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前后因）

1894年对于日本而言，同样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若干年后，留学生周树人来到东京上野公园，当他站在被陈列的镇远舰主锚前，准会想起改变清日两国命运的那个漫长午后。

彼时，北洋水师已拥兵四千余人，十二艘铁甲舰皆列阵于黄海上，风浪萧萧，顺着龙旗飘扬的方向望去，对面的日本联合舰队黑烟喧腾、蒸汽缭绕，活像一尊尊浮动的烟囱。

其后战事便为人所熟知了：邓世昌与舰同沉，方伯谦怯敌脱逃，一曲由英雄和懦夫倾情演绎的悲歌二重奏，最终成就了伊东祐亨和东乡平八郎的美名，也点亮了伊藤博文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令举世闻之或叹息扼腕，或怒发冲冠。

事实上，中日开战并非毫无预兆，早在数月前，紧盯时事的天朝士子就从朝鲜内乱的的新闻中觉察到火药味。

是岁六月，应韩王乞援，清军从牙山登陆，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与不请自来的日军相逢照面。

之后双方不断增兵，“中国兵舰数号下碇是处，每日与日本兵舰巡游海面”，遂成剑拔弩张之势。

而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过激举动更如火上浇油，于五月初六夜间“调水师一队入韩城，不多时又调军医若干名入城，皆预备一切如临敌”，初七又“由旱道带巡捕入城，复有兵一百五十名，携格林炮由水路入城”，如入无人之境。

此等情形几乎与甲申政变如出一辙，不能不让人警惕。温和派犹记得“甲申年金玉均事定后，彼国曾遣伊藤氏为公使至天津立专款三条。

彼国事事占便宜，我国事事皆退让”，主张“高丽既属中朝，中朝自宜卵而翼之”，提出“未和固不可不备，而将和之际，备之尤必从严也”的对策。

义愤填膺和纸上谈兵固然是最直接的情绪化表达，但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恰恰相反，晚清士人在甲午战争伊始的对日观感和“伊藤印象”具有更丰富的层次，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

这当中，按照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至少可以被分为三类。就“友日派”而言，他们认为此次事件纯属偶然，而非蓄谋，故主张中日宜和不宜战。

在明知或将遭受通敌罪责、背负汉奸骂名的情况下，他们依旧坚持发声，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考虑：

①中国与日本“同在亚西亚洲，文字相同，面貌相同”，若是“论同洲之谊，两国固应和好无间，言玉帛往还”，如此便可内消反侧、外御强敌，“苟一旦失和不特启外人窥伺之心”；

②两国之强弱情形也显而易见，“中国人民十倍于日本，兵额且二十倍于日本”，过度敏感反倒显得天朝器小难容人；

③日本满朝文武勠力同心，皆乃人中龙凤，中国应与之结好，不宜与之结仇。在“乐观派”眼里，此次事变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分裂。

以旅日华人的近距离观察为例，一是底层百姓对上层权贵的不满：两国交兵导致贸易中断，仅大阪一地就有“工匠数万人枵腹堪虞，哀鸿遍野，皆痛詈执政者之穷兵黩武，殃及小民”，国民经济一旦动摇，日本必定不敢轻启战端。

二是上层意见不统一，伊藤内阁与帝国议会高度对立，难以施展平衡。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是唯物辩证法的专利，大清士人显然也深谙此道。

日本向来存在“下克上”的传统，渴望建功立业的下级武士和审时度势的政治高层常常发生龃龉，从来就不是亦步亦趋。

此君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特点，却因盲目相信天津和谈的经验，导致了对伊藤博文的严重误判——其人确非狂战赌徒，但伊藤内阁当时正面临不信任案之弹劾，急于转移国内矛盾，故而对华宣战在他眼中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至于预言日本覆灭，更像在教人做事，并且是很快被打脸的那种。

对伊藤博文抱有好感者并非个例，自从天津交涉不打不相识后，“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特命制野战炮一尊，赠与中国李中堂，外交亲密可见一班。”

朝鲜内乱之初，赋闲清流张佩纶曾向岳父李鸿章建言秘密出兵平叛、预备对日作战，后者却不以为然道：“迂哉，日本方与我和好，哪有此事？”

当朝宰辅尚有如此错觉，何况在野士人呢？综合来看，上述两派的关注点虽不尽相同，但那种胜券在握的心态并无二致，一言以蔽之，即八个字——我不惧你，我不欺你。

纵然士人们共享的是同一套信息资源，“悲观派”却从中推演出了令人沮丧的前景。

他们总结说“天下之患皆出于所备之外，昔之海防重在东南，今之海防重在西北”，指出日本不仅施夷长技，也炫我长处，数十年间“极意经营，皆为图我中国地也”，共分两步：“先既撤我之藩篱，后必窥我之堂奥”。

其一面痛恨日本“处心积虑亦已久矣”，另一面哀叹中国“漠然无所知，晏然无所备”。

若以三才论道，则两国共享天时，大清虽占地利，日本却得人和。

反观中国“皆养尊处优，事事委人经理，无论文员如是，即武员亦复轻裘□带，酒食游戏，平日置诸务于不问，则事之废弛可知，一旦临事，其何能济？”

这番话并不中听，却是真知灼见，奈何时人多不屑一顾，嗤之如梦呓。然而，历史最终证实了第三条真言希声的预测。

为了打破三国势力犬牙交错的格局，日本主动发起突袭，连战连捷；反观淮军，失汉城，走平壤，一路北溃，惶惶不可终日。

叶昌炽“势如破竹”的墨迹未干，紧接着却是“韩事甚恶”“无援，岌岌可危”（初七）、“牙山全师尽没”（初八）的惊险字样。

陆战失利后，国人又望寄厚望于海军能扭转乾坤，不料竟出现开头那令人心碎的一幕。事已至此，明眼人皆知攻守之势易也，夷夏之辨危矣。

朝堂上，频传的噩耗重挫了倾向光绪帝的主战派的锋芒，追随慈禧太后的主和派趁势占据上风，于十一月初开始探索和谈的可能性。

期间又传来了旅顺要塞被日军攻破的消息，福泽谕吉等日本名流大肆煽动社会舆论，呼吁政府暂罢和议、直捣北京，而满清士人却在做着“惟委奴轻入险要，已犯兵家所忌”的心理安慰，畅想“我水陆各军，苟能厚集共力，以与之相持，一鼓作气，正不难歼尽丑类，还我旧物，系单于颈，斩楼兰头”。

眼见京师将遭兵燹之厄，一直力主死战的清流魁首李鸿藻和两代帝师翁同龢也意识到媾和“卒不能阻”，遂改口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但这城下之盟岂能由他们做主？

1895年1月26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湖南巡抚邵友濂临危受命，乘英轮王后号从上海启程驶向广岛。

十年之前，伊藤西来，成也朝鲜；十年之后，张邵东渡，败也朝鲜。此番大清使节涉险入虎狼之国，但是舆论却不以为意。

点头鞠躬不过是日式问候，恭敬姿态亦无非外交礼节，所谓俯首言和，更是痴人说梦。

在报人笔下，如履薄冰的使团一行居然反客为主，何其荒唐，何其滑稽！与之相应的则是全面丑化对日称呼，以《申报》为例，改日本为“倭国”“倭邦”“倭廷”，天皇为“倭主”“倭酋”“倭君”，日军为“倭寇”“倭虏”“倭兵”，东京为“倭都”“倭京”……而伊藤博文自然也难逃“倭相”之恶名。

以“倭”代“日”，旨在振奋己方士气、诋毁敌方形象，本质上是对特定表述进行“矮化”的语词返祖。

可惜，逞口舌之快无益于为国争利，和谈困窘也不以士人意志为转移，满纸喧嚣只落得一地鸡毛。

果然，伊藤博文故技重施，“疑星使实为窥探倭邦虚实而来，并无议和权柄”，暗示清国应任命恭亲王或李鸿章那样的重臣做代表，“以致和议决裂，拂衣而归”。

2月12日，张、邵一行从长崎出帆归国，清日间第一轮谈判不了了之。恰逢此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在多次拒绝劝降后服毒自尽，为洋务运动的谢幕打上最后一抹亮光。

惊闻噩耗，李鸿章再也无法温和地走出那良夜，在海风骤起的刹那，有一段悲痛往事永远涤荡在汹涌的波涛之间……怎奈命运不肯轻饶，誓要将他逼入最尴尬的境地，从接到那封写有“著赏还顶翎，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字句的廷寄上谕开始，他已明白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接下这烫手山芋。

二月底，他应召赴京请训，随后上奏奉使日本议和预筹商谈方略，陈说割地乃不得已为之，只因“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得解纷纾急”，提醒朝廷日本的祸心“包藏非止一端”，务必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而他自己也将“相机迎拒”，苟利国家，不避生死。

3月19日，清国使团一行乘坐的德籍商轮缓缓驶入马关港，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李鸿章。

从次日起至四月中旬，双方全权代表共在春帆楼举行了五次谈判。

自此期间，“伊藤印象”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种种偏差直接导致了士人对和谈走向的错误判断，主观上构画了一个对于重塑日本认识有相当作用的“倭相”伊藤。

第一，舆论始终都没有放弃营造虚假的乐观氛围，令士人沉浸在一种“和局易成”的错觉当中。

因为通讯的滞后性等缘故，报纸多通过广采消息来揣摩议论，这些信息的来源较为间接，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论断。

从细部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李鸿章深孚众望，加之与伊藤博文私交甚笃，定能确保和谈无虞。

清使抵日前，国人便相传“李傅相老成硕望，久为彼国所钦，而又与倭相伊藤系旧相识”，“销兵气为日月光，实可于傅相卜之矣”。

这倒不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前次张邵两星使秉节东行，曾见伊藤氏，伊藤启口先问中堂安否”，亦即“彼国君臣心目中尚有傅相”之例证。

其二、伊藤博文的“慎战”言论颇具有迷惑性。

当“和比战难”业已成为高层的共识，信息闭塞的中下层士人尚无此觉悟，只好从《倭京读卖新闻》等渠道发掘有利于我的素材，于是一则轶闻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大意为：“某日，有一下议院议员由广岛回江户”，其扬言“曾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春亩相公抗颜争辩”，认为今乃开疆拓土的“绝好机会”，应与清国血战到底，绝不中途媾和，结果遭后者讥讽。

这件事极有可能真实存在，日本举国狂热，好战如议员者不知几何，而伊藤内阁倾向讲和也是人尽皆知。

直到此时，他们仍暗自庆幸日本野蛮的躯体上还保有一颗理性的头颅，相信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一样老成谋国，害怕两败俱伤，纵使挟战胜之威，索求必不过分。

其三、也有人觉得日本色厉而内荏，不足为惧。

在他们看来，原本“倭人乘破竹之势，不肯戞然而止”，如今迟迟不敢进军直隶，显然已成强弩之末；另外，“李傅相秉节东行，与伊藤、陆奥辈从长计议，不满三礼拜而和局巳成”，也被视作为“始勇终怯”的表现。

此后三国干涉还辽时，还虚构所谓“日本国内空虚，人民流散，抽丁不足，乃以木质制成偶像，藉补死亡之数”的奇闻。

第二，国人虽痛斥倭人践踏公法、多行不义，但这些指责似乎对伊藤之形象影响甚小。

以李鸿章遇刺事件为例：3月24日，在结束第三次谈判、起轿返回接引寺的途中，李鸿章突遭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左脸中弹，血流如注。

这一声枪响虽未能斩断李鸿章的呼吸，却洞穿了清王朝的心跳，令时隔百年后的国人读来仍哀恸莫名。

暗杀丑闻一出，举世哗然，皆谓日本人文明其表、野蛮其里：自古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不管伊藤博文是否知情，但在谈判期间发生枪击对方代表的恶性事件，他作为政府首脑总归难辞其咎。可舆论竟有为之洗脱责任的意味，让人咋舌。

第三，伊藤博文关于甲午之战胜败原因的精辟论述，也成为士人反省自身的一面明鉴。

如《申报》编辑摘录的一段对话：“伊藤又谓中华饷非不多，兵非不厚，且聘西人教习泰西兵法，与我国均历二十余年……倘能守御正，不知鹿死谁手也！”，其用意是“使贪生畏死各败将闻而愧赧”。

旁观者迷，当局者亦谈不上见识通透，但终究比盲人摸象更加直观、准确。在李鸿章身上，不难发现上述几类舆论观点的思想踪迹，但亲涉谈判有助于修正他对“伊藤印象”的偏差，这其中至少有三处纠偏是显然易见的。

首先，“善邻友好”是伊藤博文最善用的一种外交话术，他虽屡屡提及，却鲜有实操，即便据事后观察来看，也确非完全发自真心。

在首场谈判（3月20日）之初，李鸿章便想以同文同种的渊源来唤起对方的共情，伊藤博文虽说“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却称“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言辞当中，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当李鸿章辩称大清“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时，他又说“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认为己方奉天承运，对方乃无德之国，强烈的“中华意识”显露无遗。

其次，个人情感须让位于国家利益，攀亲带故的做法已不适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第二次谈判中（3月21日），日方置中方此前提交的《停战节略》拟稿于不顾，提出休战要以大沽、天津和山海关为质作抵押。

这三处皆为直隶所辖，且并非日军已经占领之地，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羞愤难当，说：“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

再次，伊藤博文骨子里刻有恃强凌弱的文化基因，不同于多数日本人的是，在此之前他一直隐藏得很好，乃至给人一种细致周到的温情。

如他特派差役“于傅相从人购取酱油、味增、豆腐、茶碗及各碗时，严密检查，以免匪人暗算”；在李鸿章遇刺后，一面亲自率高官要员登门致歉，另一方面在停战协议上做出策略性让步。

李中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谈判桌上舍命力争的筹码，却还抵不过一颗子弹的重量。

4月10日，枪伤初愈的李鸿章与日方进行第四次谈判。

一开始，伊藤博文还客套性地询问了李鸿章的健康状况，而一触及正题，语气就变得咄咄逼人起来。

乙酉交涉时，洋务派曾领教过伊藤博文桀骜且固执的秉性，那是后者挑战强者的胆气，而今则成为了他践踏败者的武器。

一周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一笔落下，那双布满褶皱的手掌微微颤抖，宛如他涟漪迭起的心境——“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

系国家利益于肩头，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一贯高傲的老人，为促和谈穷尽毕生智慧，但在一群谲诈多端且盛气凌人的倭贼面前终究显得苍白无力，用淋漓鲜血给大清国求得了昂贵的和平。

当签约的风声传回帝都，海内皆为之震惊，哪怕从前和洋人签过数不清的城下之盟，对割地赔款早已司空见惯，亦难释切肤之痛。

正所谓没有信赖就没有伤害，这与晚清士人错盼伊藤博文不无干系。

其中，各省督抚的消息最为灵通。正在关外督办军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于三月廿二日奏：“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以一战？”

台湾巡抚唐景崧于三月廿四日致电军务处称“台民呈愿效死，勿割台地”，一直作壁上观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多方探听、确保不犯禁后，于三月廿六日电奏：“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利、兵权一朝尽夺，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

随后，多省督抚联衔会奏，吁请废约再战，试图影响紫禁城的决策。

京中应试春闱的十八省举人闻讯后群情激愤，台籍士子更是痛哭流涕，康、梁在朝中清流派的暗中支持下发起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四项主张。

遥想三十年前，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也可谓一时瑜亮，然而相似的配方却在日清两国推导出迥然相异的化学反应，使蕞尔岛夷成功逆袭天朝上邦，令中国人尚未品尝文明之幸福，先行体验了文明之痛苦。

年复一年，春帆楼上皓月皎皎，不解彼岸愁云惨淡，恰如一根荆棘，狠心撩拨着无数士人黯自饮恨的夜晚。

宣统三年（1911年），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造访马关，曾去伊李议和旧址凭吊，百感交集中赋诗一首：

“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那么，中日必有一战乎？明代以降，华人对日本的侵略性是有相当警惕的，但也不乏有识之士，认为两国未来之关系将始终处于“和”与“战”的叠加状态。

例如薛福成，他在甲午年春给《日本国志》作序，其中写道：“自今以后，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

前半句不幸一语成谶，后半句则指向另一种晦暗不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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