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四大谜团排名（顺治帝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的亲密关系）

汤若望是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一名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传教士。

早在明朝时期，欧洲的天主教和清教就盯上了美洲大陆，而天主教里面的一个分支耶稣会却盯上了东方，于是耶稣会的势力开始向东方渗透与发展。

以意大利的利玛窦为首的一些传教士，利用他们掌握的天文、数学、力学、机械学等科学知识，慢慢的敲开了中国宫廷的大门。

利玛窦

明朝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担任钦天监的官吏。《明史·职官志》记载："监正、副掌察天文、定历数、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率其属而测候焉。有变异，密疏以闻……每岁冬至日，呈奏明岁大统历……凡祭日，前一年会选以进，移知太常。凡营建、征讨、冠婚、山陵之事，则选地而择日。立春，则预候气于东郊，大朝贺，于文楼设定时鼓、漏刻报时，司晨、鸡唱，各供其事。"

钦天监这个衙门在封建社会很重要，也很不重要。

重要是因为这个衙门掌握了玄之又玄的，传说只能是圣人才能掌握的天地真理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作为天的儿子，天子自然要敬畏；不重要的是钦天监很多时候都不准确，而且天子也不允许一群人爬到自己头上说三道四，地位极其尴尬。

钦天监

直到明朝皇帝找到替代品——西方传教士，作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会动不动用“天命”来威胁皇帝，而且西方传教士依据近代科学而推算的关于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也比较可靠，准确率也很高，导致钦天监的地位水涨船高。

汤若望于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起开始在钦天监任职，一直工作到李自成占领北京城。

后来清军占领北京城，下令城中居民全部迁出内城，让八旗兵和其家属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内的汤若望，为了他的传教事业，也为了保住他的天文仪器和资料，大胆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力量单薄，东西繁多，三天之内无法全部迁出；在这封信中，他还申述了天文历学的重要性，希望新的统治者能重视钦天监的工作。

这封信引起了多尔衮的注意，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保留了钦天监，同意汤若望回钦天监继续工作。这样，汤若望又成了清朝的臣属。

多尔衮剧照

汤若望在任钦天监监正期间，完成了从明末开始的修改历法工作，编成《时宪历》一书，使我国当时的历法更为科学。他还为钦天监设计制作了几架较为先进的天文仪器。

顺治八年（1651年），皇太后患病，汤若望用西药使之痊愈。从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她不但把汤若望赠予的十字架当做首饰佩戴在胸前，而且还表示要以父礼来对待这位外国传教士。

由于皇太后的关系，顺治皇帝与汤若望的关系也逐渐频繁起来。

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剧照

在平日的交谈中，汤若望敢于陈述自己对明朝和当朝的时政得失的见解，常常劝诫顺治皇帝应展恤兵勤民，用贤纳谏。这些赢得了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好感。

特别是顺治皇帝了解到汤若望个人生活的朴素严谨之后，更增添了对汤若望的尊重。他们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

顺治皇帝并不把汤若望视为一个异国教士，而是把他当成一名富有经验的内廷老臣，亲切地用满语称他为“玛法”(即爷爷)。顺治帝多次到南堂探视汤若望，并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称号以示优礼。

顺治帝剧照

顺治帝从汤若望这里受益是很大的。甚至议立嗣皇帝的问题均询问过并采纳了汤若望的意见。

所以学者陈垣认为汤若望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汤若望对顺治皇帝的影响被低估了，他始终认为“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汤若望

顺治皇帝成年之后，他的爱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20岁，就在这一年他到南苑打猎时，听说海会寺香火旺盛，便信步进寺游览，见到海会寺的住持僧憨璞聪。

顺治皇帝与憨璞聪的谈话很是投机，回宫不久，便在西苑召见了这位和尚，向他询问佛门之事。憨璞聪虽然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僧人，但却是一个功名利禄很重的僧人。皇帝的召见使他受宠若惊，他竭力谄媚顺治帝，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对于佛法能“不学自明”，所以天下至尊。这番话说得顺治皇帝十分受用，使他对佛教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在短短的一两年里，他就从早年的一个佛教反对者，变成了狂热的佛教信徒。

顺治皇帝自从与憨璞聪交往之后，得知在江浙古刹中有几位名扬四海的佛门大师，便下令将他们请至宫中。为迎接这些和尚，顺治帝命将西苑的崇智殿改为大佛堂，赐名万善殿，并且挑选了一些老成太监，让他们剃度为僧，终日在里面焚修香火，给来自江浙的名僧创造一种佛门境界。当时受诏先后进入宫廷的，有憨璞聪的祖师辈名僧玉林琇、木陈忞和师辈名僧茆溪森等。万善殿就是他们的下榻之处。

顺治皇帝与这些名僧们的交谈范围十分广泛，不仅谈论佛学思想，其他的比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也无不涉及。

他曾几次赐给这些僧人亲笔字画、神佛宝像以至金银帑币，并让玉林琇为自己取法号“行痴”。为表示对和尚们的敬慕，顺治帝又敕封玉林琇为大觉国师，木陈忞为弘觉禅师，憨璞聪为明觉禅师。

在顺治皇帝的影响下，本来不信佛教的皇太后和皇贵妃董鄂氏也都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皇贵妃董鄂氏所生的皇四子早夭。

顺治皇帝本来就身体羸弱，长期失眠、心悸。他常叹息为了政事心力憔悴，很难长寿。皇贵妃董鄂氏之子的夭折，对顺治帝更是一沉重的打击，顺治皇帝的身体更加虚弱了。虚弱的身体加上忧伤，使他产生了“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系”的思想，越来越向往寺庙佛门的生活。

他多次向名僧木陈忞表示：“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人，今每常到寺中，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

顺治十七年（1660年），红颜知己董鄂氏又突然病逝，使顺治皇帝真正的万念俱灰，对红尘没有任何留恋。他认为世上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于是寻死觅活，又哭又闹，竟然让当时恰巧在京的和尚茆溪森给他净发，声称要出家为僧。

皇太后闻讯后大怒，只能百般劝解，顺治皇帝才没有遁入空门，清朝也没出现第一位入关皇帝变成僧人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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