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真实的传说（为何有这么多阿育王塔）

公元前2世纪印度的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教曾造了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至今印度残留着可确认为阿育王所造的山奇第一塔和巴基斯坦塔克希拉的达摩拉吉卡大塔以及斯瓦特的布卡拉塔②。

这些塔的形式均为覆钵式塔身，顶部有平头和相轮，下有台座，围以栏楯。这种塔的样式影响深远，在犍陀罗石雕上和我国早期佛塔上都可看到它的变形样式。

2001年4月，浙江省博物馆展出了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文物，内中的鎏金银质塔颇引人注目，塔通高35厘米，透过塔身镂空处，可看到内有金质容器，据认为可能就是金棺，棺内应供奉有钱弘俶的佛螺髻发①。

图1 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阿育王塔

鎏金塔为单层束腰、正方形，四角为三角柱状角翘（或称角端，也有借用瓷器纹饰用语称蕉叶），正中立有五层相轮，塔刹为摩尼宝珠，塔身四面为佛本生故事，下承方台座，每面开龛，内有四尊禅定佛像。（图1）

以阿育王典故所造的舍利塔影响深远，我国以阿育王典故所造舍利塔可见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所记∶③

初西晋会稽鄮塔者……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诃者……得病死，苏见一梵僧语何曰∶汝罪重，应入地狱,……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如言南行至会稽海畔，……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涌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铃，……绕塔身上并是诸佛、普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

说的是并州离石（今山西吕梁地区）人刘萨诃（字慧达）原来是个横行乡里的人物，一日得病而死，梦见一位外国和尚对他说，你的罪孽深重，应该下地狱。现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等处的古塔及浮江石像都是阿育王所造的，可多礼拜请求赦免。刘萨诃南行到了会稽海边礼拜，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涌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窗子，四周天铃，……绕塔身上并是诸佛、普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

图2 鄮山阿育王寺

于是刘慧达在此地建寺、就是今天浙江鄞县的鄮山阿育王寺，寺内舍利殿中当年还供奉着据传刘萨诃所勤礼而涌现的阿育王所造之塔（图2）。

这尊阿育王塔也几度转移，唐会昌毁佛之际，移往越州官库，宣宗时又移往越州开元寺，后又移回育王寺，吴越国贞明二年（916年）吴越王钱鏐及弟钱铧又将此塔迎往杭州罗汉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降宋，翌年僧统赞宁又奉此塔移往汴京，此后便下落不明④。

吴越王钱弘俶（929－988年）也仿阿育王的典故造了八万四千座鎏金铜塔，也称吴越王塔，因塔身涂金，也称金涂塔，又因塔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心咒经》所以又称为宝箧印塔。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十月条都记有∶⑤

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

1957年金华万佛塔和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以及近年的杭州雷峰塔都出土了多尊方形小塔⑥，因塔底部刻有吴越王造塔的铭文，可推断这些小塔应即是当年吴越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的一部分。这批八万四千座金涂塔的造型都基本相同，尺寸在16厘米左右，吴越王钱氏曾亲自目睹过鄮山阿育王塔的原形，想来这些金涂塔是按照鄮山阿育王塔的样式制作的。当然也有尺寸高大的银质甚至石造的，但不属于这批统一制作的八万四千座金涂塔之内。

鄮山阿育王塔的形式早在唐代就有复制品。唐鉴真和尚渡日第三次失败后（天宝三年，744年）受到明州太守的关照，安顿于鄮山阿育王寺，鉴真和尚对阿育王塔肯定也曾瞻仰礼拜。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终于第六次渡日成功，随同僧众二十四人，带去了佛舍利、佛雕像、绣像、佛经、法器等许多法物。内中就有“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所谓塔样，应该就是九年前瞻礼过的鄮山阿育王塔的临摹品。

据日本真人元开（淡船三海）《唐大和上东征传》（此书成于公元779年）描述阿育王塔的形式∶⑦

此塔非金、非玉、非石、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刻镂非常，一面萨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无能知者。

即塔的质地是合金的，雕刻精细，塔的四面表现了四种本生故事画，如萨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佛本生故事。 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说此塔类似西域于阗所造，说明汉族地区过去没有这种塔的形式。

图3 张燕昌《金石契》

图3 张燕昌《金石契》 (1)

清代王昶《金石粹编》和张燕昌《金石契》⑨、冯云鹏《金石索》中也都著录了数件吴越王金涂塔（图3）。在这些塔底部均刻有铭文∶

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

浙江金华万佛塔一次就出土了15座金涂塔，内中铜铸的十一座（高20厘米），铁铸的四座，可以知道除铜铸外，还有铁铸塔。铜质的刻文与上述的金石书记载相同，也为乙卯年所造。保存完好的一尊铁质的（高20.5厘米）上刻∶

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

目前发现的金涂塔实物共有三种不同的年款，即乙卯岁为955年，乙丑岁为965年，苏州虎丘塔地宫出土的铁铸金涂塔铭记为宋太祖建隆二年，即961年。

日本释道喜于公元965年撰有《宝箧印经记》，记录他在中国见到吴越王所铸塔，高九寸余，四面铸镂佛、菩萨像，塔上四角象马耳一样，塔内经卷上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本宝箧印经卷八万四千卷之内安宝塔之中供养，回向已毕，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也”⑩。显德三年为公元956年。若此条记载可靠的话，看来钱弘俶在950年至960十年间确实造了一大批金涂塔，《佛祖统记》记凡十年而讫功，看来是可信的。

图4 静志寺净众院塔下地宫发现

近年来在河北省静志寺净众院塔下地宫中也发现了一件属款乙丑岁铁制的宝箧印塔（高16.7厘米）其底部铸有铭文十五字，与金华万佛塔出土的铁质宝箧印塔样式和铭文完全相同11，但顶部轮杆较短，相轮直径也较大，与金华万佛塔的铁质塔大概是同模所出。估计这类宝箧印塔，因铸造数量庞大，当年很可能也曾作为向中原的后周进献的礼物之一，以后被纳入佛塔地宫的（图4）。

有学者统计，从50年代至70年代，在福建、浙江、江苏出土和征集的金涂塔共25座，主要集中于吴越国版图，即今浙江省发现为多。且据目前传世和出土品而言，乙卯年所铸均为铜质塔，铁质塔都铸于乙丑年。

阿育王式塔在日本也发现多尊，1918年（大正七年）和歌山县东牟娄郡那智的经冢遗址出土了一尊，据同出土物分析应为平安时代后期的11世纪之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福冈市今津誓愿寺、京都府相乐郡金胎寺、大阪长野金刚寺等均收藏有传世的金涂塔⑧。之所以日本流传这么多的金涂塔，在 瞿中溶《总胜集》中记有∶

今吴越王钱弘俶造铜塔，四片合成，外绘梵箧故事。尝以五百遣使颁日本，其它皆瘗于十三州一军之内

这类宝箧印塔铭文之所以使用乙卯岁和乙丑岁，而不用年号，是因为钱氏国力软弱，未曾建元，一直使用后晋、后汉、后周年号，后来又使用北宋年号。所以这些吴越国的官造舍利塔，大概是心理上的原因，一般不书后周年号，多是用干支纪年。

目前所见国内出土及日本流传的数尊塔都是方形束腰、四角有蕉叶，但细部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塔的四面经变故事图有几种不同的组合。

《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记的塔的四面共有萨王子变、舍眼变、出脑变、救鸽变共四种释迦牟尼佛的经变故事，在张燕昌《金石契》所记则为尸毗王割肉贸鸽、慈力王割耳燃灯、萨捶太子投崖饲虎、月光王捐舍宝首四种经变故事，没有出脑变和快目王舍眼变，而是增加了慈力王割耳和月光王捐宝首变。

图5 日本发现的阿育王塔

在日本的数尊金涂塔上也发现有慈力王割耳燃灯和捐宝首故事12。据此可推知吴越王塔因数量大，铸造前后延续时间长，所以有多种类型和本生故事，质地也有铁、铜之分。（图5）

据金华万佛塔出土的十五尊金涂塔可知铸造方法均为塔身与塔基相连，四面分铸四块，塔刹和四角马耳也为分铸，然后组装在一起。

吴越王金涂塔由于带有浓厚外来样式色彩，典故流传久远，也有许多各种质地的仿制品。宁波阿育王寺还收藏有一尊木雕塔，样式与吴越王塔完全相同，1976年安徽青阳县塔基地宫也出土了一件相同的塔，塔外面的记事银牌有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纪年13。《金石契》中还载有一件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合家眷属舍净财铸真身舍利塔，造型样式也完全仿自吴越王塔，应是民间所造。

图6 唐天佑二年款伪品

还有这种塔的伪品，如日本新田收藏的一尊属款唐天佑二年（905年）铭金涂塔，年代早于吴越王金涂塔五六十年。工艺技法柔弱，人物造型绵软，衣饰呈明清样式，且塔身相轮和四角蕉叶都是铜皮打制而成的，应是清、民国初年时代的仿品14（图 6）。

日本《支那工艺图鉴》还载有一件据说民国十六年（1928年）四川龙安江油县某废寺出土的款属宋祥符元年（1008年）的金涂塔，与新田藏品造型和纹饰极为近似，此件的真伪也颇可考虑。

但这类民间仿制品和伪品应该区分开来，受吴越王塔样式的影响后来制作的且明确有与时代相符的纪年款的金涂塔不能说是伪作，但明显时代风格很晚却属以五代、宋年款的金涂塔则显然是伪品了。

图7 云冈石窟14窟佛塔

目前吴越王所造的金涂塔除去民间仿造品外还没发现更早于955年（乙卯年）的，而最晚的则为965年（乙丑年），确实是前后十年，可知史载是可靠的。

下面再来谈谈吴越王金涂塔样式的演变，前述道宣所说的类似西域于阗样式，那么什么是西域于阗样式塔呢？法显《佛国记》七“到于阗国”∶

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

可知于阗造佛塔风气颇盛家家门口都要起塔，文中的“最小者”，语气上推测，疑应为“最大者”，若最小者都高达二丈，那大者不知几何，已不能称为小塔了。

斯坦因在和阗调查了几座覆钵塔，从于阗，鄯善地区佛塔造型来看，于阗佛塔样式与犍陀罗的覆钵塔样式相似15。但由于被称吴越王式塔的造型确立于公元950年以后，样式上尽管与犍陀罗式覆钵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还不完全一样，关键是吴越王塔覆钵部分已经退化。

图8 登封嵩嶽寺塔第一层塔身上 龛门

此种方形单层的塔式四十年代日本村田治郎在《支那的佛塔》16 书中已有精辟的论述。中国的佛塔尽管也可追溯到印度山奇大塔，即覆钵式塔身、上有平头与相轮，下为基座，但与吴越王塔样最有亲缘关系的应是北魏，如云冈第十四窟的浮雕单层覆钵塔，可注意覆钵下方有外翘的蕉叶和方形塔身 。又有河南登封嵩嶽寺塔第一层塔身上的龛门，也是这种覆钵下左右有二蕉叶形。金铜佛像和石佛像的光背上方，往往出现这种方形单层塔。如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金铜佛坐像光背背面顶端，即有这种单层小塔，拱形龛楣，两侧有立柱，覆钵顶，两端有蕉叶，为北魏有明确纪年的方形塔17。

图9 南响堂山1窟

正光时（520－525年）铜佛像一时流行轻盈华美的样式，光背外缘嵌接飞天，顶端正中是这种单层四方小塔，一直到北齐的单尊像上依然可见18（图7-9）。

山东青州的石佛像也从北魏晚期至北齐，在佛像光背顶端多见这种样式的小塔19。

图10 天和六年石塔

除光背上表现这种方塔外，还可见单独的小石塔。北周时这种单层小石塔似乎更为普及，有铭文的可见天和六年（571年）四面石像，（高36.5厘米，宽21厘米）20药王山博物馆中也可见数尊此种小石塔21 ，还有数尊见于国外图录。(图10)

图11 安阳宝山灵泉寺唐代佛塔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从北齐时一直到唐、宋、普遍流行这种单层方塔，绝大多数为浮雕，以唐代的数量多而精美，各塔的细部装饰和纹饰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多是正面开拱形龛，覆钵顶、上饰山花蕉叶。这类浮雕塔龛共有153座，如此集中大规模的表现此种塔龛在灵泉寺表现的极为显著22 。（图11）

从隋至宋代这种单层小塔的覆钵顶表现的很为明确，而五代吴越王塔覆钵顶退化，轮杆加长，四角端如直立马耳形，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尽管此时中国已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多层多檐的木塔、砖塔、石塔，但吴越王式塔已不再有太大的变化，成为人们公认的以阿育王典故所造的金涂塔的典范，一般多称为宝箧印经塔。

从五代后历代都有模仿这种小金涂塔之作，而地面大型吴越王式塔则在江南沿海地区至明代仍可见到，一般为石制，有的制成二、三层、如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多宝塔为元代元统年间（1333－1335年）所造（高约20米），广东潮州开元寺吴越王式塔，高4.2米，约为明代之作23。

意味深长的是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建筑和墓碑、石棺上常能见到这种方形四角的基本形。

图12 帕特农神庙的外形

图13 罗马时代的墓碑

古希腊起码在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的维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式的神殿正中和四角即饰有人物或动物，著名的如帕特农神庙（前447年）和雅典那庙（前4世纪）都是如此（图12）。在石棺上也广泛应用，如所谓亚力山大石棺（前四世纪，318´167´195厘米，黎巴嫩出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即是三角形顶部，四角伏卧狮。希腊化时代的石棺和墓碑更成定型化，即蕉叶部已明确表现为三角柱状，山形顶，有的顶部上再出一个三角饰物。如现藏土耳其考古博物馆的几件小墓碑在外形轮廓上总使人连想到北朝和唐代灵泉寺的单层小塔，吴越王塔也仅仅不过没有山尖部分而已（图13）。

图14 2世纪的青铜小容器

还有一件同馆藏2世纪的青铜小容器，那方形四角翘的样式简直就是吴越王塔的同类型之物，只不过那正面铸造的是展翅的鹰（图14）。罗马时代的墓碑、石棺与我国的单层塔在外形上惊人的相似，我们现在并不能理出它从西方到中国演变的清晰脉络，但犍陀罗佛教艺术深受希腊、罗马的影响是有据可依的，很可能是地中海沿岸的墓碑形制经佛教传播到中国演化成这种方型四角翘的舍利塔。

注释:

① 郑嘉励 “走进雷峰塔地宫”《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18号

② ⑩ 常青 《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③ 《大正藏》卷52“史传部”

④ 日本 安藤更生 《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昭和三十五年

⑤ 《大正藏》卷49“史传部”

⑥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万佛塔塔基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⑦ 真人元开 《唐人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

⑧ 冈崎让治 “钱弘俶八万四千个塔考”《佛教艺术》第76号

⑨ 张燕昌 《金石契》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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