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支持女性非婚生育（高龄妇女还有权利再要孩子吗）

高龄妇女还有权利再要孩子吗？

67岁，因失独而尝试试管婴儿，却在成功怀上双胞胎后遭遇产检难。张某的遭遇日前引发媒体关注，也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那么，这位高龄妇女怀孕生产究竟会有哪些风险？她到底有没有权利再要孩子？政府、行业、社会以及媒体在面对这一情况时各自该有哪些考量？我们特别约请有关专家从伦理、法律等视角予以深度解析。

孕妇对治疗方案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医生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孕妇决策，

但不能强制或代替孕妇作出某种决策。

CFP供图

家住北京的张某是一位失独母亲，4年前她的独子在车祸中丧生。今年6月，67岁的张某在台湾地区接种试管婴儿成功。回到北京后，张某前往宝岛妇产科医院进行产检，检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压，于是转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方面建议她终止妊娠。张某认为，“孩子就是母亲的命”，不想就此放弃。但由于相关部门已向各医院通报了张某的病例，她不敢到医院进行产检，只能在家中静养。从医学伦理、法律角度看，张某的经历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高龄孕妇是否有自主决定的生育权利？

张某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就诊，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终止妊娠，主要原因是孕妇患有妊娠高血压。从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法规来看，医生的做法无可厚非。按照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二部分“人工授精技术规范”第三条的规定，对于“不得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的禁忌证，就包含“女方子宫不具备妊娠功能或严重躯体疾病不能承受妊娠”。《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经产前诊断，“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

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医生基于产妇的身体状况，根据专业知识，出于保护产妇的目的提出终止妊娠的决策，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 “有利于患者的原则”规定，“综合考虑患者病理、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医务人员有义务告诉患者目前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利弊及其所承担的风险，在患者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提出有医学指征的选择和最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方案”。

无独有偶。很多国家对试管婴儿都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如以色列规定接受试管婴儿的最大年龄限制为45岁，澳大利亚规定试管婴儿年龄不超过52岁，原因在于“当妇女年龄增大之后，高血压妊娠、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可能会让怀孕面临高风险，最后得不偿失。”

因此，医生基于医学专业知识，出于维护患者身体健康的目的，做出最有利于患者的建议，是符合医学伦理的有利原则。但有利原则可能与患者的自主原则相冲突，张某就属于这种情况。自主性原则是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依据自主性原则，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个体拥有对自己身体自主决定的权利。尊重参与者自主性的实质是尊重个体的独特价值和自治权利。孕妇对治疗方案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医生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孕妇决策，但不能强制或代替孕妇作出某种决策。

然而，个体自主性的实现也面临与集体利益的权衡，即“个体善”与“公共善”的权衡。有观点认为，高龄孕妇张某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是对国家医疗资源的不当占用，会让更适合生育的群体失去获得技术福利的机会。但这种论点的问题在于，如果要确保辅助生殖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年龄不能成为唯一的划分标准，还需要有其他标准。但这些标准如何制定，怎样制定才能符合“公平”原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世界上部分国家对因自然生殖存在困难而不得不选择“试管婴儿”的夫妻有医疗补贴，或者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由于财政补贴有限，这些国家对妇女年龄有严格限制。比如英国，根据NICE(英国国家卫生和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的规定，可以免费提供符合条件的40岁以下妇女三轮IVF（体外受精技术），40岁~42岁妇女一轮IVF。对于超出年龄限制的妇女，NICE支持其自费接种试管婴儿。换言之，如果医疗服务的获取是“私人自费的”，那么对年龄就不存在限制和干预。而张某是在台湾自费接种试管婴儿，因而不存在“占用公共医疗资源”的问题。不过，虽然张某的产检和生育是否使用了国家医疗保险尚且不得而知，但按照张某“孩子就是我的命”的心理推断，如果要求其自行承担生产前后的所有费用，她应当不会因此而放弃生育权。

高龄父母能否尽到照料孩子的职责？

近年来，高龄产妇数量逐年增加。根据《美国国家重要数据报告》，1997年，美国仅有144名超过50岁的妇女生育，但到2016年，有786名超过50岁的妇女生育。内分泌生殖专家Anne Steiner将超过50岁的生育妇女与年轻母亲进行对比发现，年龄较大的妇女并没有因为压力的增加以及身体机能的下降而“降低作为父母的能力”，大部分超过50岁的生育妇女在照顾子女上与年轻妇女无异。

有观点认为，如果让年龄较大的妇女生育，将会对出生的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如无法陪同孩子玩耍或照料年幼的婴儿。然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很多地区公民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高龄生育孩子未必就不能尽到照料孩子的责任。在当今我国社会，很多年轻父母就是将出生的婴幼儿交由祖父母照料。因而，以张某65岁无法照料婴儿为由反对其生育显然无法成立。更何况，孩子也是社会一员，不能因为其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社会承担责任时，社会就缺位。

失独家庭的需求怎样才能得到满足？

高龄孕妇张某的经历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医患关系间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提高，且趋于多样化。同时，医疗卫生行业问题频发，医患矛盾尖锐，导致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张某患有妊娠高血压依然坚持生育，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也在无形中给医护人员增加了压力。迫于压力，医护人员不得不寻求更保险的诊疗手段。但如果一味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则更容易引发患者误解，形成不良循环。而媒体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如果持有主观偏见，对纠纷做失实报道，引发社会对医生的仇视，也会加剧公众对于医生和医院的“不信任”。

“张某事件”也凸显出失独家庭的扶助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子女是老年人的精神寄托。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唯一的孩子失去后，对父母来说则面临着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打击。张某儿子成年后死亡（34岁），父母年龄较大，虽然失去生育能力，但是在“收养原则上年龄限制到65岁，而张某想要收养的话，需要登记等待。张某之后和丈夫到云南、河北等地联系孤儿院，都因条件不合适不得不放弃”，最终67岁的张某只能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来完成生育愿望。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国家需立法，为失独家庭提供制度保障，并建立多元化筹资的专项基金，实施“失独家庭扶助计划”，减轻失独家庭在养老方面的负担。目前，我国2013年颁布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规定，自2014年，北京市将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提至每月340元。除扶助制度外，还应该采取其他方式，如放宽失独家庭领养孩子的条件，组织专业人员定期提供心理救助等。失独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如何规避或减少“张某事件”的发生，需要社会各界加大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与帮助。

文/本文由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筹）专家

集体讨论达成共识。由李晓洁执笔完成。

编辑/管仲瑶

原创声明：以上为《健康报》原创作品，如若转载须获得本报授权。

点击下方爱心，您的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