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12生肖里为什么没有猫（十二生肖里为什么没有猫）

这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假如十二生肖里边有猫的话，它一定会成为最受人欢迎的属相，猫年的吉祥物也终于可以做得漂亮、可爱，让猴年、蛇年、鸡年的吉祥物设计师们从苦海当中脱身出来。

如果我是独裁君主，我会把棕熊、白熊、黑熊、猫，当然还有熊猫，加入十二生肖，替换掉那些不顺眼的动物，免得每年春节都被辣眼睛。不过，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理想吧？

为什么没有猫，最经典的解释是这样的：当初天神发出通知，要选十二只动物作为属相。动物界沸腾了，谁不想攀登荣耀的顶峰呢？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猫不仅会入选，还会拔得头筹，这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但老鼠巧施奸计，把猫灌醉，然后捷足先登，取代了猫的位置。等猫在酒醒之后奔进神殿，悲哀地发现十二生肖的席位已经满了。

这是一个完满的答案，它不但解释了猫在十二生肖中的离奇缺席，还形象地阐明了“喝酒误事”的真理，不仅如此，它还顺带让我们明白：猫为什么世世代代都要和老鼠为仇。

我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故事，它已经具备了宗教性解释途径的所有原始特征。如果我们生活在蒙昧年代，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衍生出一种宗教。更重要的是，它的风格虽然有点孩子气，但答案真的被它说中了——猫确实迟到了。是的，在十二生肖成型的年代，猫还不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动物。

十二生肖原本也不是今天的样子。十二地支定型很早，但选择哪种动物去配哪个地支，一度摇摆不定。近些年的考古发现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证据：睡虎地秦简，这是秦朝的文件，辰对应的不是龙，而是虫，“午马未羊”是“午鹿未马”。

再看张家山汉简，汉朝的文件，兔的位置是象。而在孔家坡汉简里，龙的位置是虫，兔的位置是鬼，猴的位置是玉石，狗的位置是“老火”——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的十二生肖，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那么真正定型大约就在西汉和东汉之间，也就是两千年前左右。看看虫变成龙，象变成兔，简直有白云苍狗、覆雨翻云的感觉，真不知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接着说猫咪。

猫在中国传统里一度很短暂地受过尊崇，这和“腊八”有关。

今天提起腊八，大家都知道是腊月初八，要喝腊八粥、泡腊八蒜。如果认真问一下，农历十二月为什么叫腊月呢？

“腊”（或“蜡”）原本是一种祭祀典礼的名字，因为在冬至以后举行，所以祭祀发生的那个月也叫腊月。但“腊八”原本并不指腊月初八，而是指祭祀八位神灵。《礼记》原文有“天子大腊八”，这里的语法结构和我先前讲过的“大一统”一样，是说天子特别推崇腊八祭。

腊八祭要祭祀一切神灵，最要紧的有八位，猫神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要祭猫神，《礼记》有解释说：“古代的君子，受过谁的恩惠就一定会报答谁。祭祀猫神，因为他吃田鼠；祭祀虎神，因为他吃野猪；祭祀河堤和水沟之神，因为他们对农耕有贡献……”

《礼记》说腊八祭是伏羲创设的，这显然没根据，是古人托古以自重的一贯作风。先秦古书里提到抓老鼠的动物，一般不说猫而说狸，“猫”这个名字应该出现得比较晚。湖南岳阳一带原先还有人姓猫，这甚至算得上一个大姓，但今天已经很罕见了。

即便猫升格为神，还受到祭祀，但我们能够发现，这完全出于实用主义考虑，把猫看成捕鼠的工具。再考虑到儒家“神道设教”的做派，我们更难相信他们祭祀猫神的真诚。而且在《礼记》的纸上谈兵之外，我们很难感到猫是一种受尊重的动物。是的，如果真的尊重猫，就应该套用康德的伦理法则，把猫看成目的，而不是工具。

这一点，古代的埃及人做到了。

许多书籍、文章谈到古埃及人对猫的崇拜，常常引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以下观察：“如果在普通家庭里，一只猫自然死去的话，这一家的所有人都要把眉毛剃掉。”断章取义是害人的，所有叠相转引的人都没看过希罗多德的原著。原著里边，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死的是狗，这家人就要剃光头发和全身的体毛。”

只看到这一句仍然不够，等我们把上下文全部看下来，又会得出一种新的观感。那么，请你发挥想象，做一个大致的、合理的估计：古埃及人崇拜的动物大约有多少种？

马上公布答案：有多少种就崇拜多少种。

事情要从希罗多德和他的名著《历史》说起。

希罗多德号称西方“历史之父”，他写的《历史》大约对应着中国春秋时代的后半段。孔子死去的时候，希罗多德还是个孩子，只不过我们隔着两千多年遥望，倒不妨把他们看作同时代人。现在谈一谈希罗多德在埃及的见闻。

作为当时的西方世界里最见多识广的人，希罗多德对埃及的风土人情感到困惑和震惊。埃及的太多风俗都和其他地方恰恰相反，比如女人到市场上做买卖，男人在家里纺织；女人站着小便，男人却蹲着小便；儿子没有抚养双亲的义务，女儿却有；他们用脚和面，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吃东西是在大街上，大小便却在家里。

显然在最后一点上，希罗多德也会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感到同样程度的吃惊。你能不能讲清楚，你是为什么会上外面的饭馆吃饭，却在家里大小便呢？希罗多德探听出了埃及人这样做的理由：“他们觉得，凡是不体面的，但不得不做的事情，应当秘密来做，如果没什么不体面的，当然可以公开来做嘛。”

埃及的动物崇拜也是很特别的。这里的野兽不多，而一切兽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每一种动物都被指定了看守人，他们负责喂养动物，接受人们的馈赠和祈祷。谋杀圣兽的人要被判处死刑，误杀要缴纳罚金，但如果有谁杀死了朱鹭或鹰，无论故意与否，一律处死。

这样看来，猫在全体动物当中的级别并不算高。但是，希罗多德观察到，在某种特殊的场合里，猫格外受到埃及人的重视。

这种特殊场合，就是火灾现场。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受灾群众表现出惊人的淡定，也不管火烧得有多旺，全都站在火场周围留心着猫的动静。如果有猫咪从人群中穿过去、跳过去，投身到大火里，埃及人就要举行盛大的哀悼。

希罗多德还说，死掉的猫会被送进神庙，做成木乃伊再入土为安。今天的考古证据完全支持他的说法，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真的会有猫咪像飞蛾那样投身烈火，这也太违背猫之常情了。

考古证据展现给我们的，是比希罗多德的记载里更有甚之的猫咪崇拜。猫被埃及人当成宠物来养，抓不抓老鼠全凭它们的喜好。在埃及人的墓穴壁画里，猫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作为主人捕猎的友好伙伴。

这就需要我们在欣赏绘画的时候，对细节有格外的关注。罗斯-玛丽和雷纳·哈根有一本书《绘画说了些什么》（What Paintings Say），副标题是“细节里的一百幅名画”，这正是我自己看画常常会用的眼光。书中介绍的第一幅画就是一幅古埃及的墓穴壁画，猫在里边占了很特殊的位置。甚至还有一本专门从绘画细节里找猫的书，作者是《艺术季刊》的编辑卡洛琳·伯格勒，书名叫做《猫：3500年艺术史中的猫咪形象》(The Cat: 3500 Years of the Cat in Art)。这两本书应该会有可观的读者吧，希望有出版社可以尽快买来版权，翻译出版。

伯格勒的《猫》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我们甚至可以隐去文字，把它当做一个赏心悦目的绘本来看。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优秀绘本，没有小情小爱的肤浅，没有顾影自怜的矫情，只有猫，古往今来各种花色的猫，绵延成一部恢弘历史。

只不过，无论哪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以悲剧为基调的，猫族的历史也不例外——时而是《黑奴吁天录》，时而是《古拉格群岛》。我们惊心动魄地读着书，时不时地耸一耸尾巴，惊叹于人类的残暴。

当古埃及的光辉消隐，基督教一统欧洲的时候，猫的地位一落千丈。我们在全部的西洋绘画史上，常常会看到优雅的马和忠诚的狗，但只要不是格外留意，就很难察觉到边边角角处还有猫的存在。

这当然算不上猫的灾难，无非是被人冷落罢了，反而被关注才是灾难。在15世纪的一幅修道院壁画上，出现了一只很容易被人看到的猫。

我们无论在印刷品上还是在手机屏幕上看这幅画，其实注意不到这只猫，但是，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就是那所修道院里的一名修士，而这幅画就画在修道院食堂的墙壁上，每次吃饭都要和它面对面，它都会是你视野里唯一的风景，那时候，你的观感自然就不一样了。

画面的题材是“最后的晚餐”，这是宗教画里很常见的主题，不值得大惊小怪。基督和全部使徒都坐在一张长桌后面，面向犹大，也面向着你，犹大一个人坐在长桌前面，也就是背对着你，头顶上被褫夺了光环。就在犹大的脚边，蹲伏着一只并不起眼的灰猫，神态沉静，扭头看向画外，看着正在壁画对面吃饭的你。

这只灰猫仅仅是画面上的一个点缀，出于构图的需要，还是有什么象征涵义呢？

只要你了解那个时代的绘画风格，就会知道这绝对藏着什么深意，绝不仅仅是构图那么单纯。画面上，每一种动植物都是宗教象征的符号。如果搞不懂各种符号的准确涵义，就会像一个完全不懂江湖黑话的人上了威虎山，人生结局不容乐观。

在这幅壁画上，孔雀象征着不朽，鹧鸪象征着真理，桌上的樱桃和背景里的果树是要勾起你很刻板的回想——回想人类始祖堕落之前，伊甸园的美好模样。而所有这些符号，在构图上都占据着不很重要的位置，只有那只扭过头来，凝神盯着画外的灰猫，很容易就会和你对视起来。

你要记得这是一幅画在修道院食堂墙壁上的壁画，当修士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只灰猫几乎就在他们的视平线上。这是我们看画册的时候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当画面的大小变了，看画的距离和角度变了，画家想要传达的重点经常会被我们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看原画，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就要有意识地幻想出原画所在的场景。

那么，当你幻想自己就是这所修道院里的一名修士，天天在食堂里和这只灰猫面面相觑，那种感觉一定不会舒服。人们都不喜欢被一双眼睛注视，无论这是人眼、猫眼，甚至是漫画里的一双眼睛。对这个细节感兴趣的人可以翻翻丹·艾瑞里的《不诚实的诚实真相》，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被眼睛注视下所产生的微妙的心态变化。

话说回来，这种不适感一定是画家故意营造出来的。那只猫就是魔鬼的化身，犹大已经受了它的引诱，它的眼睛正在搜寻着下一个目标。你要小心提防它的窥伺，不要步了犹大的后尘啊！

1486年，也就是这幅壁画完成的仅仅六年之后，《女巫之锤》正式出版。

这是一部在西方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经典名著，使成千上万的人，还有整个猫咪界，一起为之颤抖。

《女巫之锤》顾名思义，是砸向女巫的一把铁锤。事实上，它是一部实用工具书，教你如何鉴别女巫、审判女巫、折磨女巫。这世上有太多神秘的坏事，比如年景不好，还有疾病，如果不是女巫搞的怪，难道还能怪天气和卫生条件不成！

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部神作的英译本，六百多页的一大厚本。书里有些情节似曾相识，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段，这个模式是很多惊悚故事的母本：某个宁静的小镇上，一个上山砍柴的人忽然遭到三只猫的疯狂袭击，他手忙脚乱地挥舞木柴，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它们。平安之后，他继续劳作了几个小时，忽然警察来逮捕他，指控他犯下严重的罪行。

砍柴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关进地牢，一连好几天就这么过去了。他反复声辩自己的无辜，但没人相信他；他想问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却没有人理会他。最后法官大人终于被问烦了，厉声质问他说：“你这个罪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某天某天，某个某个时间，你亲手打伤了这座城里三位受人尊重的妇女，导致她们现在还伤重不能起床！”砍柴人茫然失措了，反复确认“案发日期”，发现那正是自己被猫袭击的时候。

我就不再讲述故事的下文了，这里的重点是：猫、女人、巫术，这三者的关联成为一个经典的铁三角，牢不可破。在活字印刷术成型的仅仅一代人之后，《女巫之锤》风靡西方，开启了一场猎杀女巫的社会狂潮。一个女人是否合群，在这时候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各色“女巫”往往是那些不太合群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有点让街坊邻居看不惯的人。

她们亲爱的邻居、同胞、政府、教会用各种残忍而正义凛然的手段审判她们，逼迫她们供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供出如何受了魔鬼的指引，还有，如何化身为猫或如何和猫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猎巫运动于是也伴随着猎猫运动，在欧洲大地上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黑猫要比其他花色的同伴更惨一些，因为它们更神秘，能够完美地融入夜色。

当“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人们发现，生存状况反而变得更坏了！

一股穷凶极恶的势力裹挟风雷、狂飙突进，虽然并不理会人间惨剧，却为猫族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仇之战。

这股势力，你应该猜到了，就是一直以来饱受猫族迫害和凌辱的鼠辈。

这当然不是以德报怨的大爱，而是“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表现。猫被人赶尽杀绝了，老鼠的世界里就爆发了“婴儿潮”。接下来，让鼠辈们也很不情愿的是：鼠疫发生了。

如果你还记得汉朝人如何用天人感应理论应对水灾，你就很容易理解欧洲人一样用宗教哲学应对鼠疫。加缪的小说《鼠疫》虽然纯属虚构，却给我们塑造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比如这位帕鲁纳神甫：“讲完开场白之后，神甫立即援引《圣经》里《出埃及记》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原文，接着说：‘这灾祸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对上帝的意旨，鼠疫便让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灾都使狂妄自大的人和不辨是非的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对此你们要仔细思量。现在跪下吧！’”

人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类，会觉得委屈。女巫死了那么多，猫也死了那么多，邪恶势力被剿杀到这种程度，上帝难道还不满意？也许是的，不过这需要更加复杂的神学解释。

猫，尤其是黑猫，它们的魔性至今仍是西方世界里的一个顽固的文化语码。我们看一些很晚近的画作，比如伊芙琳•摩根的《爱之药》，一只黑猫蹲伏在调制药剂的女巫脚下；斯坦伦的《变形记》更画出一幅恐怖的巴黎夜景：一群黑猫在楼顶化身为女巫，纷纷骑着扫把裸身飞去。

其实早在13世纪，猫就已经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了。许多异教徒被指控为“猫咪崇拜”，在邪教仪式上亲吻猫的屁股。

这件事绝不像今天看上去那么可笑，因为在当时的普遍信念里，异教徒总会在秘密仪式中亲吻魔鬼的屁股，表示对魔鬼的效忠。那么毋庸置疑，猫咪就是魔鬼的化身。这绝不是乱讲，那些女巫们亲口招供——虽然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说自己常常参加夜幕下的聚会，与化身为黑猫的魔鬼交媾。

“性”在最后关头华丽现身，这并不会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惊奇。正是“性”，而非神秘兮兮的猫咪，才是整件事情的缘起。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以我们常规的想法，猎巫和屠猫的历史应该属于杀戮史或荒唐史，和“狂欢”最没有关系。但这不怪帕特里奇，“狂欢”（orgy）一词在原文里正是和原始宗教有关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半开化的部落，男男女女围着篝火，随着鼓点，在仪式的力量下近乎癫狂。

《狂欢史》这样解释猎巫运动：“在中世纪，教会最初在塑造女巫形象时，是为了解释那些淫乱现象，因为当时有些人在性欲问题上与教会并不一致。……许多关于巫术的故事都与性欲有关，比如和魔鬼同房等。梦魇也总是与性幻觉相伴随，不少钻研‘妖巫’的人，其相当部分的动机也源于性欲，比如追求服药后的幻觉。……这样，对巫术的崇拜也就产生了。”

性是洪水猛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里最需要严防死守的道德底线。但是，受到压抑的性总需要找一个宣泄的渠道，猎巫正好给了人们这种“狂欢”的机会。而“狂欢”总会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群体性的迫害一旦开始，就注定一发而不可收拾。

猎巫使猫咪成为魔鬼，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但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代入感，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猫咪并不可爱，许多娇媚的猫咪品种都出现得相当晚近，比如我见犹怜的布偶猫，是1960年才开始繁育的。

巴西诗人马里奥·金塔纳有一首小诗，很是写出了猫的神韵：

一只猫来到我正在写作的房间门口。

它停下来，犹豫了一会，继续走动。

它盯着我看。

我们互相盯着看。

直勾勾地盯着，

几乎带着惊恐！

就像是由不同的两个上帝创造出来的

两个无法沟通的孤独的物种。

猫不同于狗，总有一种若即若离、特立独行的神经质，让人类感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们既然属于魔鬼一党，那就不但要杀，还要残酷地杀。

1233年，教皇格里高利四世签署了一项灭猫法令，那些可怜的猫儿——尤其是黑猫——和它们不幸的女主人们一起成为正义旗帜下的虐杀对象。反正，她们和它们，即便不是敌基督的，至少也是异教的。

“猫咪崇拜”是异教的，伯格勒做过一点神话谱系学的梳理，大意是说：此事源于古埃及的猫神崇拜，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猫与猫的神话遍及欧陆，古埃及的月亮女神爱西丝和猫神伯斯塔特被人们混为一谈，继而混同于古希腊女神阿尔忒弥斯和古罗马女神戴安娜，猫也就和上述诸位女神全部有了关联，而戴安娜一度变身为猫去诱惑自己的兄弟路西法，这就定型出戴安娜与巫术的坚实关系了。

幸好世界很大，穆斯林的地界是猫咪们的王道乐土。在那里，它们照旧过着自己懒洋洋的好日子，而它们的好日子同样出于人类的宗教理由：传说穆罕默德某次要去做礼拜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爱猫正在甜甜地睡着，压住了自己的衣袖，他便小心翼翼地剪断了衣袖，静悄悄地起身做礼拜去了。这个“断袖”典故的阿拉伯版听上去如此健康而有爱，正是它奠定了穆斯林世界里的爱猫基调。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对猫咪的宗教迫害终于尘埃落定，猫咪渐渐成为人类的宠物。但是，新的不幸接踵而来：当宗教仇恨好容易放过了它们，阶级仇恨却接过了屠刀。

猫咪到底属于哪个阶级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有能力、有心情养宠物猫的，绝不是劳苦大众。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写有一本《屠猫记》，屠猫事件只是书中的一篇，材料来源是1762年一名印刷所工人孔塔的笔记。

当时印刷所学徒工的处境只比我们熟悉的“包身工”略好一点。更加有利的条件是，印刷所规模不大，人数不多，还不能形成血汗工厂式的军事化管理，这就给反抗留下了较多的空间。反抗是悄悄进行的：孔塔伙同了另一名学徒工，半夜爬上屋顶，靠近师父和师母的卧室，学起凄厉的猫叫。于是，为了能睡个好觉，师父安排孔塔他们捕杀附近的野猫，而预谋已久的孔塔首先便偷偷谋害了师母的心肝宝贝“小灰”。

乱子必须搞大。捕杀工作卓有成效，孔塔他们便把奄奄一息的猫装进袋子，堆在庭院里，让印刷所的全体工人分别扮演卫兵、神甫和刽子手，对这些猫咪举行庄严大审，然后把它们送上绞架。

哄笑声惊动了师母，当她赶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只血淋淋的猫挂在绳套上摇荡。她不禁尖声惊叫，想到那很可能就是小灰。大家装腔作势地向她保证，这怎么可能是小灰呢，他们是如此尊重师父一家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勾当！

师父在这时候现身了，工人们的集体怠工使他火冒三丈。还是师母看懂了事情的本质，嗅出了叛乱的味道，但这样一种隐含的叛乱让她无计可施。

我们看到了孔塔那些工人对猫咪很残忍，但也要想到师父和师母对孔塔他们也很残忍。有人撰文声讨人类的残忍，说老虎为了填饱肚子，把小绵羊一口咬死也就是了，并不会折磨人家，人类的杀戮却总是伴随着虐待。

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动物越高等，虐杀的倾向就越强，猫捉老鼠就经常表现出虐杀行为。虐杀意味着一种学习能力，是对杀戮技巧的学习和磨炼，是真正意义上的“寓教于乐”。今天我们之所以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需要用毅力去坚持，这是因为我们文明化的速度太快，需要掌握的知识已经不再原始了。而在原始的生活里，如果哪个猎食者需要动用毅力才能练习捕食，早就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了，因为它一定竞争不过那些天生就爱学习的小伙伴。

要捕食，要更多地练习捕食，除了需要有个好胃口之外，还需要有强烈的杀戮冲动。杀戮冲动越强，生存优势就越大。人类的杀戮冲动要如何释放，这要进入文明阶段才会成为问题。我们看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在发动第一次东征之前，基督教阵营内部的王公贵族们你打我，我打你，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成为开仗的理由，然而等东征的消息一到，大家马上握手言欢，在泪流满面中一致对外。杀戮的冲动总是需要宣泄，发动所谓“圣战”无非是把宣泄的出口调整到另外的方向。

天性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正如奔腾的江水，被文明的堤岸死死束缚着，一旦遇到一个小小的缺口，便会惊涛裂岸、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猎巫也好，屠猫也罢，人在天性中始终呼唤着这种群体性的“狂欢”。

一个合格的文明社会通常会把人们对“狂欢”的需求引向体育和娱乐业——我们还是不要再去杀人或杀猫了吧，何不把我们心底的原始冲动发泄在体育场和演唱会上呢，我们在看台上明明一样可以投身于集体的汪洋大海，大哭大叫，大吼大骂，甚至和“对方的”球迷、歌迷疯狂厮打。

这就像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只有疏导的办法才会行之有效，而那些采取封锁态度的人要么低估了人的兽性，要么高估了人的人性。尽管体育场和演唱会最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的场所，但就让所有人的魔性与丑态都释放在这两个场所里吧。正如一座城市如果不建厕所，必然所有的街道都会变成厕所。

厕所的比喻不是我的原创，而是来自中世纪的的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的原话是针对色情业而发的。作为基督教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竟然对色情业持有许多现代人都不具备的开放态度。我们不禁猜想，如果猎巫时代的人们能有这种共识的话，源于性问题的女巫恐慌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发生，数以百万计的猫咪会不会得享天年，鼠疫的杀伤力会不会大打折扣？当然，我们很可能会因此看到一个荒淫无耻的社会，但至少猫咪不会对此介意的。

然而对于许多有识之士来说，堕落是比杀戮更加不能容忍的，所以体育与娱乐业理应被当做毒瘤从社会上彻底根除。

我们从词源来看，“运动”（sport）一词原本既可以解释为体育，也可以解释为娱乐，毕竟那时候体育与娱乐并没有严格的分野。更为微妙的问题是，太小范围的体育或娱乐不足以激发人们对“狂欢”的渴望，它们必须要被办成节日庆典才好。事实上，节日庆典原本就是与体育、娱乐三位一体的，这曾使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大为光火。

我们可以看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贝林格的《运动通史》，书中谈到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大约写于公元200年的《论游戏》一文，它“在随后的1500年中成为评判所有休闲娱乐的基础”。德尔图良有一个很深刻的理由：既然狂欢式的体育和娱乐都是伴随节日庆典而生的，也就天然带有了邪神崇拜的色彩，因为那些节日庆典无非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的仪式。

这个道理之所以对现代人而言有点陌生，主要是因为教会后来用到了更加聪明的办法，把各种流行的“邪神崇拜”赋予基督教的全新解释，然后堂而皇之地收归旗下——圣诞节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虽然无法从《新约》中找到耶稣诞生的具体日期，但至少会知道耶稣绝不是在冬天出生的。而我们，一旦从《运动通史》这部书里理解了运动的“狂欢”的一面，也就不会觉得作者还写过一部《女巫与猎巫》（坦率讲，我没读过）是什么跨界之举了。

如果我们不是群居动物，没有对集体“狂欢”的嗜血一般的深度渴求，而是像猫一样独来独往的话，那么猎巫悲剧即使发生，也注定只会是零零星星的个别事件。但事物往往有两面性，也正是超乎寻常的合群属性使我们的祖先智人在所有物种当中脱颖而出，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即便仅仅在动物世界里，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协作者之于独行侠的优势所在。

好了，猫咪帝国的兴亡成败就谈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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