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善书丛编 第一辑上善若水

第一辑：上善若水

十一、话说“书同文、车同轨”（二）

有一位大学者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读历史时，也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对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关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

学术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治武功做出各种评论，提及最多的就是“书同文，车同轨”，它被誉为促进中国经济、文化的伟大措施。而我总觉得这一页历史画面为了褒扬千古一帝，墨彩绘的浓了一些，笔画勾勒的重了一些，以至于画面有些失真。

根据历史典籍记载我们得知，秦朝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现象十分严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种写法，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史记》载：秦始皇平定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书同文字”是指把某种字体作为全国统一的官方书体。《说文解字•序》记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天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由此可见，小篆是由金文、籀文沿革演变而成，所谓李斯创小篆，小篆就是“书同文”的基础。《说文解字•序》接着又说：“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这说的是隶书的源起，关于隶书的起源有个故事，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云阳的监狱。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由于这种笔画简明易行的字体是隶人发明的，所以就被称为隶书。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始皇初并天下，下令“书同文字”，虽然没有下令“书同小篆”或“书同隶书”，但无疑小篆是秦始皇“书同文”时规定的统一字体。据《史记》记载，从始皇二十八年到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一共立了六块碑文。他每立一碑，就等于公布了一批标准小篆，这六篇碑文字体便用以规范天下的统一字体。

说到这里，历史似乎把“书同文”的光环全部加冕于秦始皇的头上了。我们穿过历史的烟云，却看到历史并不完全象史书记载的那样光鲜。

其实，“车同轨，书同文”的提法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二百多年前就有了，《礼记·中庸》记录了孔子的话:“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撰，他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了两百年，秦始皇不过是沿用了这一口号。

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遗物来看，中国的文字早在商代后期就已经趋于成熟。再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竹简、金石铭文来看，最迟在西周以后，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就是统一的。以常识推理，在先秦时期，如果没有周天子名义下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性，来自不同地域的诸子百家怎么可能那么容易“争鸣”呢？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自鲁、齐、宋、卫等诸侯国，相互之间并没有语言文字障碍，孔子周游列国更没有带上翻译，这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最起码是相通的。

到了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阳后，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比较七大国的文字，可以判断，诸国的文字绝不是各自独立产生的，它们有着同一起源。随着国家的兴起，几百年独立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文字上的差异，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个“宝”字就有94种写法。

正因为文字的乱象，就使得社会有了规范文字的需求，也就有了文字的创新与发展，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这一现象。如本世纪初出土的秦景公年间（约前576—前536年）的“秦公簋”铭文；1953年长沙仰天湖出土的42根竹简；以及1973年在西安出土的“秦杜虎符”（约前340年）铭文，经文字学家鉴定，其书体均与后世的小篆相近。还有“吕不韦玉戈”铭文，是公元前243年之物，字体几乎与小篆一样，但时间要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22年。所以，在一些史书或论著中说“李斯创小篆”，并不符合事实。

再看隶书。实际上，隶书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在各诸侯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辩。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所谓程邈作隶书并不是历史的真实，程邈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隶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而绝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那么，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是有着极大意义的。

“书同文，车同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展。

郭沫若有一段话说得好：“秦始皇统一文字是有意识地进一步的人为统一。中国文字的趋于一统，事实上并不始于秦始皇，自殷代以来，文字在逐渐完密的同时，也在逐渐普及，由黄河流域浸润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周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不同。中国幅员广阔，文字流传到各地，在长远的期间发生了区域性的差别。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是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易化了。这是在文化上的一大功绩。”郭沫若的这段话是比较公允的。虽然在周朝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但这是一项大工程，决不是提倡提倡、号召号召就能实现的。“礼崩乐坏”的东周只能维持名义上的统一，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只有秦朝一统天下之后，明确地颁布了相关的统一法令，才有可能实现“书同文、车同轨”。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通于上层社会，主要用于经典书籍及金石铭文祭礼大典的小篆，虽然成为“书同文”的主要载体，但在秦始皇焚毁百家经典后，却退出了实用文字之列。以后，百家经典重出，也不再使用小篆。而流通于下层社会的隶书，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通行天下的唯一实用文字。这恐怕当年作为“书同文”主要操刀手的李斯也没有想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