了抨击。

六、一篇著名的书信

朱浮的信开篇就引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不义不昵，厚将崩”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典故。警告彭宠不要自取灭亡。虽然你彭宠“有佐命之功” ，爱惜仓库也不是不对，而我朱浮秉征伐之任，征粮派赋也是为复汉安民之必须，咱俩“皆为国耳”。你不该怀疑我朱浮说你的坏话，既然你疑心我向皇帝告状，你为何“不诣阙自陈”？（汉代,一般应按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称之“诣阙上书”或“诣阙自陈”），反而欲举其兵，这岂不是“灭族之计乎”？ 朝廷对你彭宠“恩亦厚矣，委以渔阳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 朝廷对你已然如此器重，你“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郡，而不顾恩义，生心外叛者乎”！

紧接着朱浮就用了极具气势的五个排比句，责斥彭宠不顾恩义、后果：“伯通与吏民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景，何以施眉目？举厝建功，何以为人”？可惜啊！你现在的做法简直就是，弃嘉名，造逆谋，捐庆祚，招重灾，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朱浮和彭宠的矛盾，历史上已有多种评说，多认为朱浮气量狭窄，彭宠不识时务。其实这是朝代更替时期，地主阶级内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的具体反映罢了。

然而，《幽州牧与彭宠书》则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在历史文献和文选中，常与《答苏武书》、《报任少卿书》、《报孙会宗书》、《论盛孝章书》、《曹洪与魏文帝书》等著名的书信并称。

《幽州牧与彭宠书》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但文情并茂，用典借喻无不恰当。成语“辽东白豕”，出现书的中间部分：“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高论於朝廷，则为辽东豕也。”！　

大意是，彭宠（字伯通）你和上谷太守耿况（字侠游）共同发兵助光武帝成就大业，共同享受国家给你们恩惠。可你不象耿况那样低调谦让，反而认为自己功高天下。过去辽东有个人，家里养的猪产了个白头猪仔，就觉得宝贵奇异，准备向上贡献。可走到河西，发现很多猪都是白的，便惭愧而返。在朝廷的众臣众将中，你若自诩功高，就无异于那个辽东献豕者了。这则“辽东白豕”典故近似于“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多喻见识浅薄，少见多怪。

“捧土塞津”， 出现在书信后半部。 “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所。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当时彭宠与朱浮的矛盾已经升级，战争一触即发，彭宠的僚属和老婆一致支持彭宠以渔阳为基地，攻幽州蓟城，反汉称王立国。朱浮便恐吓他，你若“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简直是不自量力，一如河边上的愚昧之民，想用一捧土就能堵塞住宽深的河口一样。自此，后世多以“捧土塞津”喻不自量力。

“亲痛仇快”，出现在文尾。言彭宠“自捐盛时，内听娇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群后恶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雠，勿以前事自疑，原留意顾老母少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雠者所快”。朱浮进一步警告彭宠，如果内依老婆，外信谗言，一定遭祸，并会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永远会被功臣当成借鉴的镜子。因此希望你彭宠多为你老母亲和你兄弟子侄的前途着想，不要做出令亲朋厚友痛心，让仇人快意的事情。

《幽州牧与彭宠书》虽是好文章。可朱浮这封信的主旨根本就不是想解决问题。文中极尽讽刺挖苦之语，并有恐吓檄讨之意。后世多认为，这是朱浮智激彭宠造反。因为彭宠是刘秀同乡，又曾是吴汉、王梁、盖延上级，更是自己所辖之郡中最不听话的一个太守，若把彭办掉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定有好处。

七、渔阳烽火

彭宠看了朱浮的书信，暴怒。朱、彭矛盾激化。刘秀急召彭宠离开渔阳入都。可彭宠要求若去也是与朱浮共同前去，刘秀不允。这更使彭宠认为刘秀薄己厚朱，更担心离开渔阳，凶多吉少。决定先下手为强，拜署将帅，自率二万突骑攻朱浮于蓟（今北京），又分兵广阳、上谷、右北平控制相邻郡县。

刘秀刚刚立国，朱浮便因个人私怨点燃了北方战火。建武二年春夏，渔阳军所向披靡，占领了幽州各郡数十个县邑。同时，彭宠又因自己曾与上谷太守耿况都有大功，而恩赏并薄，多次遣使引诱耿况共反。

当时耿况的长子耿弇很受光武重用，封侯挂帅。耿况不可能跟着彭宠造反，所以耿况斩彭宠所遣之使，决心归光武。上谷外交失败，彭宠便加紧攻朱浮，朱浮很快陷入险境。

光武帝派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彭宠盛兵临河以拒邓隆，又发轻骑袭击其后，大破邓隆军。

建武三年，涿郡太守张丰也起兵反，彭宠与其联兵，对幽州蓟城形成夹击之势。渔阳军锐不可当，拔右北平、上谷数县。同时彭宠加紧与匈奴联合。

王莽末年，匈奴与渔阳的关系缓和，渔阳以盐铁谷物与匈奴贸易，彭宠还曾派使者与匈奴和亲交好。因此，单于派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彭宠。朱浮城中粮尽。上谷太守耿况派骑兵来救朱浮，朱浮得以杀妻逃走。彭宠占领蓟城，称燕王。

朱浮恃才不容人，又寡仁义弃城杀妻。逃回京城后，侯霸参朱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光武不忍。朱浮在建武二十年，接窦融为大司空。两年后，坐卖弄国恩免。汉明帝即位后，朱浮再被参劾，赐死。

建武四年，南方战事稍缓，光武始有余力消除北方威胁。调南线战场的朱佑、耿弇、祭遵、刘喜分路伐彭宠和张丰。祭遵灭张丰后，在良乡与彭宠对峙，并派护军傅玄袭彭宠大将李豪于潞（今通州），大破之。相拒岁余，渔阳军势衰。

第二路击彭宠的是耿弇，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击望都、固安西山十余营，皆破之。

第三路攻彭宠是刘喜部。刘军屯扎在河北固安西北，因惮于彭宠主力强悍而未进。

如此，刘秀三路军仅对彭宠形成困压之势，很久不敢贸然督兵攻蓟。相持之中，彭宠知道持久必败，急欲打破僵局。派其弟彭纯领匈奴二千余骑，自引兵数万，分为两道夹击祭遵、刘喜。不料匈奴兵经军都山时，遭遇耿况次子耿舒伏击。

彭宠进攻失败，在大兵压境情势下，只能退出蓟，北还渔阳郡城。借温榆、七度、鲍丘、沽水为险以拒南军。而耿舒趁彭宠战线收缩而猛攻，收取军都城（今昌平东）。刘秀也频发布告，以封侯赐爵为条件，悬赏彭宠首级，渔阳烽火不息。

八、彭宠喋血渔阳

彭宠本想拿下幽州，南联张丰北携匈奴，与刘秀分庭北方。没想到形势急转，短短三年，几万飘忽而来，疾驰而去的渔阳军锐气大挫，所以不得不转攻为守。

至建武五年早春，彭宠面对的形势更加恶劣。上谷耿氏父子彻底切断了渔阳与匈奴的援兵之路，刘秀大兵压境并辅以强大的心理战。彭宠集团内部人心开始涣散。彭宠的休养生息，连横匈奴，择机重返蓟城的战略计划已经落空。

面对严峻的形势，彭宠惴惴不安。他请来的观相望气的卜者都说，外兵不足虑，祸当从内中起。彭宠马上就想到堂弟子后兰卿曾作为人质在刘秀身边多年，为防范不测，便把兰卿及所统之兵远发城外（今怀柔桃山一带）。彭宠身边的智囊并不多，这样一来，亲信更无。为了凝聚日益涣散的军心，彭宠准备搞一次大的祭祀活动。按照程序，祭祀前须净心斋戒。

彭宠的仆卫子密等三人早被刘秀的悬赏令所诱，见彭宠斋戒，独在便室，弑主求赏之心极速膨胀。

一天，以子密为首的三个近侍仆卫，乘彭宠斋戒独处无备，迅即将其捆绑个结实。并向署内文武官吏宣告：“大王斋禁，皆使吏休”。又伪传王命，将所有奴婢分室禁闭。随后假传彭宠之命招其妻入内。宠妻至，见王被缚，大惊呼：“奴反”！子密三人痛打宠妻。

彭宠急忙制止老婆，并命其“快按他们的要求，置办金银细软”。 当时彭宠以为这几个不义之奴不过是因财起意，他奢望多用钱财抚慰以脱身。于是两奴挟持宠妻去取财物，一奴看守彭宠。彭宠便不失时机对这个奴仆说：“你是善子，我平素很喜欢你，你今天一定是被子密所胁迫，现在你放开我，日后我把我女儿阿珠嫁给你，家中所有的财物也都是你的”。这个年轻的仆卫心有所动。可朝窗外一看，见子密已回，正听彭宠说话，“遂不敢解”。他们把金玉财物收拾捆扎，用六匹马驮了，又命彭妻缝了两个袋子。

夜里，子密解开彭宠，让他写了一道手令，命守门将军：“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勿稽留”。书毕，子密当即杀了彭宠及妻，将其首级置袋中，持手令出渔阳城，星夜南奔洛阳求赏去了。

子密至洛阳，光武满朝大惊。奴仆杀主求封赏，实为大逆，果真封侯赐爵，无异于鼓励大逆。然而，若不兑现封侯赐爵之诺，又有毁皇帝之金口。

为了践诺，不得已刘秀硬着头皮封了子密一个侯爵。中国历代侯爵多是以封地的地名为称谓，唯独子密的侯爵称谓不冠封地之名，而蔑称为“不义侯”。

第二天早晨，王府（彭宠已称王）合门不开。官属踰墙而入，见宠尸，渔阳全城惊怖。一方枭雄彭宠喋血渔阳。其后，尚书韩立等斩杀了彭宠之子彭午，向前来征讨的祭遵请降。祭遵军入渔阳城，夷灭彭宠族。渔阳战事始息，战后，幽州地区满目疮痍，被战争蹂躏最甚者当数渔阳郡和广阳县（前良乡）。

九、贤能太守

渔阳在两汉过渡时期，先是经历了王莽之乱，地方势力割据混战，后又有彭宠举兵，东汉政权与彭宠又进行了四年战争。连年的战乱使今北京及其东、西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持久的兵祸，渔阳郡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西汉文景之时的繁华之地到此时已然一派衰败景象，百姓背井离乡，民不聊生，寇贼充斥，且匈奴又择机南犯。百废待兴之际，郭伋、张堪等治世能臣先后来到渔阳就任太守。

郭伋，今陕西省兴平东北人，字细侯，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在王莽时期，郭伋为上谷大尹，后升迁为并州牧（山西太原）。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次年彭宠灭，先任渔阳都尉，转任为渔阳太守。

郭伋到任后示以信赏，纠戮渠帅（盗贼首领）。也就是以治安为突破口，进行综合治理，安抚百姓。经过一段时间治理，盗贼有所销散，但匈奴仍数次抄掠郡界，郡民为之苦。郭伋曾经担任过渔阳都尉军职，深知渔阳山地复杂，必须利用山谷小道，以奇兵扩大军事优势。随后，整饬士马，设攻守之略，以战宣武，使匈奴畏惮远离，不敢轻易入塞，郡民得以安业。

清康熙六十年（1721）,江南文士潘其灿在怀柔游历时曾有一首诗《午日游龙王山》：午日方同醉，／龙山试共游。／烟光通帝里，／景色入边州。／父老歌陶令，儿童颂细候。／清风满邑郭，／夏日亦如秋。诗中的“儿童颂细侯”，就是用了“郭伋竹马”之典。

郭汲在并州（山西太原）任职时，他为官勤政爱民，重诚信，颇受当时人称赞。他经常到各郡县视察，在一次巡察诸郡时，来到了河西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有很多少年儿童骑着竹马列队来欢迎他，郭伋问：“孩子们为什么远来？”孩子回答说：“听说使君来到，很高兴，所以来欢迎。”郭伋便十分真诚地下马辞让致谢。在美稷县办完事后，将前往别区，孩子们又赶来送郭伋，并问他什么时候返回。郭伋立即让随从计算返程的日期，告诉了孩子们。由于事情办得顺利，返回美稷县的日子比预期早了一天，郭伋便下令在县城外的野亭露宿一晚，等到第二天才入城，以不失信于儿童。

郭伋在渔阳任职五年，渔阳户口增倍。帝劳之曰：“贤能太守”。

汉渔阳郡城南三四十里即是其所属的狐奴县。明清及民国时期，部分辖于怀柔县。狐奴县因潮白河畔的狐奴山而名，狐奴山上有庙，俗称“白云观”。观内曾有一首题壁诗，“其诗留心风土”，被清初一位监生抄录留存至今世：“狐奴城下稻云秋，／灌溉应将水利收／旧是渔阳劝耕地，／即今谁拜富民候”。诗中的“富民候”专指东汉建立政权后的第二任渔阳太守张堪。另外，今房山区阎村镇大懂村村西于1982年出土了唐贞元年间蔡雄墓志。其铭文中有“蔡君之政渔阳张堪之俦”语。极赞墓主蔡雄，生前任莫州刺史时，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与渔阳太守张堪是同一类的人。尽管墓志极尽夸赞之语，想必蔡雄实难与张堪比肩。

张堪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期间大有军功，并在其任蜀郡和渔阳太守时，为后世树立了清廉惠政的典范，同时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中，张太守更是享誉流芳。　

张堪，南阳人，是东汉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刘秀称帝后南方还没统一，战争仍在继续。中郎将来歙推荐张堪，召拜张堪为郎中，负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又领骑兵七千，助大司马吴汉伐蜀地公孙述，在进军路上，张堪被拜为蜀郡太守。

汉吴用张堪“示弱”之计，拔成都，张堪先入城，捡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报，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

《后汉书》载，刘秀常召见诸郡官吏，问其风土及前后郡守、县令的廉政情况。蜀郡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张堪此时已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匹”。这段文字记述了张堪来渔阳前，任蜀郡太守时清廉、勤政、惠民的为官风范，“张堪折辕”遂成美谈 。

张堪在蜀郡两年，又调往北方任骑都尉，破匈奴于高柳，随后拜为渔阳太守。匈奴常以上万骑侵渔阳，张堪多次率骑奔袭击破之，匈奴不再犯边，始以和平的姿态入边互市。张堪在郭伋的治理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捕击奸猾，维持社会稳定，一方面积极恢复生产。　

那时潮河与白河的水量丰沛，水患不多。然而河水出塞流至渔阳境后，多是散派成数十条细流，大面积冲积地被割成潦泽水渚，苇荡草滩，湿涝不耕。张堪凭其在成都任时的经验，因地制宜，组织官兵百姓自郡西、南而东把白河、潮河形成的广袤的涝地，改造成了八千余顷稻田，劝民耕种，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按现在的区划看，当时所开稻田的范围，大体包括了怀柔梨园庄村南（渔阳郡城）怀柔、顺义、通州以东，东南的武清、宝坻、直至天津市西郊的广大地区。

《后汉书·张堪传》：“堪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史书中载录的这首民谣，也形成了两个典故：一是“麦穗两歧”，多用指祥瑞丰年，称颂吏治有成就。二是因为吏治清明，富乐年丰而“乐不可支”。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怀柔、密云、顺义、平谷乃至河北天津地区的很多村庄仍在当年张堪的“劝耕地”上种植水稻。虽然这时很多村庄都是靠汲取很浅的地下水为种稻水源，但也有怀柔的围里、大小罗山、郑家庄以及下游近河的少数村子，利用河水自流种稻。

至八十年代末，潮白河彻底断流，地下水骤降，耗水作物水稻被彻底停种。然而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渔阳“劝耕地”毕竟种出了盛极多年的“小站稻”、“唐山米”、北小营的“胭脂米”、“罗山米”。因此一代“富民侯”张堪不但永载史册，也会永远流传于世代人民的口碑之中。

今天，我们回望远去的渔阳，有谁能尺度出她文化底蕴的厚度？今天，我们回望曾经的渔阳，又有谁能称出她历史财富的重量？关山古郡，峥嵘岁月，一部经典，永远的——渔阳。

星期三 2008年4月2日稿

〔所有资料源于《史记》《后汉书》及《康熙怀柔县志》、《康熙密云县志》、《康熙顺义县志》《康熙顺天府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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