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人生得失如何（叔本华论名声与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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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是不朽的，而荣誉则是短暂的。当然，也有的名声是朝生暮死、极其短暂。

所有的人都可以求得荣誉，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要求名声，即使可以，也只有依靠非凡的成就，才可以取得名声。

这些非凡的成就有两类，行为和作品。所以，对于名声来说有两条途径是敞开的。在行为这条途径上，主要需要的是高尚的心灵，在作品这条途径上，需要的则是杰出的才智。

两条途径各有利弊，其主要差别就在于，行为是转瞬即逝的，而作品则是不朽的。

如若行为并不高尚，那么行为的影响便只会维持在短暂的时间里，而天才的作品对人的影响，在整个一辈子都是有益而且高尚的。

就行为来说，所能够保持下来的一切只是记忆，而且这一切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薄、模糊，乃至于最后被完全忘却；除非历史又使得旧事重提，使得往事历历在目，乃至于成为永恒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

作品自身是不朽的，一旦写了下来，它便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我们说到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和史料而已，但桕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贺拉斯则是活生生的，他们在今天仍然和在他们活着的那个时代一样在对人类产生着影响。

《吠咤经》及其《奥义书》在今天也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但当时的行为，在今天连蛛丝马迹也寻找不到了。

行为还有另外一点不足之处(为此，行为付出了艰苦的代价），这就是，行为取决于可能发生的机遇。因此，行为所蠃得的名声完全不是来自行为的内在价值，而是根源于一些碰巧使得行为身价百倍并使其披上光彩的条件。

而且，行为所赢得的名声，如在战争中所赢得的名声，如若属于个人，则要取决于少数几个证据的证明，而这些证据并不总会都出现，即使出现，它们也不总是公正的观察者。

但这一不足被这一事实抵消：行为具有实践特性的优势，所以行为能被一般的人所理解。一旦事实得到了正确的报道，那么人们便会得到公正的待遇；

事实上，如若我们不能适当地了解到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任何行为，离开了造成一行为的动机，行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作品正好与此相反，作品产生出来并不依赖机遇，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的作者，从作者的本质和目的上说，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能保持如一。

而且，要恰当地鉴别一件作品并不容易，它们的名声愈大，则评价便愈困难。一件作品常常没有人能够理解，常常得不到公正或正直的评论。但它们的名声并不取决于某次评论，它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评论来建立自己的名声。

相对于行为来说，我已经说过，流传给后人的只有一种记忆，而且仅仅是以传统的方式；而作品传给后人的乃是它们自身，除非它们的某些部分给弄散失了，如若是这样，这也无损于事实的真相，原先对它们所抱有的偏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而且常常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才能够真正评价这些作品。

异常的作品会引起特殊的评论，而且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会不断地进行，这一切综合起来就会形成对作品的深刻理解。虽然有些时候，要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这种理解，此后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对作品的评判也不会被推翻。因此，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地会建立起不朽的名声。

作者们是否能活着看到他们的名声，这要看机遇如何。他们的作品愈高尚，愈重要，则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名声的机会便愈少。

塞涅卡有一句格言精妙绝伦：名声追求功勛正如影随形，有时在前，有时在后。

他还评论说：“虽然普遍的沉默，表明了同时代人们的妒忌，但仍会有人不带偏见来评价作品。”

根据这个说法，很显然，在塞涅卡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流氓无赖精于压制有价值的东西，恶毒地无视它的存在，并且对公众将优秀的作品藏匿起来，以便使低俗的作品流行于市。

即使在今天，有人时常以保持缄默的密约来表示嫉妒，而且它被看作是一门高超的技巧。

一般说来，如若一个人的名声愈持久，则它来临得愈迟，这已成为通则。

大凡所有杰出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来展开，它流芳于后世的名声恰如栎树，成长得十分缓慢；那些只能盛极一时的名声，就像一年一枯荣的草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虚名则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愈是为后人所拥有，换言之，他愈是属于人类，那么他便愈易为他的同时代人所不容；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准备写给他们看的，而只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时为他们写的；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引起他们所注意的让人熟悉的色彩；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由于被同代人视为怪谲而不能为人所认识。

人们更欣赏在自己短暂的时间里有过多种经历的人，喜欢具有时代气息的人，喜欢那些属于同一时代，生于斯而且死于斯的人。

文学艺术的通史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的取得从一开始就不是顺利的，直到它们引起了天才们的注意，才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窘况，由于伟大的理智陚予给它们的权威，由于天才们的影响，它们赢得了它们所保持的地位。

如若有人寻找其中的奥秘，那么人们将会发现，人们最终所真正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事物，只不过是一些在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罢了。

迟钝的人喜欢迟钝的东西，普通人喜欢寻常的事物，观念混杂的人对混乱的思想有兴趣，愚蠢的事物会引起根本没有脑子的人注意；而最优秀的人，则喜爱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完全体现了他自己的性格。

这一真理就同记忆力惊人的埃庇卡摩斯一样古老，他说：“如若有人孤芳自赏，我们绝不会惊奇，我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正常的，对于狗来说，世上最好的东西莫过于一只狗，牛认为最好的东西是牛，驴认为是驴，猪认为是猪。”

要推动一件轻微的东西，使用最强健有力的手段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急速出击，并竭尽全力击中目的，而且毫不费力，也不拿它自己作为冲力的工具，那么它很快就会落空。

对于伟大而高尚的思想，对于天才的杰作，一旦那些只有卑微、邪恶、堕落的心灵来欣赏时，这真是一件在任何时代都会令聪明的人们感到悲哀的事情。

约瑟的儿子耶稣宣称，“对一个愚人讲故事，就像对一个昏睡者说话一样，当故事说完，他会问‘你说的是什么呀？’哈姆莱特说:“欺诈的话语在愚人的耳里沉睡”。

歌德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愚蠢者的耳朵嘲笑最聪明人的语言。我们不会因为人们愚昧而泄气，因为将石头抛进沼泽里是不会发出回响的。

利希滕贝格问道：“当头和书碰撞时，发出的是空洞的声音，那么它还是一本书吗?”他还说：“这样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如果一头蠢驴照镜子，就不可能从里面看到圣徒。”

我们应当牢记老盖勒特精彩而且令人感动的悼词：最好的礼物极少有人欣赏，绝大多数人把邪恶误认为善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防止每天的邪恶，它就像瘟疫一样，无可医治。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尽管那是多么困难！

愚蠢的人必须变得聪明起来——而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从不知生命的价值，他们只知用眼睛而不知用心灵去看世界。由于善良并不为他们所知，所以他们沾沾自喜于一些细技末节的事情。

理智的无能，再加上一些在任何地方都发挥作用的东西，即人类精神的卑劣，在这里，它采取了忌妒的形式，这样，就像歌德说的那样，理智低下的人无法认识和欣赏所存在的善。

人所嬴得的新的名声，使他重又出人头地，面对他的同伙则相应地变得卑微起来，一切显著的功劳都是以牺牲那些没有功劳的人为代价而取得的。

歌德在《西东胡床集》中说过类似的话：“赞美一个人便是贬低另一个人。”我们看到，无论是杰出的人，还是平庸的人，亦或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功绩，密谋、策划抵抗它，如果可能的话便压倒它。这个联盟的口令是打倒功绩。

那些自己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享受着某些名声的人就不再关心新的声誉了。因为新声誉会使他们的名声相形见绌。所以歌德说：

“如若我们的生活必须要靠别人的恩赐，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再活了；人们都愿望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乐于藐视我们的存在。”

相反，荣誉总是能得到美好的赞赏，它不会受到妒忌的诋毁，如若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一个人并不拥有荣誉，那么，他便会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

虽然人们妒忌名声，但人们又必须建立名声，授予要求名声的人们以桂冠的法庭，从一开始就对申请者带有偏见。我们可以随时和所有的人分享荣誉，而名声则遭受侵犯，而且人们愈接近它，它便变得愈不可企及。

而且，如若阅读某种著作的人数愈多，那么这本著作所蠃得的名声便愈大，所以学术专著的作者，和那些仅仅为了让读者消遣娱乐的作家比较起来，其知名度要小得多，而哲学家做一名知名的作家则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哲学家的著作旨在于求得一些模糊不清的结论；同时，从功利的观点来看，它是完全无用的；主要是那些自身即在这个领域中耕耘的人，才对哲学著作发生兴趣。

所以，从我所说到的羸得名声的艰难来看，很清楚，那些并不是出于对他们专业的热爱，也不是因为在研究中所得到的愉悦，而是因为野心勃勃而勤奋努力的人，极少或绝不可能会给人类留下不朽的作品。

那些追求善良而纯真的事物的人，一定会避免邪恶的东西，并且会时刻反对群氓们的意见，甚至蔑视它以及他们的罪魁祸首。

这句话极为精当，追求名声的人名声回避他，回避名声的人名声追求他；一些人投合同时代人的胃口，一些人则无视它。

赢得名声虽然困难，但是，如若一旦得到名声，要保持它则易如反掌。名声是与荣誉直接相对的，每个人都可能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们不必去谋取荣誉，因为它就如同没有一样。而要保持它是何等之难！因为仅仅一件单独的拙劣的行为，就可以使荣誉无可挽回地毁于一旦。

但是，名符其实的名声绝不会消失泯没；其原因就在于，获取名声的行为或作品乃是不可磨灭的。名声属于它的创造者，尽管他并没有重新做任何与这名声相配的事情。

名声消失了，或久享盛名而失却名声，这只证明这种名声乃是虚假的名声；换言之，他不配享有这种名声，这种名声的获得乃是由于对他的作品作了过高的估价；

这并不是说黑格尔所享受的那一类名声，利希滕贝格把这种名声描述为广由一小撮狂热的大学生大吹法螺吹出来一群空虚的脑袋瓜子发出的回响这种名声就像意志一样，让后人耻笑。

人们可以在这里碰见一些稀奇古怪的字眼所组成的结构，在这精美的鸟巢里安息着很久以前飞翔过的鸟儿，当子孙后代敲开这座流俗因袭的腐朽建筑物的大门时，会发现里面一无所有！那不过是一处邀请路人的毫无思想痕迹的地方而已。

事实上，名声只不过是与他人比较而言的一个人的本质而已，事实上，这种性质是相对的，所以它只具有间接的价值；因为一旦其他人成为名人，那么自己的名声就会烟消云散。

只有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的东西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在这里，我是指一个最直接的以及在他自身的意义上是什么，拥有了高尚的心灵和杰出的才智，而不只是名声；拥有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构成我们的幸福。

人们尊敬的并不是名声，而是使人名扬四海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本质的东西。

名声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西而已，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标志影响个人，能够使人更加坚定他自己的自我评价。如若是没有遇到能够反射它的物体就看不见，天才也只有当他的名声在外沸沸扬杨的时候才能得到确认。

但是名声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功勋，因为人们即使没有功勋也能得到名声；这就像莱辛说的广有人得到了名声但并不相配，有人应当名声卓著却默默无闻。

仰仗别人的思想来确定生活的价值，这种生活方式是可悲的。但是，如若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名声，即赢得整个世界的喝彩的话，那么英雄和天才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方式。

所有的人都是为着他自己而活着，所以，人生的目的主要是他自己。他是什么，以及他生存的整个方式，与其说与其他人有关系，倒不如说是与他自己有关系。

所以，如若他在这个方面别无所长，那么他在别的方面也不会有所长。

别人对他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观念乃是次要的，派生的，最终只能极其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对于自己的幸福来说，依靠别人的头脑乃是一种不幸，靠了别人的头脑也许会得到一种幻想的幸福，但那绝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座世界名人的圣殿里，真是鱼龙混杂。将军，大臣，庸医，骗子，舞星，歌星，百万富翁，犹太人！

在这座殿堂里，人们的赞誉愈真诚，那么人们的敬意便愈赤诚，这座殿堂热心于这样的极少数几个优秀的人物，而不是为着高尚的灵魂和高度杰出的理智，这些只能够从绝大多数人那里蠃得口头上的称赞。

从人类幸福的观点来看，名声只不过是投合那些贪恋着傲慢与空虚之人的口味的稀有精美的佳肴——这种贪欲虽然被小心地隐藏起来了，但实际上毫无节制地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也许以那些满心巴望着不惜任何代价使自己扬名显声的人最为强烈。

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在走运之前，必须寻找变化多端的时机，让他们自己的价值接受检验，并让其他人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直到那时之前，他们感到他们正在遭受到某些隐秘的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不合理的价值是建立在其他人的评价的基础之上的。它和真正的价值是不相称的。霍布斯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极强烈的看法，无疑，他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他写道，“当我们和别人相比较，并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自己更优秀时，精神的愉悦和某些心醉神迷的欣慰便会油然而生”；

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总是和名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道的价值，就像那些损失了的东西一样，只要我们有丝毫想得到它的念头，我们就会感到这种牺牲品的价值。

弥尔顿在《列西达斯》中说：名声是兴奋剂，它玷污了高尚的心，使纯洁的灵魂蔑视快乐，过着辛劳的日子。

他还说：要攀上这个顶峰是何等困难，名声的辉煌殿堂在那远处熠熠发光。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何以世界上最空虚的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荣誉，并对它有着绝对的信仰，把它看作是伟大行为和不朽作品的刺激物。

但是，无可置疑，名声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其次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回声和反映，就仿佛一个影子或一个标记——亦即价值的回声和反映而已。不论怎么说，引起敬佩的必定比敬佩自身更有价值。

事实上，使得一个人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带给他名声的东西，是他的功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导致他的功绩的性情和能力，而无论这种性情和能力是道德上的还是理智上的。

一个人天生的最好的方面，必定对他自己而不是对其他人是极其重要的；而对它的反映，亦即存在于其他人脑子中的看法，只能以极其次要的方式影响到他。

应当得到名声而没有名声的人拥有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幸福能够使他从别人的缺陷中得到宽慰。使我们真正产生妒忌的，并不是由那些无能的群氓和昏头胀脑的人们所认为的伟大的人，而是那些自己真正伟大的人；他的幸福并不在于后人如何传颂他，而在于他创造了有价值的思想并被人们珍藏起来，在千百年后人们仍然研究他 的思想。

此外，如若有人这样，那么他就拥有了某种不可剥夺的东西，这不像名声，它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若一个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得到别人的赞美，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

虚名正是这样，即他得到了名声，但他不配这名声；享受名声的人把名声当作他的生命，但他并不具有蠃得名声的坚实基础，名声只是这种基础的外在可见的标志。

虚名一定会使徒有其名的人对自己不满，因为虽然这种假象可以产生自爱，但一旦他到了那从未意欲达到的高峰，他就会头昏目眩，或者把他自己看作只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他害怕被人随时发现，害怕有价值的东西成为泡影，他会在聪明人的脸上看出这样的意思，他真像那些靠伪造遗嘱而获得财产的人。

名符其实的名声，死后才来临的名声，是接受名声的人绝不会听到的，然而我们仍然认为他是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就在于他拥有使他蠃得名声的真正品质，一旦机会允许，他就会发扬这些品质。为了专心于他所喜爱的研究，他必须要有闲暇，使他只要愿意便可以进行研究活动。这是唯一需要花费精力以取得桂冠的工作。

伟大的心灵或健全的理智能使我们幸福。当理智在它的作品上打上深深的烙印，理智便会在未来的世纪受到赞扬——那使他幸福的思想，将会留芳百世，无数代心灵高尚的后人连绵不绝地研究他的思想。

只有在死后才得到名声的人，才真正配得上这名声，这就是名声价值的报答。注定要羸得名声的作品，是否能在作者活着时就得到名声，那只是侥幸的事情，但并不十分的重要。

因为一般的人并不具有对自我的鉴赏力，而且也绝对意识不到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艰难。人们总是受权威的摆弄，在他们那里，名声被弄得泛滥成灾，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单凭信仰便可得到它。

如若一个聪明人活着时便闻名遐迩，那么他是不会太在乎这名声的，因为那不过是一些声音的回响而已，只要某一天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便可以使他名声大振。

一位音乐家，如若他知道了他的听众几乎全是聋子，这些聋子为了掩饰他们的耳聋，一旦见到有一两个人欢呼便立刻起劲地鼓掌，那么他还会为听众的高声欢呼而高兴激动吗？如若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因受贿而为最蹩脚的演奏者高声喝彩时，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理解，为何同时代人的赞誉极少能够成就不朽的名声。达朗贝对著名的文学家有一句绝妙的评语，他说，在文学这座殿堂里，住着一些伟大的死者，他们活着时在这里毫无地位；还住着一些活人，但随着死神的降临他们便立刻被赶出了这座圣殿。

我顺便说一句，为活人树立丰碑就等于宣判后人无能评价他。

如若有人碰巧看到了自己的真正的名声，那么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其稀少的事情，虽然音乐家和艺术家是个例外。对于哲学家来说，那是极少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那些因为其著作而闻名的人物的肖像就坚信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肖像只是按照取得了巨大名声的人物来画的；一般来说，画家们都把他们画成满头华发，如果是一位活着的哲学家，则更是这样。

从幸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恰当的安排，因为对于一个注定死亡的人来说，既年轻同时又出名，那就太过分了。生活就像贫困时的情形，愈宝贵的东西便一定会愈加珍惜。

年轻便足够了，年轻以它的所有为满足。但是，当人们成为老朽，生活的快乐和消遣就像秋天的落叶，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那时，名声才像冬青树一样开始萌芽。

所以，名声就像整个夏季都在成长而只是到圣诞节才能享用的水果，一想到在年轻时已经把全部的活力都灌注到了至今仍然年轻的著作中去，到了老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能让人宽慰的了。

最后，我们主要来解释一下因各种理智的追求而得到的那些名声，因为我的评价与这类名声的关系更为直截了当一些。

我认为，从广义上说，杰出的理性就在于形成理论，亦即对某些事实进行重新组合。这些事实可能千差万别，但这些事实愈容易认识，愈是属于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之内，那么，使它的理论化而赢得的名声便愈益意义重大。

例如，如若所谈到的这些事实属于某些特殊的科学分支，如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或古代作家的残篇，用一些人所不知的字母所书写的难以破译的碑文，历史上的疑难点，要赢得这种名声就得对各种材料事实加以勘正。

但那些研究这些学问的人并不具有这样的名声，只有极少的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而绝大多数人则过着闲散的生活，他们对于在某些特殊的知识领域里名声卓著的人心怀妒忌。

如若这样的事实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如：所有的人都具有人类心灵或人类心智的基本特点，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发生作用，或看到自然规律的一般过程，那么，传播说明这些现象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所得到的名声便会及时地传遍整个文明社会。

因为，如若这样的事实能为所有的人所理解，那么这种理论也能为一般的人所理解。但名声传播的范围取决于所克服的困难，这些事实愈为一般人所熟知，那么形成一种新颖而正确的理论便愈难，因为这些事实盘据着绝大多数人的头脑，要说出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道理几乎不可能。

另一方面，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只有在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事实几乎都可以进行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理论；所以，如若将健全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运用到这些事实，这并不需要极高的理智能力，人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侥幸地得到关于这些事实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

但是知道这些事实的人并不具有这样的名声，无可置疑，如若仅仅为了了解这些事实，要回答这一类问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在蠃得了举世嘱目的名声这条途径上，甚至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也能领会这些事实。

但是，一个人所付出的劳动愈少，需要的天赋或天才就愈多；在这些才能和艰苦的研究工作之间，无论是就它们自身的价值来说，还是就它们所受到的重视来说，都是不可能进行比较的。

所以，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但又并非天才的人，并不害怕艰苦的研究工作。只有依靠勤奋努力，他们才能使自己超越群氓。群氓也经常看到所发生的这些事实，但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孤立的。而通过艰苦的学习，则可以理解这些。

这个领域少有竞争的对手，只有有节制力的人才可能找到机会，发现既新颖又真实的理论，而他的发现的价值，部分地取决于他所面临的事实的难度。但是，来自于具有专业知识的同行的赞扬声，对于遥远的大众来说太过于微弱了。

如若我们深究这类名声，我们就会终于明白，毋需形成自己的理论，只要接触到了那些极艰难的事实，便可以奠定这种名声的基础。

例如，在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国度里旅行的人，靠了他的见闻，而不需仰仗他的思想和观感便能建立名声。这类名声的最大长处就在于，讲述自己所见闻的，要比表明自己的思想容易得多。

人们更易于理解的是描述而非观念，阅读描绘性的书籍要比阅读思想性强的书籍更容易。所以，阿士莫斯说：

只有远出他乡，漂洋过海，归来时他才有故事可讲。与著名的旅行家个人交往，常常会令我们想起贺拉斯的这样一句话：新景象并非一定意味着新思想。

一个人若是发现自己具有极强的精神力量，那他就应当去解决那些最艰深的问题，如关系到整个自然和全人类的问题，他将会把他的研究深入到所有领域，而不会在一些岔道上迷失得太远，也不会进入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换言之，他不会毕生去研究某些特殊的知识或谈论一些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

他不必为逃避成群的竞争对手而陷入一些艰深难弄的问题。普通的人生便可以为他提供足够的材料，以形成严肃而真实的新理论。

他的努力会得到人类大多数成员的称赞，因为他们熟悉他所谈论的那些问题。

在研究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矿物学、动物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学者和研究人生的学者即诗人和哲学家之间，其差别真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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