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避孕14种方法（人类避孕史一片）

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 清和，智本社社长

公元前1400年，《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8章记载：

犹大对俄南说，为了你已离世的哥哥生子立后，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这是作为弟弟的本分。

俄南知道生子也不归自己，同房的时候便将种子洒在地上。俄南的做法在耶和华眼中为恶行，耶和华便让他去死。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体外射精避孕法的记载，也是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避孕事件。

俄南及其嫂子的遭遇，暗含了避孕、生育的各种纠葛。生育（避孕）事关宗教伦理、人口繁衍、家族延续、经济增长以及个人尊严与自由。

人类避孕史，是一部社会经济变革史。

近代，避孕套、避孕药的发明，对社会结构及经济演进的作用或许被低估。

避孕药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200名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子弹，甚至是电脑和网络对20世纪的影响力都不及这小小的药片来得强大。

一个小小的药片，换来了近代女性前所未有的“一片自由”，切断了性爱与生育的必然联系，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观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权以及性爱体验。

一个薄薄的套套，颠覆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套逻辑”，改变了人口生育率、家庭结构以及人口红利，避免了人类社会反复进入“马尔萨斯陷阱”以及丛林法则。

1. 一“江”春色：人类终于控制了生育供给

在古代，避孕可不是充满玫瑰芬芳诱惑的香艳美事，常常伴有粪便味、鱼腥味或黄鼠狼恶臭味。

古埃及女性把蜜、苏打和鳄鱼粪混成一种粘稠的东西，在性交前放入阴道。古埃及人发明的金合欢树胶“阴道栓”具有杀精避孕之功效。

公元200年，希腊妇科医生索拉努斯建议女性在经期避免同房，认为那是她们每月最容易怀孕的时候。他还建议女性性交时屏住呼吸，事后通过打喷嚏避免精子进入子宫。

在10世纪的波斯，女性被告知在性交后向后跳七次或九次，把精子排出来，因为七和九是有魔力的数字。

在中世纪的欧洲，女性被建议在性交时把黄鼠狼的睾丸系在大腿上或挂在脖子上。

古代中国女性走得是残酷的“重金属路线”，喝铅和水银以避免怀孕。公元前七世纪，古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录：“油煎水银，一日方息，空心，服如枣大一丸。”

东西方都有用鱼鳔、羊肠避孕的记载，其原理与现在的避孕套类似，只是“口感”不同。

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武侠》中，汤唯饰演的阿玉对甄子丹饰演的唐龙说：“我去洗鱼鳔。”后者回应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鱼腥味。”

16世纪初，欧洲大陆梅毒肆虐，一场“马尔萨斯式”的大屠杀似乎不可避免。这时，欧洲名医、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命名了输入管、阴道、胎盘、阴蒂、颚及耳蜗）提出用亚麻布做避孕套。此后，亚麻布避孕套使用了300多年。

18世纪末，欧洲著名的大情圣、风流才子贾科莫·卡萨诺瓦在回忆录中称，他发明了子宫帽避孕法和柠檬避孕法。

在19世纪以前，人口发展的主流并不是控制人口规模，而是人口繁殖，提高生育率。避孕，只是贵族、娼妓以及预防传染病的非主流需求。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马尔萨斯明确反对其父亲为代表的古典人口观，提出晚婚、禁欲等手段来控制人口增加，以避免因人口过多引发的粮食危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巨大，李嘉图、达尔文、凯恩斯、阿尔佛雷德·华莱士、威廉·佩里大主教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都是他的忠实信徒。

1801年，马尔萨斯的理论推动了英国人口普查——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有意思的是，马尔萨斯本人反对节育，但是他的追随者们笃信人口控制学说。其中弗朗西斯·普勒斯，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

到了19世纪，在欧美国家，避孕才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主流需求。

这时，化学材料的革新，给避孕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1844年，美国工程师查尔斯·古德伊尔为自己5年前发明的橡胶硫化申请专利，这使橡胶避孕套和橡胶子宫帽得以大批量生产。

三年后，即道光二十七年，一位没落旗人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叫张德彝。此人在同治五年时被清政府委派参加出国旅游团。他多次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在国外一共度过了27个年头。

在他的游历日记《航海述奇》里记载了避孕套这一新事物：“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

张德彝将避孕套称呼为“肾衣”（佩服古人智慧），说这东西可以防传染病，但总是不如赤膊上阵来得爽快。张德彝成为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中国人。

橡胶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类才真正掌握生育的控制权，性爱彻底地从被动生育、人口繁衍中解放出来。

不过，正当美国大规模生产避孕套时，一位名叫安东尼·科姆斯托克的邮政督察发起讨伐秽行的运动。由于天主教不支持避孕，认为避孕是污秽行为，讨伐秽行运动得到了不少天主教徒及民众的支持。

1873年，美国通过《科姆斯托克法》，禁止传播避孕信息，对医生也不例外。为了对抗这一法律，美国商家用心良苦，在避孕套的外包装上做“暗示”。一些妇女则寻求新的避孕措施，她们相信可口可乐（躺枪）可以杀死精子。

不过，她们通过无数次试验发现，可口可乐虽然有些苦涩但无法避孕。于是，美国妇女试图突破反淫秽法，重新夺回避孕权。

1914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的女人发起了节育运动，成为了妇女节育运动先驱。桑格出生于纽约州科宁一户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家庭，排行老六。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50岁经历第18次怀孕时，不幸去世。

母亲的去世对桑格打击很大，她认定，过度生育导致母亲死亡。在母亲的葬礼上，桑格当面质问她的爸爸：“是你才会导致这一切，妈妈的死就是因为生了太多孩子。”

此后，她成了一名护士，并终身投身于妇女节育事业。她每月推出《女反抗者》，传播节育信息，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

桑格因此被指控并逃离美国。两年后，她又回国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但不到两星期就被迫关门。1921年后，桑格设立美国节育联盟，即后来的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1923年5月，桑格及其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米克漂洋过来来到欧洲，悄悄地购买大量避孕膜，然后请当地裁缝将避孕膜缝到新买的精致时装里，再精心包装，塞满了八大箱子。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避孕膜走私进美国，以推动节育运动。

1937年，执着的桑格终于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美国医学会承认节育是医生的合法业务。一年后，一名法官取消节育有伤风化的联邦禁令，但大多数州仍然保留反对节育的法律。

但实际上，开放避孕禁令的直接原因是一战。在一战开始时，美军因避孕套奇缺导致40万军人感染梅毒和淋病。美军不得不大量供应避孕套给军队使用。

同时，战争的爆发，避孕套成了一门“战争财”的生意。一战前，德国几乎生产了欧洲所有的避孕套，远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市场。

一战期间，美国后来居上，占领了大部分避孕市场。

1919年，天然胶乳避孕套以及配套的自动生产线出现，胶乳避孕套的价格大大降低。这种更薄、更结实、无味的避孕套深受市场喜爱，快速替代了橡胶避孕套。

这是避孕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一战后，各国开足马力生产避孕套，德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国，美国主要受限于国内市场。

1929年，德国避孕套批发商——英国伦敦橡胶公司转成为生产商，推出了世界上首个润滑避孕套，这就是杜蕾斯的前身。

直到1930年代，美国政府才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障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避孕套。当时美国15个最大的避孕套制造商每天共生产150万个避孕套。

避孕套，让人类彻底掌控生育的数量及周期。人类第一次将生育与性爱分离，不再被无休无止的生育所绑架。

一方面，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不用担心怀孕。

在避孕套发明之前，性爱的怀孕概率，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运动。

有了避孕套，这一运动变得更加可控，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类性福感。如此，人类第一次大胆尽情享受一江春水的快感。

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数量及时间。

避孕套的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妇女通常会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

控制了人口的无序供给，人类才能避免反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2. 一“片”自由：女权主义浪潮大规模兴起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避孕技术又发生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而这次的推动者正是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

桑格利用美国节育联合会推广节育理念，同时推动节育诊所的开设。大萧条期间，推迟生育成为度过难关的重要办法，一些家庭选择避孕或节育。

到了1942年，节育诊所已从1930年的55家扩张到了800家。到了50年代，美国人用于避孕的费用每年估计达2亿美元，避孕套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避孕方式。

1953年的《时代》周刊报道：“尽管处在暗中，避孕药具买卖已经成了一项大生意。如今有超过300家制造商从事这个行业……三家‘女性清洁用品’制造商去年仅在普通杂志上就花掉25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

1950年，已经72岁高龄的桑格似乎并不满足，她试图最后放手一搏，将避孕的主动权从男人手上转移到女人手上。于是，她决定改进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样服用简便的“神奇药片”。

同年10月，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桑格被介绍给辛特克斯制药公司研究部副主任格雷戈里·平克斯，恳求后者继续未竟之业。平克斯曾在1931年宣称对兔子进行体外受精获得成功，因而声名远扬。然而他被全美媒体讨伐——亵渎生命，哈佛大学因此辞退了平克斯。

平克斯告诉桑格，用激素或许有希望，不过他需要大笔研发资金。桑格从生育联合会中争取了一小笔资金，资助平克斯开展避孕药研究。

平克斯的做法是往实验室动物体内注入激素黄体酮抑制排卵，从而防止怀孕。黄体酮是由美国药剂师拉塞尔·马克从野生甜薯提取出来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克斯就从兔子和老鼠的实验中证实，黄体酮具有防止排卵的功效。但是，从小白鼠到人体上，平克斯还需要大量的论证，包括一大笔研究经费。

此时，桑格找到了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密克。出生于苦难家庭的凯瑟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科学位的第一位女性。

她嫁给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继承人斯坦利·麦考密克。结婚两年后斯坦利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担心疾病遗传给下一代，凯瑟琳决定终身不生育儿女。凯瑟琳遇到桑格后，决定与后者全力投身于避孕事业。

1953年6月，78岁高龄的凯瑟琳给平克斯开出了一张4万美元的大额支票，并承诺提供所有研究经费。

项目重新启动后，平克斯在一次科学大会上遇到了一位绝佳的合作伙伴——约翰·罗森克兰兹。后者在波士顿开设了全美第一家安全期避孕法诊所，并已经将避孕药试验于女性身上。

平克斯与罗森克兰兹二人合作，借调查生殖能力之名，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的50名女性进行试验。这项试验虽然很成功，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之后，他们前往波多黎各、墨西哥、海地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1956年，平克斯和罗森克兰兹的研究配方：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获得了FDA的批准，成为了第一批避孕药。

由于当时美国有30个州禁止生育控制，FDA批准的Enovid上面注明的功效是治疗月经严重失调；并要求在药物包装上注明：此药会阻止排卵。

Enovid上市之后，大量美国女性以“月经失调”之名服用此药物。当时，人们给了它一个模糊的名字——“那种药片”。

1959年，西尔公司向FDA提出申请，允许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FDA正式批准了这一请求。

到1965年，近650万美国女性在服用“那种药片”。同年，高等法院取消各州禁止避孕的法律（只限于已婚夫妇）。

从此之后，避孕药成为继避孕套之后又一次避孕革命。这次革命的发起者是两位令人尊重的女性桑格和凯瑟琳，受益者则是全球广大女性。

避孕药大规模上市后，女性从此掌握了生育的自主权，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身体与时间。因此，人类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

目前，全世界每天超过1亿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药。西方国家的使用比例高达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过口服避孕药，88.9%的德国年轻女性使用过口服避孕药。不过，在中国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不足3%。

避孕药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并不亚于避孕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推广避孕药的早期，正处于美国婴儿潮（Baby boom）时代。从二战后到1964年，美国诞生了7600万人，这是一波著名的婴儿潮。

这一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避孕药避免不了各种争论和非议。

当时，罗森克兰兹的儿子罗伯托·罗森克兰兹对媒体表示，自己的父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避孕药的发现可能对世界、社会规范产生的影响，但仍旧选择仅仅将其视作“医学进步”。

罗伯托说：“他（罗森克兰兹）不想参与‘与避孕药有关的政治’。”

但是，当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后，婴儿潮戛然而止。

美国、英国历年生育率，来源：快易数据，智本社

1960年，美国出生率高达3.65%，这一年FDA正式批准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开始，生育率开始遭遇滑铁卢，一直下跌到1976年1.74%；英国则从1964年2.93%迅速下降到1977年1.69%。

在避孕药大规模上市之前，美国平均一个妇女会生育3.6个孩子，但到了70年代这个数据不足2个。

第二大变化就是女性就业率大幅度提升。

很多女性减少了生育数量，从家庭主妇转变为职业女性。

“避孕药发明出来之后，家庭结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发生明显变化，当今社会，有22%的妇女挣的钱比丈夫多。”

美国妇女总会（NOW）主席特里·奥尼尔说：“1970年，在孩子不满6岁的妈妈中，出去工作只有30%，70%的妈妈选择待在家里。而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逆转了。”

2012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玛莎·贝莉等人，围绕着“分析避孕药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

这项研究的统计样本是1943~1954年出生的4300名女性。通过分析她们18~20岁之间服用避孕药的情况，以及其之后的薪水收入。

研究发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口服避孕药一度拉动女性工资增长了50%，越早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日后能获得越高的工资。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平均工资高出了8%。

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掌控生育自主权为女性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及学习时间。

三分之一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保障学业顺利完成。三分之二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没有中断职业生涯，获得了更多经验及晋升机会。

女性就业率的增加，提高了家庭收入、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地位。女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经济产值，释放了一波女性劳动力红利。

第三大变化就是“性革命”。

在电影《永恒时刻》中，女主角再次怀孕，但她已生了几个孩子了，于是决定把孩子打掉。她爬上桌子然后跳下来，反复多次，试图以此告别肚子的孩子。

这是20世纪初期欧洲的女性。虽然此时已有避孕套，但避孕与生育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

但是，避孕药出现后，女性彻底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五六十年代开始，掌握避孕阀门的女性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尚。

此时的好莱坞女星魅力四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惹得全球男人痴迷陶醉。她频繁行走于娱乐、政治及社会大舞台上，前往韩战部队慰劳演出，台下荷尔蒙爆棚。她甚至向媒体抱怨，三次婚姻都无法让她知道什么叫性高潮。

女性掌握了生育“钥匙”，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享尽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六七十年开始，美国女性观念大开，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纵欲主义流行。

1961年美国大约有40万女性第一次性活动时就使用了避孕药。这一数据在第二年增长到了120万。1964年，《时代周刊》称避孕药正在促成第二次性革命，避孕药可以让“你的性欲得到释放”。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奇迹迭出的一年》中写道：“性交始于1963年——就在查泰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之后和披头士首张唱片之前。”

避孕药使“性与生殖分离开来”，彻底释放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打碎了禁锢女性的现实及思想枷锁。

第四大变化就是助推女权主义运动浪潮。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欧美国家的性保守程度远比一般人想象得高。但是，随着避孕药的使用，女性在职业上、社会上开始彰显魅力。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漂亮、独立、激情以及不输给男人的职业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女性，彻底自由了，不管是身体、财务，还是时间、思想。

在60年代，女性主义浪潮兴起，那是属于女性避孕及女权争取地位的火热年代。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魔丸的诞生》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桑格对避孕药的认知：“刚开始桑格只是将避孕视为帮助女性控制子女数的方式。而现在，她开始相信，如果能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女性将获得她们无法想象的自由。婚姻将改变，男女关系将改变，家庭含义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将改变。”

3. 一“套”逻辑：避孕改变了人类发展模式

如今的避孕方式五花八门，但依然以避孕套和避孕药为主。

这两种避孕措施，给近代社会制造了各种麻烦：

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人口和经济都进入低迷增长“陷阱”，出轨率、离婚率、不婚率增加，家庭矛盾及单亲家庭问题突出……

未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或许又会引发一场社会、经济、家庭及伦理的变革。

一个薄薄的避孕套、一片小小的避孕药，以及未来的性爱机器人，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改变暗含着一套深刻的逻辑。

避孕套，是一场经济增长方式革命，它让人类控制了生育数量，帮助人类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避孕药，是一场社会结构及女性的革命，它让女性掌控了自己的性爱、工作、地位、身体、颜值及时间，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及社会地位发生变革。

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是一场人类繁衍及家庭伦理革命，它让人类繁衍脱离家庭制度，人口及家庭组合基于基因最优配置。

当然，技术只会改变人类的情感模式，而不会毁灭人性。

避孕套、避孕药的产生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类掌控了人口及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权，可以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供给产能。

避孕技术的进步，避免了人口产能无序膨胀，最终导致人口产能过剩、人口矛盾突出，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从供给端解释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跨越。

当年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都认为，随着工资的增加，人们会多生育，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实际不然，人们在两种情况下会减少生育：

一是收入短时间快速下降，或者房价、物价快速上涨，实际购买力短期下降，生育意愿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生育意愿会下降。

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收入下降，生育率在最低水平。

1970~2018年美国住宅物业价格指数

所谓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房价快速上涨，一直持续到2007年，制造了一波史诗级的房产大牛市。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

二是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不升反降。

这个看起来与第一个相矛盾，其实不然。第一个考虑的是总成本、短期，第二个考虑的是边际效用及成本、长期。

为什么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会逐渐下降？

主要原因是，生育本身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生育的孩子越多，从单个孩子中获得的效用不断下降。这一点，生过二孩、三孩的父母应该体会比较深刻。

如上图多小孩的培养模式，生育越多，养育的总效用越大，但是边际效用呈现递减。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大。

比如职业女性，不愿意放弃高薪、职业晋升机会，选择放弃二胎或推迟生育。非职业女性，家庭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比如旅游、社交、学习、颜值身材的损失以及陪伴、教育孩子的时间精力。

所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都会下降。这符合目前绝大部分国家的趋势。

杰拉西在他的书《避孕药的诞生》中曾说：“男人和女人只要还在造孩子，他们就一直避免生孩子。”

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那么经济如何持续增长？

多孩培养模型：边际收益递减，效用总额增加

虽然多生一个孩子，效用会递减，但从总量来说，五个孩子的效用总量要大于一个孩子。那么，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如何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一般父母选择教育好一个小孩，从小孩的成长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自豪感，来提高总效用。

单孩培养模型：边际曲线右移，效用总额增加

如上图，单孩培养模型：边际收益率及效用总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用递减，但是由于教育水平提高（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比如小学学霸、钢琴考级，边际递减曲线会右移，将边际收益率拉高，这样效用总额反而会增加。

时间往下推移，比如考上重点高中、越来越帅，边际递减曲线再次右移，如此边际收益率会保持相对高水平，边际总额会一直增加。

只要把小孩培养好，成长性好的小孩，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幸福感，边际效用不容易递减，总效用也未必比五个小孩的少。

有些小孩的成长曲线以及父母的边际收益曲线更加陡峭，有些则可能更加平滑。

有没有生得多，还教育得好的？有，但不具有整体意义。因为整体上是不可能的，资源是有限的。

从多小孩的培养模型，到单个小孩的培养模型，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微观变革：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的转变。

避孕技术革命，人类可以控制劳动供给。随着收入的增加，受边际效用递减及机会成本递增支配，人们会选择降低劳动数量供给，提高劳动素质。

经济持续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将边际曲线右移，微观上就是人口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微观上就是教育制度及技术的进步。

当然，如果收入增长缓慢，教育水平难以提升，单孩的边际曲线难以右移，当人口红利、外溢性技术红利消失后，经济可能会长期在低增长中徘徊。

所以，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根本上是收入提升，推动教育制度及技术的进步，将养育的边际收益曲线向右推移。

本质上，避孕套、避孕药，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逻辑。这套逻辑，还适用于结婚、离婚、出轨等社会行为之中。

比如，避孕药诞生后，没有意外怀孕的压力，嫖娼、出轨、婚外情的风险大大降低，效用却大幅度上升。如此容易推高离婚率。

由于女性生育减少，经济收入增加，独立性更强，离婚成本下降，离婚率可能会上升。从1960年代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开始，美国的离婚率、出轨率、婚外情几率逐渐攀升。

将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这套逻辑。只是，基因技术需要相应的制度演进配合，才适合推动边际曲线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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