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天才团队真实故事（精神科徐声汉教授）

一次我在专家门诊时，护士送上一叠病历卡，依次接诊，拿到了一份厚厚的病历。一看名字：颜某某，使我心中一怔；接着进来一位老人，我冒然地问：你是病人的父亲吗？他则从容回答，我就是颜某人，父亲已过世。我也忽然缓过神来。他拿出一张复印纸、写的是备忘录，内容是他仍遭受迫害。但他称：愿意服药，吃药对他有好处。

再看病历，封面上批有一小行字：颜某某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医生是不会写这种字样的。看来是“事件”当事人所写。当年他与父亲否定患病，“文革”弄出了个“某某某事件”，学校支部书记是祸首，精神病院医生是帮凶，少不了挨阵批斗。

颜某当时是中专生，“文革”之前已开始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他写了文章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批判“合二为一”，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

未几时，颜某出现精神行为异常，送至精神病院门诊几次后，收入院治疗，其父认为出于关心，也无异议。住院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积极予以治疗，病情缓解出院。

但回去复学时碰到麻烦，学校当时制度是低年级者患精神分裂症，作退学处理，不予保留学籍。家属无奈，为了孩子前途发愁。一位好心的共产党员向上海党刊投书批露此事，带有些指责看法，并贯以“学府怪事”为题。当然，事情也并未就此解决。

学校支部书记首当其冲，颜某某的事很快被升格；被“迫害”的原因是他举旗批判“合二而一”，很自然地定性为一宗政治迫害案件。每次批斗会上“小将”都坐在主席台，支部书记张某被追查参与迫害的背景；精神病院当时主管病房的医生也叫张某，被指控为把“小将”打成“一分为二”精神病的帮凶。

“精神分裂”变成“一分为二”，用哲学的概念，置换了精神医学术语，现在看来可笑。可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不顾逻辑”，被批斗者只能洗耳恭听，诺诺称是，不敢怒，不敢言。

医生当时算是知识分子，不过被拿掉了“革命”二字，也就是臭老九，地位也十分虚弱，面对现实，满心的无奈。

住院病史中，记录了病人一些精神状态的原始资料，为怕材料被毁，我们将其转移保存。当然，这种行为也有风险，就像旧地主藏了地契、租约、欠租条，被判为“秋后算账”。我们保存病史的确是为了澄清问题，“秋后伸冤”；因为在当时，为一人彻底平反——摘去精神病帽子，一些人就会“永世不得翻身”。何况，不坚持真理，于病人也是不利。

事实的发展的确有些戏剧性

但它又不是十分出人意外。事物总有其发展规律，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小将”不承认自己有病，成天东忙西奔，家长也不督促他服药，把以往医生的好心当坏意，置诸脑后。未几，颜某又发病了，由单位及其父陪同来诊，当时医生开出了入院单，登记处一看，不收，到医务处请示。我们表示：按病情需要住院，但需要家长表态。此次入院，其父签了字。

我在门诊时复习病史，上面由张医生端端正正地写了一段：由单位陪诊，近来又发病，难以管理，在家中摔东西，打父母……要求住院。医生予以入院处理，并未对家属作任何批评、责难。

我在想

这就是人的海量，这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胸怀；挨了批斗，不计前嫌，为了维护病人的利益，甘冒风险。精神病人遭到社会歧视，精神科医生也受株连，被社会看作低一档的医生。然从我们为社会、对病人所作的奉献，是否也应得个道德涵养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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