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岁月（我们的知青岁月）

在一次整理像册的时候，一张照片吸引了我。我反反复复地看着这张自己在1993年的一个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电视剧拍摄现场留影的照片，不由自主地把我的回忆带到了那段难忘的上山下乡经历中。

我于1968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太白县靖口乡冯家山村。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且挂在山粱梁上的贫穷小山村。全村34户人家，170多口人，我所在的第一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才14户人家。由于气温低，只能一年一料地轮番耕作，到头来一个劳动日仅一角来钱，人们完全依靠在老林中挖药材、抬木头、割扫帚挣点钱过日子。我们6个小青年来到第一村民组，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起初我们住的是旧房，后又给我们盖了新房。吃的面和菜都是队里帮助给磨的、种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吃现成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开始靠我们自己去度过这最难的生活关。吃的面要从山下的水磨上自己磨，开始磨上三四十斤，后来一磨就是七八十斤，然后用背架靠肩膀一步步地背上山，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还有水，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担担地挑，要不就用架子车装上木制的大水桶从后沟里往外拉，拉一次能倒三担水。记得一次拉水，上坡时车绊绳断了，车滚下了坡，我摔趴到地上，脸被坡路上沙石擦伤，血流不止，眼睛都肿成了一条缝。烧柴要去深山老林里背，来回走六七十里路。我是高六六级学生，在知青组里我年龄最大，已20岁了，其他都是初中生，才十四五岁，因此家务的重担都落在我肩上。记得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们学着养猪，开始因不懂猪种，买了一头母猪，我们自己打猪草拌上麸皮喂。母猪发情后我牵着猪翻山越岭到邻县的村子里去给猪配种，后来母猪生了一群小猪娃，我们把小猪送给队上贫穷的乡亲们，乡亲们伸出拇指夸我们是好样的。有了喂母猪的经验，我们又喂了肉型猪。杀猪那天我们请来了乡亲们，烧了一大锅红烧肉请他们吃，热闹的劲儿就像过年一样。由于我们自己动手，菜自己种，猪自己养，面自己磨，柴自己打，知青小组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方圆几十里的知青们都赞不绝口。

在冯家山虽说我们一天挣不了多少工分，但对农活的技术还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拜老农为师学背粪 学犁地、学耱地，尤其是面对那一块块的挂牌地，别说有多难了。开始犁地时，牛不听话，我常被牛拖得在坡地上翻跟头，最后硬是学会了。在坡地上倒粪，时常是满头、满脖子的粪土，弄不好整个人也随着背斗在坡地上翻滚滚。后来我也能挣上10分工了，渐渐的我成了农活中的一把好手。

在农村我们不仅学会了农活，学会了生活，也磨炼了意志，懂得了爱憎，加深了与村民们的鱼水情。村上离县上七十多里路程，我每次去县上开会办事都步行，从不坐车。一次我抄小路到县上去开会，不料迷了路，在山林里转了四五个小时，怎么也走不出去，眼看天黑了没办法我就跟在一头牛后面跑呀跑，终于跑到大路上，我连夜赶到了县城……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后怕。我们知青组逐家逐户访问困难户，把从宝鸡家里带去的吃的用的送给他们。我还用自己的钱买了把推子学着给乡亲们理发。还用在名医牛玉典大夫那儿学来的针灸技术给村民们治点小病。知青组还在田间地头给村民们读报纸，演节目，活跃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我们还请老农做向导，到后山去勘测，后来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发动全体村民和知青从后山沟向前梁修了一条有五六里长的绕山水渠，解决了部分浇地和吃水问题。下乡不久，我们就赶上了清理阶级队伍，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工作组揪出了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永才。这个当时的贫协主席，老婆是个傻子，老母是盲人，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虽过得非常贫困，但对工作却热情积极，由于秉性耿直说话随便，加上工作中又得罪了一些人，故被上纲上线揪了出来。我们知青小组客观地分析了老李的情况，不随波逐流，坚持正确的原则，积极逐级向工作组、大队、公社乃至县上反映情况，最终老李被平反了。

由于我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发挥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作用，我们知青组被评为省、市、县先进知青组。我个人被选为大队副大队长，同时还被评为省、市、县先进知青和省、市、县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9年10月，我还代表宝鸡市下乡知青赴北京参加了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在观礼台上我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还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

从北京回来我在村里种上了从中南海带回的向日葵 在坡地种上了从眉县第五村带回的苹果树，以示我扎根农村的决心。但随着知青招工，最终我还是离开了冯家山，被县委录用为一名干部。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但上山下乡这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