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橡树管窥新时期女性爱情观的反拨 从致橡树管窥新时期女性爱情观的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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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致橡树》管窥新时期女性爱情观的反拨（三）

武抒祖

三、新文学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一部婚姻悲剧的忏悔录——《伤逝》

《伤势》是新文化运动后最负盛名的一部借男女爱情故事演绎个性解放的小说，是鲁迅先生在更高层面，以思想者的深邃眼光对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冷静审视、理性思索与深刻反思，更是一部中国式的忏悔书。从忏悔意识论，鲁迅无疑开启了一个新思路、新境界、新领域，影响到后来巴金的《忏悔录》。

鲁迅先生别出心裁，并未和着时代的节拍一味鼓吹个性解放，而是以“另类”者的姿态从个性解放建立美满家庭结束处启动，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为纬，以个性解放为经，提出了大家易于忽略的、未曾深思的、极具现实的困扰青年男女个性解放“后”“怎么办”的难题。

涓生和子君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一代知识青年，沐浴着科学、民主的思想，和着时代的节拍，幸运地成为早期最先觉醒的一批新知。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还有献身科学的勇气与精神；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它贯穿全民日常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科学、民主思想与封建时代的“三纲”“三从”观念相抵牾甚至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从”观念牢笼了女性的肉体，禁锢了女性的思想，无限挤压她们的生存空间，剥夺她们话语权，女性作为“人”的意识被销蚀殆尽，在两性关系中常常边缘化而不在场，仅仅沦为男子占有的一个“物”，以生育工具而示人。近代中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震醒了昏睡已久的国民，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华夏大地激烈交锋，农业文明毫无悬念地惨败。几千年来，以农业文明立国的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备尝辛酸、屈辱的先驱者开始思考继绝存亡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骨子里都是寻找继绝存亡的“良方”。向西看成为觉醒者的共识，学习西方的道路充满荆棘，不免迂回，有时反动，从注重“器”到“道”“器”合流。到五四时西学东渐达到高潮，裹挟而来的春风解冻、消融了冰封的大地，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大背景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催生了，复活了，以惊奇而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对过去虚饰的两性婚姻爱情的本来面目的重新审视、认知，对个性解放的献身精神自然渗透到日常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中，对几千年来女性自由的压制与人格的摧残蹂躏的血泪史的检视与深恶痛绝，重新思考认知旧礼教的有悖人性，旧式婚姻对女性的戕害抱决绝拒斥的态度，热烈拥抱自我，为个性解放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从这个角度论，个性解放实际上贯穿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是一次启蒙运动。具有新知的青年男女大胆追求自由恋爱，拥抱新式爱情，无疑是五四精神的具体实践。诚然，因为是实践，必然存在试错的可能。《伤逝》中子君为了个性解放，首先在思想上不惜与自己的原生家庭抗争、决裂，冲出旧家庭，品尝享受新式爱情，虽然犹豫，即使矜持，也略显幼稚、滑稽、可笑也无所谓了。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振聋发聩，与旧式女子丧失自我、人身依附乃至失语大相迥异，管窥觉醒后的一代新知在科学、民主思想引领下个性解放的决绝与义无反顾。

平心而论，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尝试无疑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印记，是一种不成熟的尝试，唯其可贵，在于它生动演绎了科学的求真精神与献身精神。二人的自由爱情观恰如一记重拳无情地砸向了旧时代、旧制度、旧人物，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震荡，其示范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一代青年男女，原来爱情还可以这样来。若他们二人的爱情确如童话故事里的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那倒是大家所希望的，当然故事情节也极为寡淡无味，启迪效果必打折扣，终将湮没不闻。惜乎二人的爱情以美好的预期开始，困于贫穷乏味空虚无聊，以惨淡的悲剧结束，涓生为自己的爱情毁灭而悲伤，子君为自己的爱情悲剧而殉葬，演绎了一曲个性解放的悲歌，爱情婚姻的挽曲，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涓生与子君爱情成功的原因

鲁迅先生对个性解放的冷静审视，以文学艺术样式为“试验田”，演绎涓生子君爱情从萌生、发展、僵化到死亡的全过程，着力探索二人爱情何以生、何以灭的深层次原因。

“五四”新文化对中国旧式社会的批判与冲击可谓空前，细加检视，其批判实际大于建设，至于如何建设，五四先驱者们从西方请入“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一新生事物以期重建新的社会。事实证明，立新比破旧要难得多。“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启蒙者，开启心智，启迪自我，塑造新民。涓生与子君在个性解放思潮的浸润下，两颗心交汇碰撞，“……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布兰德》（1866年）《彼尔·英特》（1867年）等作品讴歌那些为了“个人精神反叛”的“叛徒”；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作对印度社会的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女性成为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的深切同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与陈腐庸俗的父母的抗争叛逆，反对封建思想，《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等诗剧以预言家的姿态预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一场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他急切地愿望站在人民一边”。这些从国外请来的“先生们”唤醒了涓生与子君，开始以独立的“人”对中式家庭专制的再认知，对旧制度、旧礼教、旧习俗的再检视，践行男女平等，以自由爱情为切入点，与旧制度展开抗争。《伤逝》最闪光点是标志自我复活的、抵制家庭的人身限制、对爱情婚姻的粗暴干涉而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自中国社会以来，女性作为“人”最惊世骇俗的宣言，向世间吼出的最强音，通俗又深刻，时尚又进步，其巨大的杀伤力瞬间俘虏了广大青年男女久已枯寂的心。

在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动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迅速点燃，有伊孛生、泰戈尔、雪莱这些“先生们”为他们指引、撑腰，他们以打破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践行男女平等的旗号填充了新式爱情的内核，不惧世俗观念的压力，没有丝毫的人身依附，不带功利目的的两情相悦，爱的“热烈”，爱的“纯真”。涓生独居会馆时辨析那“橐橐地”“履声”，把处于热恋期间期待恋人而不得的烦闷、热切、敏感的心理刻画得细腻，描写得摇曳多姿；子君“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飘然来到涓生身边，这样的爱情不仅炽热、纯真，把子君的多情、浪漫、前卫、时尚通过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动作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涓生从电影里淘来的“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的西式求婚模式，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一点也不落伍。涓生子君的爱情观念与方式对青年男女的诱惑简直美不胜收。恋爱期间的涓生子君并没有小心翼翼地深藏爱情，而是出双入对地穿梭会馆，“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把他们的爱情毫不掩饰地抖落在公共空间，这不独是个性解放，更有向旧制度、旧礼教示威的意味，要“冲决几千年累积的、如铁一般沉重坚硬的枷锁和樊篱”，矫枉必须过正。

在锐利的新思潮下，守旧势力生存空间、话语权受到了一定限制，渐成强弩之势，但死而不僵。文化与制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相依存，但二者并非简单的依存关系。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浸润过程，一旦形成，具有极大的韧性，并不随制度的消亡而立即消亡，它依然如影随形，盘踞在人的意识中，尤其是消极的文化瞅准时机会借尸还魂，反攻倒算。中国社会历经王朝更替，但与这种制度相配套的文化并未消亡，后继者总是全盘接纳了前朝的文化制度。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的铁蹄征服中原，之后无不被中原文化同化就是显著的例子。涓生子君从思想、行动上拥抱个性解放，不免选择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滑稽可笑的举动展示他们的英勇无畏。涓生因为爱遭遇世交的“冷落”，“也陆续和几个……朋友绝了交。”这应该是早能预料到的代价，陷入孤立无缘的涓生似乎有点泄气。作为弱女子的子君又当如何？其实，心智尚不健全、涉世不深的子君甚至比涓生更勇敢、更决绝，“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意识到，既然跨出了第一步，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她的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不见容于“烈日一般的严威”的父亲与“赛过冰霜的冷眼”的旁观者。从亲情到社会的守旧势力伺机围攻、猎杀他们这些“叛逆者”，那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试想，一对青年男女公然现身公共空间，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同居，需要何等的勇气！好在他们是果敢的、决绝的、义无反顾的相爱了，同居了，幸福的家庭也建立了，世间还有比这更可贵的爱情吗？

（二）涓生与子君爱情毁灭的原因

问题是，涓生与子君如此“热烈”“纯真”、惊世骇俗的爱情怎么如此脆弱，经不起折磨打击？

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极大的韧性，与制度的发展往往不同步。旧制度虽然表面上打倒了，但与之配套的文化不会快速消亡，甚至依然牢固地盘踞在人们的观念中，影响人们的认知，支配人们的行为。涓生子君恋爱后，宣言书也发了，行动也展示了，希望跳出来几个卫道者痛加挞伐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行为，涓生子君迫切需要与之展开对决，宣传他们的爱情观，展示他们的爱情结果。可实际情况呢？社会并没有报以理解、同情、支持、欣赏的态度，而是以极为仇视的态度围猎他们。吊诡的是，这里没有打打杀杀，只是以可怕的沉默还击他们，他们仿佛陷入一种死寂般的无物之阵，你挥出去的拳头砸向了虚空，用力越大，摔的越重。涓生被“冷”包围，与“朋友绝了交”的孤立无援而不免空虚寂寞胆怯，每次出门时，“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不怀好意的眼神似乎要刺死他们这一对“怪物”，自然使他们不寒而栗。想必那不怀好意的“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的脸”也无情地刺伤了他们而“全身有些瑟缩”，子君的叔子“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反观公众的环伺仇视，个性解放迅速把他们推向了公众的冷漠与围猎中。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孤独前行，“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这不能不说是被迫采取的一种应急反应，虚张声势，是缺乏底气、胆怯的表现。

鲁迅先生意在通过小说表达了个性解放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做好打持久战、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因为这触动了以前从未触动过的旧文化的糟粕，牵涉到以前许多未曾接触的新问题，保守顽固势力依然强大，它极有可能深深地刺伤甚至扼杀这种流于肤浅的个性解放，说明个性解放任重道远。人生最痛苦的是觉醒后无路可走。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说中，纵论娜拉的个性解放并非属于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娜拉》（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挪威作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社会问题剧，也是五四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领域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一部西方作品。故事叙述了女主人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娜拉由于觉醒而反叛，随着她身后那扇门“咣”地一声关上，为自由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剧本虽然结束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鲁迅从剧本结尾处入手，思考娜拉走“后”的种种遭遇，“……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作为笼子里圈养的涓生子君，正面临娜拉当年觉醒后无路可走的孤独、痛苦、彷徨。

试想，当个性解放流于一种口号而泛化时，容易表面化、肤浅化，它的迷惑性容易伤害拥抱它的人，涓生子君就是例子。其次，他们对个性解放的终极目标比较模糊，个性解放“后”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估计不足，也就是个性解放“后”“怎么办？”的困境认识不够，是就此止步还是继续前行，向何处前行、怎么前行比较迷茫。

表面上看，他们是个性解放了，其实依然没有准备好“怎么办”，一旦冲决牢笼、打破枷锁恰如“……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冲出笼子的涓生子君正如“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的小鸟面对鹰猫的围猎的死亡威胁，避免“重回笼子”的悲剧，必须要有强硬的翅膀与高超的飞翔技能才能呵护爱情，涓生朦胧地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才能维持、远行。同居后，他们恰恰缺的就是“更新，生长，创造”。子君反倒一味沉溺过去的爱情梦幻反复“自修旧课”，所做的不过只是“相对温习”那惊心动魄的求婚一幕慰藉枯寂的心灵、脆弱的婚姻。鲁迅先生1926年11月7日在厦门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信中不无痛苦地说：“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涓生子君初逢犹如“大如车轮的桃花”，初尝爱情的新奇、美好，新奇、美好过后倘无任何新的内容填充，“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乏味是不可避免的，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容易陷入“凝固”，无聊是肯定的，二人即使“不快活”还“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开始虚与委蛇，由乏味、无聊到生厌是自然的。

经济的重压不期而至地加盟逼迫、考验他们爱情的行列里。仅置办简单的家具花去“筹来的款子的大半”与子君那“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何况子君还请来了“小油鸡……叭儿狗（阿随）……”几张吃闲饭的口，殊不知，这种小资情调是要那讨厌的“钱”来运营的。同居后，子君蜕变成小市民与家庭主妇引起涓生的不快。子君天真地以为只要做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营造好安乐窝就是爱情的全部，势必滑入旧时女性、家庭惯常的窠臼，不是整天“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就是陷入“川流不息”的吃饭，吃饭；“大嚼起来”的吃相涓生竟不能包容，被家庭琐事折磨的“粗糙起来”两只手也显得不那么可爱，何况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忙与“那小官太太的暗斗”涓生也看不惯，计较于房东太太对“瘦得太可怜”的阿随的嗤笑与奚落让涓生看到了一个小家子气的真实的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让涓生失望，生活把子君拉坠到浅薄的“识见”使涓生的美好预期落空而烦闷。不独如此，“菜冷……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无奈，“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看来“阿随也将留不住了”，子君除了“凄惨的神色”就是“凄惨的神色”……生活的逼仄，精神的失落乏味无聊空虚，使涓生伤心失望，他们的爱情已到了十字路口。

涓生的失业又加入压迫他们岌岌可危的爱情的行列。二人除了“默默地相视”，唯一的办法是“竭力节省”，社会不能给子君工作，子君也没有勇气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没有经济支撑，底气不足，照例是“凄然”外，别无法子可想，无路可走。深陷绝望的涓生想“译点书”挣点稿费赖以养家，一是烦闷于子君的不善于经营家庭，“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搅扰得涓生不能安心做事；二是烦闷于为了爱荒疏了课业，想要译书，“却疑难百出”；三是烦闷于子君没有先前那么幽静、体帖，常常不看火候的催促吃饭打断“我”的构思，“我”执意抛弃已嫌多余的阿随，子君“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抱“我”以“冷淡”，二人“冰冷”的对话无情地蹂躏着爱情，使得两颗火热的心冰冻起来，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逼得涓生每天淹留在图书馆逃避“比冰还冷的冷屋”的小家庭，管窥二人婚姻的裂变。

子君的恐惧与不自信，恐惧于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的支撑，不自信于男女的真正平等。小说反复点染出身农村的子君的“稚气”，“稚气的闪闪的光泽”，当年的爱情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不乏冲动的因素，一旦激情退潮，感性战胜了理性，面对生活的琐碎、困难与逼仄，两个人性格的磨合与冲突暗示他们的少不更事，对人生、社会、人性容易简单化、表面化。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从旧时代走来的人，包裹了一层新时代的外衣，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旧时代的烙印，子君“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明显有追新趋时的成分，“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抛弃旧思想不像抛弃一件旧衣服那么容易。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处于青春萌动的懵懵阶段，尚不具备爱的能力。涓生求婚时子君“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没有做好爱的思想准备，爱情突然来临时猝不及防乃至张皇无措是其一；一边要个性解放，一边又未脱离旧思想的羁绊，对自由恋爱的不自信而左顾右盼是其二。涓生子君身上烙着旧思想的痕迹一时无法彻底剔除，为了遏制旧思想故意表演一些惊世骇俗之举，反倒显得幼稚、滑稽、可笑。一旦建立家庭，面对生活，迅速滑向旧时代的家庭是其三。当时，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可供挑选，而工作岗位与工业社会相伴，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给拥有知识的女性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那是以后的事了，可惜子君是等不到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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