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人间周作人（百年韵事杂弹之第七节）

百年韵事杂弹之第七节：凄风苦雨中的周作人，汉奸文人面容好过贪官的嘴脸

2018年9月18日

张传伦

纵观周作人一生，其于中国文化之贡献，毕竟功大于过。但是汉奸之名，我们无法为其稍做转圜的，此论将会为越来越多的有智之士所共识，有鉴于此，芜文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少有顾忌地展将开来，请勿援观电视例，三秒钟换台，雅士名媛，凝神聚精，只须揽顾一二枝节，必然胜果争攀，渐入佳境……

周作人像

以周作人、梁众异为首的文化名人隳志下水，固然是抗日战争十四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最大损失。然而此中诸多昔日名士，最终保留了文化人的一丝颜面。比如周作人等，在抗战胜利后就缚、审判等场面中的仪态不失文士模样，少见囚首丧面的卑微相。尤是周作人，反而得到世人的若干同情，其固有罪，仍是希冀国民政府惩戒从轻，作人虽做伪吏，少行伪事，更无大恶，且对保护北大校产，不无微功。

所以然之故，当年清算汉奸，胡适肯出头帮周作人特作证明。胡适乃学人领袖，对周作人量刑以及数年后的提前出狱，作用不容小觑。

胡适六十九岁留影

《负暄琐话》的作者说“他应该悔恨没有开门出走，或闭门学顾亭林。”作人若能闻此语，未必心悦诚服。此作者也只是听说“他表示悔恨，”然而，周作人“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倒是真的。

张中行所著《负暄琐话》

四九新政后，毛泽东也许是看中周作人的学问好，也许是看在鲁迅的面子大，也许是为了体现领袖的雄阔胸怀……总之对作人优抚有加，仍可著书作文，且可出版，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用真名，假以笔名：启明、周遐寿等。且稿费从优，保证了周作人除了政治上无前途之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

“但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半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它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是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够在文墨的世界里徜徉，不至过于寂寞。”生活仍如士大夫一般，据说每月的新晋稿费收入高达数百元，当时是一笔极高的收入，怎奈还有入不敷出之时，作人是靠本事吃饭，旧文人的习气，奢侈也无可非议。

周作人昔日北京居所

捉襟见肘时，其曾上书有关部门，请求预支稿费，作人是要抽上等的雪茄，方才思敏捷，这是他的嗜好，多年习惯了，也无可非议。也许是作人故作“求田问舍”状，以此输诚，以此邀幸，形势使然，不得不而，以示全无政治异心，令当政尽管放心。此又与王剪伐楚前，屡屡向赢政索求金帛土地之典实，事虽异而迹则近似矣。

一代雄主，气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捎带上一个成吉思汉！终老是一介书生的周作人又岂敢造次。

五十年代末的某一年，周作人提出请求，要回故里绍兴，有“文化沙皇”之称的文化部长周扬担心惹麻烦，改去西安，约了钱稻荪、王古鲁同去。一路上周作人心情不错，畅谈佩服共产党的领导，还说早就认识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既然到了陕省，他说还想去延安。这几句话，层层上报，中国文联自此后让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付给他的两百元调高到四百元。

周扬在作文化工作报告

1957年与作人亲兄鲁迅大有关联的一则传说，作人或有耳闻，深信此非空穴来风。

1956年，全国展开胡适批判，前兆尽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实今日完全明朗。

昭然可见于一张旧照片，当代某作家将它附录于书，并详加说明：“1957年，毛泽东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就在这张照片的聚会中，罗稷南先生有：鲁迅要是活着之问，毛答以：沉默或坐牢。赵丹遗孀黄宗英的回忆证实此说，照片中，坐于另桌的赵丹即位于毛的后方。”

1957年，毛泽东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

周作人四九后至文革前的生活境况，较之大多同时期的旧文人好过多了，倘若硬说这位“苦茶庵”主人有些个因果福报，亦夫可信，作人生性巽懦，底子是特别地善良，人之善心，不要看他对上而是对下，其对仆人，几为“恶仆噬主”的不肖子，竟亦施之以莫大之宽仁。

仅举一例，情状甚滑稽可爱，真真绝倒众生。几乎在所有人的印象里，周作人是一团和气的，因其学识厚重，知以恕道待人。故事是这样流传的，知其人者，无不信其真实，或可曰：只有周作人如此这般，方使众人信为不虚：“是二三十年代之际吧，零用要银元换成铜币，时价是一银元换铜币四百六十。一次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时价是二百多，证据是他的下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口一辞是他受了骗。于是决心考察一下，一考，还有大的，是把整包大米也偷走了。他无奈，一再鼓勇气，把下人请来，委婉地说，因为家道不济，没有许多事做，希望高就吗？不知下人怎么想，忽然跪倒。他大惊，赶紧上前扶起，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这真是本末倒置了，简直让人无话可说，苦主周作人反倒像是做错了什么，不免尴尬起来。

苦主，一般是指受了冤屈，被人欺负了的受害一方，此处用来形容周作人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周作人可谓独喜一“苦”字，先生最为常用的斋号是《苦雨斋》，斯为天下名匾，估计无人提出疑义，他想用、欲用，最终未及颜其斋的堂号不一而足，堪比大兄树人（鲁迅）先生的笔名之夥，未遑多让。

说来亦颇有些闲趣，我亦权当闲话说着玩，鲁迅先生尝用一笔名“张沛”，竟与我的胞姐张沛姓名暗合，吾姐获知，倍感荣欣，发誓洎此读尽鲁迅著作，其志可嘉，或恐她力不从心，乃徐徐劝之曰：“尽读之，大可不必，但凡鲁迅署名张沛之作，不可疏漏。切记切记！”

周作人曾单名一“药”字，号“药堂”，上世纪四十年代以“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为总题目，集中五十篇文章在《庸报》连载，后来自编文集就叫“药堂语录”，要在此一二“药”字“药草”，着意仍在一“苦”字上，简单的解法“良药苦口”，愚钝者，亦不难会其大意。他还写过“苦竹杂记”，“竹”喻之以“苦”，我似乎是头一次读到，有无典故可寻，适可不必深挖，但周先生的意思，我是深味了。

这比我少时读杜甫诗“恶竹直须斩万杆”，好理解多了，“恶竹”，还要“斩”，吓得小毛孩的我，夜里做起了恶梦：“山上的竹子全没了，鸟，拖着长长的大尾巴的鸟，惊叫着，也全飞跑了……”

草堂内杜甫铜像

草堂翠竹

稍长，我才算明白是杜甫叨了大官严武的光，在成都建了占地好多亩的杜甫草堂，日子刚过得安逸，便生些闲情逸致，至若无聊了，所以才有了“恶竹直须斩万竿”的豪语。

竹拟之以“恶”，显然是老杜的发明，还要砍掉万竿，我竹何堪？干卿何事？老杜不独是聊发诗兴而已，“一次除竹，一下便斫去了一千竿。”实乃老杜此际热盼过上新生活的真实写照，故其上句云“新松恨不高千尺，”实在是颠沛匪亏的日子，老杜是过怕了，而那诗思又往往逸情云上。老杜自老杜，竹子砍了就砍了吧，精瘦的身子骨没累着就好。

周作人拟竹以“苦”，必有深意存焉，益见“吾道一以贯之”之高至。

作人先生的“苦茶随笔”，与其《苦雨斋》的关联最为显见，近几日，尤是动手写这闲篇时，我常想周先生和羽太夫人的日式茶室，说不定拉门上方的素壁之上悬着一块《苦茶斋》的横匾，匾的制式大可一用日本人喜欢的白底黑字，最是素雅不过了，然那瓷瓯中的茶，要斟之以中国茶，此便可与“苦雨”，十分的融洽，周作人南人，江浙雨季，白墙青瓦的人家，偏又好茶，檐下置一空瓮，只为接住自瓦沿顺溜而下的雨水，蓄之以泡茶，雅人啜之，出以隽味，作人品味出来的是人世间的至味------“苦”，好一个苦字了得！世间万苦人最苦，读尽天下奇书，阅尽人间苍桑的周作人感喟之深，岂一个“苦”字了得！又岂一句“人生忧患识字始”所能涵括！古今中外大智识的大文人的人生苦难，必定恒逾常人。

苦雨斋主人

作人一生用功刻苦，为文严谨，学识深湛，他的书得到当世及后代，持不同政治立场的读书人的厚爱。周作人文章的一大特点，是“文抄公”，不知者以为贬意，然此名之由来、作人荣膺之，可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那是周作人焚膏继晷，俯首书案卅载有余，始于三十年代初期，自《夜读抄》方始真正建立了周作人成熟定型的风格，这种新文体的特点，周氏本人说的简明扼要“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就是后人所谓“书话”，文中常常是百分之八十的文字，原文照录古书，其间缀之以少量按语，此乃周作人特有的切入方式，以引用古书为契机，目的是依据文化知识的绵延与思想火花的碰撞，得以深入到人类文化、文明，历史和社会的诸多领域，周作人是此意义上的“文抄公”，他也一直乐享其成，不唯其一人“孤芳自赏”，迨有愈来愈多的人，激赏他这一最显著的特色。

周作人著作

周作人式的“文抄公”，非读破天书不可为，浩翰的古籍，这一既有的文化系统，何其广大，其最关键者在于选取之功，弗具深刻敏锐的一双巨眼，曷能做到与被抄之书达到那一种至为深蔚的默契，当其时，周作人面对诸人议论甚有感触，态度依然“咬定青山不放松”，起初，这一种风格写法，老友林语堂阅之亦不甚明晓，周作人只好说“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

由此可知，任何一种新风格的建立，之于大师，亦属不易。不得不劳累作人，亲加释辞，亦可曰：大匠诲人，尽是寻常话语。我也乐得做一回“文抄公”：“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

读一位当代画家论民国文人众生相，大呼过瘾，最喜欢他说：“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好看。”更奇的是他下面的一大段话：“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宜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的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周作人被押赴法庭的路上

说得好极了，当代这一群博士文凭都是买来的贪官墨吏，每天干尽坏事，“相由心生”一定适合他们，不干人事，必无一丝人样，丑恶之面目，实不堪入目。

可以看看，在一张照片上，仔细端详一番，画家方才说过的这一张照片，那是1946年周作人被法警押赴法庭时的情景，我愿意说几句我的观后感：周作人一袭白色长衫，未系戒具，面容淡定，目不斜视，步踾及臂膊的摆动从容，倒是押解他的法警，显露出的神态殊难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虽云职系公差，押解这样一位曾经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一位尚且如此安祥的老人，他们心底有所不忍，一定是有的。

无怪乎，人们初见周作人的照片，赞叹周家人气质非凡。

“老先生（周作人）也许一生都过得清苦而微寒，总是希望活得暖和些；说起晚节不终，宦事敌伪，身陷缧绁，他也总是辩说：那是不得已的事，我和一些朋友也需要生活。”

四十多年前，董桥先生与南宫搏先生闲谈，南先生说，敌伪统治下的人为谋生而做一些小事不必咬死为汉奸，后来在台湾报纸上评《知堂回想录》，南宫博将这层意思写明了出来。梁实秋先生看了不甚服气此说，写文章说南宫搏自有他一面的道理，梁先生的说法是：“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他的落水，我们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董桥说梁先生是对的。

梁先生寥寥数语，确是持平之论。

倘若非要说周作人四九后的日子，有几分福报，而这福报，终止于文革。“果然，1966年8月22日，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拿人。24日早晨封查房子，拉周作人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先叫他蜷缩在后罩房屋檐底下，熬了三天三夜才允许他睡进洗澡间。萧乾夫人文洁若说知堂老人写过呈文请公安机关恩准他服安眠药安乐死。那时候，周丰一已经给揪去北图关进牛棚，家里只剩儿媳张菼芳照顾老人。拖到1967年5月日，张菼芳接邻居电话赶回家，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不动了，浑身冰凉，死了很久。”

周氏兄弟故居

周作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历史也必然记住这一天。距离其兄鲁迅先生1936年辞世，时光杳然飞逝三十一周年。倘于某种意义之上而言曰：鲁迅“中道崩殂”，岂非幸运哉？！兹请借用周家兄弟共同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两句诗，以为“百年韵事杂弹”第一部之结束语：“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章太炎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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