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四大处世哲学（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简介）

如果要找出一本代表中国哲学的书籍，那非《道德经》莫属。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我认为哲学是一门理论学，是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心理活动等做出合理解释的学问。中国古代很少对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进行探究，因此导致哲学没有形成体系。不过，道家却是一个例外。以《道德经》为例，道家学派以“道”为出发点，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辩证法和方法论，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哲学框架。虽然后世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继续深化，但道家的哲学观毕竟对中国古人的思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中国人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专门来说说《道德经》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世界万物的运行必须遵循“逻各斯”，这个“逻各斯”也就是世界万物的最高规则。在中国，也有类似于“逻各斯”的词汇，那就是“道”。中国古人将自然界万物运行遵循的总规则称之为“道”，大自然的规则就是“天道”，人类社会的规则就是“人道”。道既然是规则，那就是一种非实质的，是超脱具体物质形态而存在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如此。

《道德经》中认为，宇宙万物的总规则是无法去探究的，人们只能够将之笼统地称为“道”，道的作用表现在了每一种物体之上。《道德经》并未具体说明道这种规则是怎么运行的，只是一再强调道是“玄之又玄”的，另外又说人类必须遵守道这种规则，也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人们又将人类制定的具体规则称为“法”，意思就是对大自然规则的效仿。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并未探究道的真正内容，这也就是导致“法”成为了君王可以任意解释、变化的“王法”。

《道德经》认为道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那就是必须要遵守。由于人们并不清楚道的真正内涵，因此只能遵守大自然表现出来的规律。完全遵守大自然，那就是不要对大自然产生什么改动，因此要“无为”，顺其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天人合一”具有相通之处，都讲究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将“无为”延伸到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就是不要什么政府的干预，尽量回到远古“小国寡民”的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道德经》认为，什么礼乐、刑法、兵戎都是国家对社会的过分干预，反而导致社会大乱。“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家将原始社会时代的“无为而治”称为帝道，以黄帝而代表。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汉初取得了统治地位，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道又是万物产生的本源。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的观点是相似的。《道德经》将万物产生的开始归结于一个奇点，这就是“一”，“一”也是“道”的代称。这个“一”后来衍生出了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周易》中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句子，两者的思想是相近的，因为这里的太极也就是最初的“一”，人们称为“太一”。

“一生二”也就是最初的奇点分裂为了物质的两种基本属性，也就是阴和阳。中国古人认为，万物万物都有阴或者阳的属性。“万物负阴而抱阳”，阴和阳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在具体的物质形态中表现为日月、男女、上下、天地、南北、寒热等。阴阳的观念，来自于中国的原始宗教崇拜。从男女交媾而繁衍的现象，人们得出阴阳交合能够产生万物。

从阴阳对立的观念延伸出来，就产生了辩证法。所谓的辩证法就是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面，如荣辱，盛衰，福祸，美丑，刚柔，巧拙，进退，胜败，动静，高下，前后等。这些相互对立的两个面都会相互转化，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中认为，一个事物发展到了顶峰或者低谷，必然会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因此，《道德经》认为任何事物的两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如美和丑都只是相对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后来的庄子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齐物论”，认为任何事物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没有是非、美丑、善恶、贵贱之分。

事物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两个方面都会相互转化。那么，作为人，该如何在这种变化中处于不败之地呢？《道德经》认为天道就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因此，人不能够总是站在优势的一方，而必须保持在弱势的一面，如此才能有机会转化为优势。

《道德经》一再强调，人不能处于刚强之中，而应该保持柔弱。以水为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处于最柔弱的状态之中，也就是最坚强的状态，如江河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江河所处的位置更低，能汇集更多溪流。

从这一点出发，《道德经》中给出了为人处世的一些见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人必须要学会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中国历史上，许多接受道家思想的人都有这种思想，如范蠡、孙武和张良在功成名就之后，为了防止功高震主，选择退隐江湖，最终保护了自己，而伍子胥、大夫种、韩信则遭遇到了“兔死狐悲”的悲惨境遇。

孔子见老子

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也给中国人带来了保守的思维。中国人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枪打出头鸟”等谚语。在专制社会残暴统治的古代，人们缺乏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力，因此总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才能让自己过得安稳。《道德经》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些观点反映了古人十分缺乏安全感，只能选择忍让。因此，《道德经》和中国人的性格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