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有何重大意义（改革开放核心意义在于）

今天的改革开放，核心意义在于“开放促改革”，追求的是“心中无敌“，这是中国人经过两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多么痛且深刻的领悟。明朝没有外部活水，失去互惠贸易推动力，试图逃离所谓“敌人”获得长治久安，只会带来皇权的不断强化，且不断和臆想的“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空耗国力，到头来只能面对作茧自缚的孱弱和败局。

以史为鉴，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以下文章来源于周掌柜 ，作者卖炭翁，掌柜智库历史研究专家

今天的中国人了解到明朝海禁，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大的国家，怎么突然就不和外界联系了？“寸板不许下海”又是如何执行的？是什么促使朝廷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这些都是本文希望揭开的谜团。

对于习惯于改革开放大历史中兴旺发展的国人来说，切断与世界的联系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意味着自身发展动能的减弱，更意味着需要面对由于封闭所带来的此起彼伏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开放就会倒退，农耕民族内部的机制系统注定缺少现代性。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教育了中国人一个鲜活的道理：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所以，这也是历届领导人都表态国门打开了就不会关上的原因。

但回首仅仅300年前的历史，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原来闭关锁国上一两百年竟如此容易。实际上，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朱元璋开始到明末废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几乎也成了贯穿整个明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大事件。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到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再到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强化，直到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最后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才划上句号。具体事件而言，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到隆庆元年（1567年）的“隆庆开关”，历经193年，也就是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明朝通过皇权强化完成了与世界的自我孤立。

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是国运转折点和文明转折点的闭关锁国，并非是中华文化的固有基因必然带来的选择。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明代统治者如此惧怕对外交流，如此决绝地将国家推向孤立，并且最终在近代文明中完全落伍呢？这又是需要进一步的追问。

本文，我们主要从三个部分论述明代海禁的话题，通过选编大量资料，力求还原展示真实历史，以带给今天的我们更多启发。第一部分是对明朝海禁历史的回顾；第二部分是和唐宋元历史时期中国海洋政策的对比，第三部分是反思导致中国闭关锁国的深层次原因。

01

明朝统治者的恐惧

如果从整个明朝的发展大历史背景看海禁，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从最开始就带有着残酷厮杀后的权力焦虑，以及农耕文明政权特有的一种自我收缩意识。前者的残酷斗争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的心理状态，后者带有着保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意愿，但总体看也都是源自一种担心“敌人”导致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所以说，敌对思维带来的思想意识的保守化是导致海禁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海禁的多个发展阶段都一直存在。

明太祖朱元璋真实画像

详细探究来看，明初初期海禁源自朱元璋的判断。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热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从时间轴上看，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可见，朱元璋开创了明朝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先河。

而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靠武力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置，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有一种说法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这背后也是来源自皇权不稳的恐惧。 当然，这个影响皇权根基的原因自然进一步加剧了海禁令。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这是后话，也是大话题，暂且不做延伸。

明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图

不过，海禁令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史书记载的民间反抗声此起彼伏。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卖，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可见，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本上还是维护政权的需要。

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 。他们除了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饿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

此外，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担忧也给了统治者一个闭关锁国的最好理由。一句“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作寇” ，体现了这种担忧。

其间有一个小故事：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是以，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彻底断绝了海上交通。

倭寇之乱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国防安全

但这些政策最终可以完全禁绝海上贸易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按照极端的处置办法，依然无法消除民间贸易需求，反而带来了铤而走险的走私泛滥。

据史料记载：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嘉靖年间（1554年左右），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明王朝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进行军事打击，走私集团则团结起来并连结利用日本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具有禁止与反禁止斗争的性质。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甚至越打击反而越剧烈，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疲于应付，成了心头大患。这一时期严厉禁止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落后性，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广大人民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利益，给明朝社会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阻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换句话说：政府禁止正常的贸易之后，真实的海外贸易需求支撑了军事集团的发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初衷。

之后，明世宗死后，穆宗继位（1566年），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危机倒逼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隆庆开关”促进了东西经济与文化交流，图为阿拉伯地区传入的金胎嵌画珐琅执壶

政策包括：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让“隆庆开关”给予了社会更多生机。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据史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此，明朝的海禁政策画上了一个句号。总结来看，海禁政策并没有达成统治者希望通过隔绝而获得永久平安的期望，反而是在资助反抗军事集团的发展。换句话说“闭关锁国”因为害怕“敌人”却人为地制造了“敌人”。负面效应显而易见，民间贸易被压制之后，中国整个的社会发展在明朝中后期远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世界，甚至可以决断的说：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中国强盛到衰落的真正转折点。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明朝海禁政策是里外不讨好的，但是统治者的焦虑和恐惧让这个制造“敌人”的政策一条路跑到黑。所以某种程度上，“闭关锁国”只不过是用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解决统治者的心理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国家安全隐患。

明朝疆域图

02

唐宋元海洋政策对比

如果以上对明朝海禁的研究让阅读者感觉到悲观和绝望的话，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展现更多希望。

客观讲，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崇尚开放交流的，所以经过了唐的强盛、宋的文化繁荣，元代同样没有那么强的锁国心态。只是到了明朝时期全世界处于发现新大陆的时代，中华文明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闭关锁国。更鲜明地说：中华民族本身就具有着开放的基因，闭关锁国在大历史中不是主流。

探究来看，唐中叶以后，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四年之后安史之乱（755）使得路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和中国争夺路上丝绸之路的大食人也将他主导的中古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当时的唐朝对外贸易的有三大港口分别是扬州、福州、广州。宋代更是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国策，宋代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海洋贸易，将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推动中国的海洋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下面，让我们依次从唐朝、宋朝、元朝看看历代的海防和贸易政策。

如果我们追溯当唐朝，事实恰恰相反。唐中叶以后，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四年之后安史之乱（755）使得路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和中国争夺路上丝绸之路的大食人也将他主导的中古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情况下，联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当时的唐朝对外贸易的有三大港口分别是扬州、福州、广州。唐代设立市舶使，标志着中古大陆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添加。

而宋朝更是积极鼓励海上贸易的。宋代提出了“开洋裕国”宋代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国策，重视海洋贸易。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将两宋统治者的目光吸引至大海上，中国的海洋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开国初年，便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广州设置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诏令在杭州设置市舶司；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等地也设立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希望能招来更多的海外蕃商到中国贸易。宋朝制度比较合理税收制度，贸易法度严明，有力地保护商人的利益，不仅培养了本土的海商而且来华外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发展和繁荣。

宋代明州海上贸易的发达，政府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

贸易需求带来了造船技术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技术层面上 到宋帝国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日臻完善。应该说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以来就是发展迅速的，在三国时，海船已经是“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可载六七百人，装货物万斛”的水平了。

到宋时期，又有大的发展，海船仍然沿袭平地船传统，已经广泛使用多桅多帆技术，舵技术，船尾纵帆（三角帆技术），活动主桅技术，水密隔舱技术，并且掌握了石灰浆涂缝技术，船体也由坚实的船板以大铁钉铆牢建成，结构坚固，吨位大（长二三十丈的海船已经很普遍），抗风力强，抗沉性强，适航性好，航速甚至达到四节。而且由于指南针及罗盘的使用，使得航海的安全性更加提高了。

由于自宋以后，中国的造船业再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所以，之后郑和舰队的造船技术基本上可以说和宋时期相去不远。而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这里我以为“广十八丈”不可理解为“宽十八丈”，而应是“宽十到八丈”因为对于一条长宽比近2：1的船来说，适航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也很难达到四节的航速（当然，其实际尺度应该远小与这个数据，以这个数据来计算其排水量在8000到20000吨，很难想象木船能这么大，但是两三千吨的船应该还是有的）。由此看来，在技术上，宋帝国的遗产的确是很丰厚的，可以说没有这些技术储备，之后的郑和远航是不可能的。

开放海上贸易更是带来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大发展，也就是说“开放”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朝代来讲也是繁荣的生命线。在制度层面上 宋帝国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市舶法”。这里我们做一个重点来介绍。基本上，宋帝国对于对外贸易的管理是相当成功的。对于进口货物，首先到官署登记，缴纳一般大约百分之十的入口关税（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之后再流入市场（当然开始的时候仅允许在管定地点贸易，但是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这些限制）。为此，宋帝国在建国之初在广州，明州和杭州设立市舶司，后来推广到泉州，密州板桥等广大地方。商人出关，也要先到当地市舶司详细登记此次出航所带的人员，货物内容数量，航行方向，航线以及出航时间，之后领取官方发放的“引”作为许可证，并要求在航期内回港登记。

对于对外贸易，政府实际上是鼓励和扶植的。

为了招徕外商，政府甚至允许有条约的国家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贩运，并着市舶司“给防船兵仗”（宋帝国有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沿海水师），以保护外商安全。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经商，政府同样给予鼓励，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当然，宋政府对对外贸易也是有严格监控的，以防止其出轨，危及统治。在制度上，宋政府对于出口货物有几项禁令，基本目的是防止战略性资源外流到敌国手中，比如铁和兵器是严禁带往海外的，对进口货物也有一些是禁止入境的。

同时政府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这些事情也都是由沿海水师完成的），这些行为是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制裁的。但是这些政策还是很有度地被执行的，没有干涉正常的贸易，可以说，对于对外贸易，政府总体上是让其自由发展的，只要不做出危及或可能危及统治的事情。

这些措施，一方面保护了正常的对外贸易，使得沿海经济和航海事业，大片的商业殖民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在印度洋，以及太平洋西部，中国掌握了实际意义上的海权，虽然政府没有在这些地方设立督府或派驻军队。

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利益。经济上，政府的收入明显增加了。《宋史》记载：“皇佑中，总岁入象犀，殊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又载“……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岁收钱，粮，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颗，双，粒。”可见收入颇丰，到南宋时期，工商市舶收入居然占到政府财政的三分之一。同时，这些活动得到政府的监控，在有序的发展，给政府带来利益的同时，又不会危及统治，政府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此外政府的威信在海外得到传播，朝贡继续发展了，对宋作为中央帝国的地位，在国际上被也越来越多的蕃国承认了。

贸易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思想的快速进化。

宋帝国的统治者们在经济上是“重农”的，但是他们并不“抑商”，并且在长期的对工商业成功的管理中，发现到工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发展工商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比如，神宗曾说：“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熙宁五年，在给发运使薛向的诏书中也提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所以，政府在政策上放弃一贯的抑商作风的同时，渐渐开始抛弃“重农抑商”的思想，形成了近似于近代西方重商主义的重视和扶植工商外贸事业的思想和相应的政策，比如神宗就曾否决过增加商税以弥补财政亏空的建议。尽管这些思想和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还有许多不同，对传统也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地抛弃，但是，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毕竟走出了对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否定的第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宋帝国诸帝的统治是接近于商人政治的。

宋代经济繁荣催生出了当时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交子 宋代经济繁荣催生出了当时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交子

宋人赵汝适在其著作《诸蕃志》中列出了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名称超过了60个，为写这本书，他在泉州亲自“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北宋中朝以后，海外贸易的收入一直占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以商立国的宋朝，重视和推进经济外交是题中应有之义。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广州市舶条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

正是在这种宽松、开放、积极的海洋政策下，宋朝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极，宋朝的钱币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的“硬通货”。日本、东南亚诸多国家甚至都出台相关法律禁止宋币外流。吴钩在《宋代大航海》中写道：“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宋之后到了元朝，实际上被现代很多人认为最具备进攻性的元朝统治者本质上也是支持对外贸易的。元朝虽是“马上得天下”，但元世祖忽必烈极为支持元朝“对外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继而更是一举让“泉州市舶司”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据史书记载，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时，忽必烈就曾通过泉州市舶司的诸多客商向海外散布了这样一份诏书，“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换句话说，当我们对比了明代之前的唐、宋、元三个朝代，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禁止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会带来对统治的终极威胁，这也就是意味着海禁政策完全是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焦虑和误判所致。

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这个误判实际上让中国与世界融合至少推迟了200年，其影响之深刻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今的中国。

03

明朝海禁的警示与反思

那么，明朝海禁对于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启示呢？对现代中国有哪些警示和反思之处呢？这当然是本文编写的根本目的。

思考两个问题，首先还是需要从大历史格局着手。我们发现明代和中国其他朝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异，也就是明代从蒙古外族入侵建立元朝政权对汉文化的洗劫之后，具有强烈的政治需求表达发理性和权威性。元朝统治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被异族完全征服的局面，华夏第一次被夷族彻底征服，“夷”成了“华”的统治者。所以说，从明朝建立到永乐初年，原来华夷秩序处在一种崩塌状态，而不重新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朝的法理性和权威性就是有缺陷的，没法自称“代表天命”。而重建华夷秩序也是应对蒙古势力的政治需要。因为蒙古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大大的天朝，周边夷族到底是以蒙古为中心呢，还是回到千百年来以华夏为中心，这是大明王朝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这个根本性历史原因，是带来明代战略收缩的最直观答案。

而这种战略收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来的就是保守主义的兴起，海禁政策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带来的结果之一。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在西方，黑暗的阴霾正被“自由女神”一点点地驱散，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钱老对此感慨：“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了新的峰值。”所以，钱穆的结论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退步的最大特征就是保守。

实际上，这个历史进程背后对于统治者心理素质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思想意识最终决定了行动。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与宋代相比，明代的格局同样狭小并愈发缺少宽容度，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的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带有着合法性的不自信和外敌的恐惧，自然决策上更加倾向于保护既得利益，也就是维护皇权统治。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宋、明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他都无关紧要。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黄仁宇如此描述独裁者的心理：“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除了收租纳税明朝“鱼鳞图”也是为了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以追求稳定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明朝闭关锁国最令我们今天感到震惊之处，实际上就是没有“敌人”的时候认为的制造“敌人”，这种病态的心理状态带来了200年的闭关锁国。这里做几点进一步的反思：

第一，明朝的海军实力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实际上统治者的内心恐惧并没有充分的事实支撑，明显是处于恐惧“敌人”的心理问题。

由于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力推动了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了明朝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实际上已经世界领先。而当时的明朝永和皇帝朱棣，更是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战舰，在鼎盛时期，中国明朝水师，有着多达3800艘船，包括各种巡逻船，战船，宝船等。其规模甚至相当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10倍。

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尽管明朝的陆军，可谓是经常战败。土木堡之变，皇帝直接被俘虏，更是让明朝深感羞辱。但是反观明朝水师，不管在任何时候，在抵抗外敌的入侵时，都没有败过一次。16世纪初，珠江口海战，彻底让葡萄牙被打服，主动与中国求和。16世纪末，露梁海战，大败日本舰队。即便是到了明末时期，明朝海军依然在澎湖之战和料罗湾海战中，将荷兰给击败了。如葡萄牙，荷兰这些国家，它们都是典型的西方早期海权强国，然而大明海军却能够屡屡击败它们，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第二点，明朝统治者和官员对于“弱民”带来稳定的认知，绝对了整个官僚阶层都处于对内不作为的状态。

就明代官员的思维来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观念。他们认为，中国总是拥有众多的人民，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数不胜数，需要多少税，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征收。固定的收入水平，可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固定的花费。这就是明代官员为什么不断指定某项收入用于支付某项开支，并试图逐项加以平衡的原因。

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也是他们的行政指南。追求个人私利仅仅是一种阻碍个人道德水平升华的表现，谋利是说不出口的罪恶。因此，追求物质的舒适享受和生活奢侈，会损害人性，必须予以抵制。即使是有利于社会环境改善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也不能鼓励。明代帝王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康乐挂在嘴边，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恰好使百姓能够生存下来，并不努力向上去改善“子民”的生活。明政府制定的政策和习惯做法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把一些地方出现的自由市场扼杀在摇篮中。

这样，明代官僚一整套思想观念，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同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些思想观念支配下，自然地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机遇，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商业管理。由于推行限制和消除商业竞争的措施，他们不再拥有能力去区别什么是获利事业，什么不是。他们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第三点，明代对于商业的限制和对于民众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自我削弱，也是人为制造“敌人”的自我削弱

比如：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对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使得明政府可以直接以国家租金来代替税收，降低税收征集和分配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臣民造反。同时，邻里之间互相举报的责任连带规定，增加了基层社会向国家提供信息的激励，降低了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信息成本。所以，他们采取了多重措施限制人口流动和商业发展。

比如，明朝为了实现对民众的人身控制，实现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天下户口分为军户、民户、匠户，户籍世袭并且不能够改变。与此同时，明朝里甲制来监控人口流动，农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本里之内，走出本里必须有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认定为无业游民处死，并且令居要承担连带责任。

比如，商人外出经商，除了告诉邻里，还必须携带路引，注明各种详细信息，以便让沿途税关盘查。此外，明朝还对商人实行身份上的歧视，朱元璋不允许商人穿丝绸。对人口流动和商业的限制，减少了人们社会活动内容，便于国家进行治安和其他公共管理。户籍制度的执行，使得国家政权能够直接和单个的个人对应起来，有利于节约国家管理成本。

通过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明初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对辽阔疆域的统治，并使国家机器得以在轻徭薄赋的税收基础上运行。同时，抑制商业和人口流动的做法也有利于生产要素被集中在农业生产中，便于税收征集。

另外，明朝实行土地国有化。明初政府手中控制了大量的官田。据统计，明弘治十五年，官田占到全国土地的14.15%，其中作为主要国家税收来源之地的南直隶，官田占该地区土地总面积的19.99%，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如苏州府、镇江府的官田比例甚至达到50%以上。湖广、广西的官田主要为军队屯田所得，屯军户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耕种，向政府缴纳30%—50%的租粮，在明朝地方政府的无情压榨下，其身份接近于奴隶。

明朝还对重要的贸易进行国家垄断。明政府实行茶盐专卖，由国家直接控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国家划定灶户来生产食盐，灶户世代不能转业，所产食盐归官府发卖，灶户不得私卖。商人向边境运输粮食，换取食盐经营权，以米价抵盐价，以运费抵引税，食盐专卖的收入直接补充军队开支。同时，明初还实行了海外贸易的国家控制，严禁私人海外贸易，对外交往完全依赖官方的朝贡贸易体系。朱元璋曾多次颁布海禁令，严惩私自出海贸易者，邻居知情不报也要负连带责任。

但从最终明朝衰落的大逻辑上看，以上措施几乎都是失败的，这些最终导致明朝在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夹击之下烟消云散。

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成立新顺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的政治目标，越来越远大。农历九月，农民军又向陕西进军，谋求更大的发展。十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破潼关。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恢复西安的古名长安，定为都城，建大顺国，称大顺王。

故事的结局是：面对国内揭竿而起的局面，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病急乱投医，又是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国家的过失，又是征集天下军队到北京勤王，又是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权贵捐献家财做军饷，组织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积极响应。外戚周奎有几十万两金子的家财，却装穷说没钱。崇祯帝亲自出面，他才答应捐二万。

崇祯帝又把管理宫门和各城门防守的军权，都委托给亲信的太监。可是这些太监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帮他办事，反而打击了一些真心为国的将军、大臣的努力。崇祯帝要人没人，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找个出主意、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有一次在朝堂上，他连问了好几件事，都没有一个大臣应声，他气得大骂：“我不是亡国的君主，你们都是亡国的臣子。一批饭桶！”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大明王朝至此，被自己的锁国、弱民政策自我绞杀！

崇祯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但是他过于急功近利，又很多疑，不信任人，主观固执，不管什么人，一有小错或疑点，他就罢人家的官，或者下狱、杀头、充军。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一些善于拍马逢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常围在他身边。因为他越来越与他的大臣们对立，就越来越重用亲信宦官。宦官又大多是势利小人，凶险时候都背叛了他。

回首明朝灭亡的历史，史学界的认知主要认为由于明朝自世宗、神宗、熹宗以后，政治腐败，民穷财尽，国力崩溃，不是谁能够挽回的。所以，崇祯帝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不过，当我们回到研究明朝海禁的前因后果，或许也从政治腐败之外看到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统治阶级内心恐惧人为的不断制造“敌人”，由此带来了长期的闭关锁国，最终失去开放发展的润滑剂，陷入了内部矛盾积极对立的无休止战乱之中。

由此看来，今天的改革开放，核心意义在于“开放促改革”，追求的是“心中无敌“，这是中国人经过两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多么痛且深刻的领悟。明朝没有外部活水，失去互惠贸易推动力，试图逃离所谓“敌人”获得长治久安，只会带来皇权的不断强化，且不断和臆想的“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空耗国力，到头来只能面对作茧自缚的孱弱和败局。

以史为鉴，坚定支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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