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衰亡的原因何在 人才选拔渠道的失能插了大唐狠狠一刀

一、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再一次举行。在中唐之后，进士科逐渐成为了大唐帝国高级官员最重要的选拔渠道，初唐关陇集团、山东士族们占据宰相等中央官位的情况已经逐渐消失了。

但这次进士科录取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官场动荡，原来，礼部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权贵子弟有十七人，超过了拟录取总人数的一半。

纵然权贵子弟们家学深厚，但这明显的暗箱操作、拼爹拼关系已经到了毫不顾忌的程度。不过有些黑色幽默的是，让这件事真正爆出来的，并不是这件事的最大输家寒门士子，而是那些子弟未被录取的其他高官们。

在段文昌、李绅等人的鼓噪之下，唐穆宗终于下令对录取的权贵子弟中的十四人进行加试，并最终罢黜了十人。

唐曾建立起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但这一机制后来逐渐败坏，为唐帝国灭亡埋下了伏笔-图《大明宫》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让天下士子寒心的是，这次所谓的加试，不过是另一场拼爹的结果。

加试通过的，是当朝宰相裴度之子裴譔、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孔戢之子孔温业，前广州刺史赵植之子赵存约等人。

被黜落的，则是故相郑珣瑜之子郑朗、中书舍人李宗闵女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弟杨殷士等人。

郑珣瑜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但到唐穆宗时他已经死去了十多年了，可谓人走茶凉；而李宗闵的中书舍人刚够得上五品官，杨汝士的右补阙虽也是清要官位，不过仅仅是七品。

所以这次加试，参加考试的权贵子弟父祖权势大小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长庆元年的这次科场事件很快平息下去了，而且事实上，这批依靠父祖权势得以考中进士踏上仕途的也并不都是纨绔子弟。

比如赵存约，后来在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担任兴元节度使李绛的判官，结果遇到士卒军乱时李绛让他先走，但他说：荷公德厚，谊不当独免。”于是一同被害、为唐帝国捐躯。

这次科举中进士的还有卢纶儿子卢简求，后来泽潞节度使叛乱时，唐武宗还特意让他参与了平叛。所以这些二代则并不都是夸夸其谈之徒。

但唐穆宗长庆元年的这次科举事件依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一事件表明，大唐初期努力解决的关陇贵族、山东士族以及功臣集团等父子相继的强大势力，利用科举制漏洞，而以另一种群体复活了，他们就是唐代的大地主阶层。

唐代的大地主们，通过控制科举取士的各环节，产生了一种和九品中正制下地方豪族把控帝国官场资源相同的效果，在晚唐形成了许多三代宰辅、父子进士的缨簪之门，把持了大唐帝国高层官吏来源。

虽然这里面也会有诸如赵存约、卢简求等精英人物，但帝国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人才选拔渠道，一步步沦为他们维护家族利益的工具，注定会造成整个帝国生命力的流逝，成为唐帝国最终衰落的伏笔。

但在一开始，唐代的科举制度正是以破除部分家族把持人才选拔渠道的目的而出现的。

二、

在唐代中前期，产生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最主要的途径从来不是科举考试，而是“门荫入仕”，也就是拼爹。

门荫入仕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西汉的“任子”制度规定，担任二千石以上任满三年，就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两千石在西汉已经妥妥是帝国高层了，所以这一制度是通过分享一部分资源给豪族和重臣，换取他们对皇权的支持。

初唐门阀世家影响还很大，这突出表现在关陇贵族、五姓七望等上层贵族在政治中有很大影响力-图《贞观之治》

到了唐代，门荫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曲折发展，比汉朝更加复杂精细，但核心思想并没有变。唐代的门荫制度能够荫及子孙的是朝廷五品以上的高官，比如唐律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也就是说，如果做到诸如中书令、六部尚书等三品高官，到曾孙辈还能享受门荫特权。

那高官们的门荫特权是怎么体现的呢？

第一是有门荫资格的权贵子弟有资格进入弘文馆、崇文馆或者国子学、太学学习。第二则是有门荫资格的子弟可以直接通过三卫系统入仕。

两馆两学是唐代官方举办的学校，和明清时候读私塾也能参加科举不同，在中唐允许“怀牒自列州县”之前，普通读书人不能参与唐代的科举考试，只有两馆两学的毕业生才有资格。

而两馆两学在一开始只针对权贵子弟，入学资格比北京的学区房还严格。比如，两馆招录学生分别是三十人、二十人，学成后通过简单考试可以直接入仕，或者再参加科举，但唐律规定，“凡弘文、崇文生，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一荫听二人选”。

“大功”年龄大一些的读者可能知道，指的是“五服”，是我国描述亲戚关系远近的一个专有词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皇太后、皇后家里的亲戚还不行，必须还在五服之内，才有资格进入两馆学习，而且一家只有两个名额。

而国子学生和太学生分别招录三百人、五百人，人数要多很多，但需学业结束考试合格，或通两经以上才能出仕或应科举，难度对养尊处优的官二代而言相对较大。

所以，唐代中前期的权贵们一般会选择第二个门荫途径，也就是直接入仕。

唐律规定，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

也就是你符合门荫规定的话，可以担任亲勋翊三卫，任期结束就可以到吏部、兵部参加简选，按照个人能力特点授予官职。

三卫系统名额多达三万多，所以通过担任三卫进入公务员系统，对二代们是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选择。而且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以武艺起家，舞枪弄棒显然比在两馆舞文弄墨得心应手。

总之，不论这些权贵子弟是进入两馆两学、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通过三卫直接入仕，他们不仅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做官绿色通道，而且做官后也能按照父祖官职高下确定做官之后的官职品级，这些都是提前定好的，和你本人的才能品德关系不大。

可以看到，门荫入仕就是唐帝国对功臣、重臣的赎买。你爷爷替大唐流过血、你爹爹替大唐卖过命，他们战死沙场了，那就让你领一份工资，这样其他人才会觉得心里平衡。

但逐渐的，门荫入仕系统运转不灵了，尤其是权贵子弟更青睐的三卫门荫直接入仕，逐渐产生了严重后果。

唐初传统门荫入仕和南朝的门阀士族一样，解决不了二代才能和需要处理的复杂政事的尖锐矛盾

这些权贵子弟也有不少有才华的，但这没法改变门荫直接入仕制度性的缺陷。随着大唐帝国的发展，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陡然加剧，需要综合素质更高的人来处理，只会舞枪弄棒的三卫二代们显然无法承担。

而且三卫本身是需要番上值班的，养尊处优的二代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逃避当值，加上有资格参与三卫的人逐渐增多，以三卫直接门荫入仕不可避免衰落了。

与此同时，从隋文帝、隋炀帝两朝开启的科举制度改革逐渐展现出来巨大的优越性。科举制度最核心的“按才取士”原则能更有效的选拔人才，应对日渐复杂的帝国事务，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到了李治、武则天时代，两人对绵延百多年的关陇贵族、初唐功臣集团下刀，科举制度成为皇权对抗贵族的有力武器，并逐渐成为了唐帝国高官最重要的选拔渠道。

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从初唐几代帝王所认命的宰相出身中清晰看出来。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

高宗时宰相四十一人中，有隋秀才二人，唐初进士及第者九人，明经擢第者二人，科举出身者共十三人，已达四分之一。

武则天称帝期间（690—705），明经、进士出身者激增到二十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

玄宗开元元年至李林甫拜相之前（713—734）宰相共二十七人，其中进士、制举、明经等科举各科出身的有魏知古、崔湜、郭元振、卢怀慎、源乾曜、宋璟、苏颋、张九龄、刘幽求、陆象先、张说、姚崇、韩休、韦安石、王晙、杜暹、张嘉贞、裴耀卿合计十八人，占宰相总数三分之二。（吴宗国《科举制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

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们被科举制度击败了，虽然门荫入仕在整个大唐帝国都有重要地位，但门荫入仕也逐渐开始受到科举制度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权贵们都开始让子弟奋进勤学，抛开直接门荫入仕转而参与科举。

这时候，由逐渐衰落的门荫入仕制度，和逐步健全的科举制度结合构成的大唐帝国高层人才选拔机制，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弹性，能够给大唐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人才。

但到中晚唐的时候，权贵们渐渐发现，科举制下他们依然可以实现父子相继，保证家族利益最大化，唐代的科举制度也逐渐从屠龙勇士变成了巨龙本身。

三、

其实，作为我国历史由“贵族政治”向两宋之后的“士大夫政治”过度的最后阶段，整个唐代都存在着大量家族世代为官的情况，有些还达到了父子相继为宰相、尚书等高官的程度。

比如初唐名将裴行俭曾任安西都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等文武高官，儿子裴光庭则在唐玄宗时期拜相。

历史上裴行俭能文能武，他的父亲裴仁基为隋朝大将，儿子裴光庭则为唐宰相-图《风起霓裳》

《五牛图》的作者韩滉唐德宗贞元年间拜相，他的父亲韩休玄宗开元年间拜相，儿子韩皋则在唐穆宗长庆年间担任仆射，一门两宰相一仆射。

唐德宗的宰相张延赏，父亲张嘉贞玄宗开元年间拜相，儿子张弘靖唐宪宗时拜相，一门三宰相。

这几个例子，和上文提到的赵存约、卢简求类似，都属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类型，不仅家学深厚，而且大多通过了科举考试之后再入仕，素质出众、文武双全，为大唐帝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似乎证明，晚唐的时候一些大地主家族把持人才选拔渠道也没什么影响才对啊。

那为何说中唐之前诸多家族父子相继担任高官，似乎并没有影响大唐帝国呢？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上文提到的，在中唐之前，科举制度代表了对门荫制度的一种突破和补充，虽然也有许多人通过父祖权势进入朝廷高层，但同时，科举制度也从天下选拔了许多人才，这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非常明显。

武则天时代对人才的选拔有非常独到又有效的策略，科举制度就是她利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武则天执政时期科举出身有二十个宰相，狄仁杰、李昭德、姚璹、韦安石、宗楚客和李迥秀等六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是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氏在韦思谦之前不过是县令而已。

而剩下的十二个人，陆元方、唐休璟、崔玄暐李峤等四人为县令等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八人都是平民出身。

可以看到，科举取士中超过一半的宰相都出自底层官吏或平民阶层，武则天一朝高官的选拔基础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唐之前科举取士的标准还比较强调真才实学。

唐代中前期科举入仕考核的不仅仅是诗书能力，还注重对实际政治经济军事能力的考察。唐代进士科考核在唐高宗时期逐渐成型，一共分为帖一大经、杂文试诗赋、对策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来进行考核。

唐玄宗中后期曾经过度看中诗词歌赋，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君臣痛定思痛考虑进士科录取标准，贞元（785—805）年间，诗赋取士重新为文章取士所代替，并且主要是看文章内容而不是看词华。

而最终贞元年间形成了非常科学的科举选拔标准，“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儒家经典、历史知识、圣贤之道、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解都有，而且重点则放在考生灵活运用掌握之上，可以说非常科学。

在此情况下，唐帝国的人才选拔机制继续有效运转，中唐之后的几代皇帝手下其实名臣辈出，涌现出诸如元载、杨炎、刘晏、李德裕、陆贽等一批具有相当政治视野和公务处理能力的宰辅，为唐帝国应对安史之乱后极端复杂严峻的政治局面做了很好的人才储备。

不过，随着权贵们熟悉了科举取士的标准，在，另一层危机也就悄然而至了，那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漏洞被放大了。

四、

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君臣对最为关键的人才选拔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讨论，并最终在贞元年间形成了一套能够选拔出经世致用人才的考核标准。

那既然如此，为何说在中晚唐这一人才选拔渠道失能了呢？

原来，唐帝国作为发展完善科举制度的朝代，虽然帝国精英很好的调整了科举选拔的标准，来适应更加复杂的局面，但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很多漏洞。

和两宋之后发展起来的诸如糊名誊录等严密的防作弊手段相比，唐朝的科举考试受限于时代发展局限，这方面没有被很好的注意。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更加严格规范，大大减少了利益交换的情况-图《清平乐》

比如在唐代，科举考试是允许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认同的人才的，有时候主考官也会主动让别人给自己举荐，甚至内定名次，很多时候在放榜之前名次就已经定好了。

再比如，唐代的考生自己也可以在考试前向主考官、朝中大员送上文章诗赋搏一个举荐机会。

我们必须承认，唐代这一特点确实也选出了许多人才，许多人推荐人才行为背后都确实出于公心，比如韩愈就很热衷提携后进的士子。

但逐渐的，这些行为都给权贵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仅如此，科举得中对唐代士子而言只不过是仕途的开端，之后你还得经历吏部的铨选、多个岗位的锻炼才能逐渐升迁上去。

比如唐代有“不历州县不入台省”的规定，这本来是为了让中央官员也具备基层经验，从而更好的处理政事。

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许多藩镇幕府缺人，都希望从有学问有能力的士子中挑选幕僚，这样既能方便地方治理，也能够丰富中央官员的经验。

但逐渐的这个政策也被权贵利用了，许多人利用关系能够迅速解决子弟的地方履历问题，但很多寒门士子则无人推荐，或者推荐之人地位不够，久久没法履职，从而被二代们远远超过。

比如著名诗人孟郊。他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后，李翱曾先后荐于多个地方节度使、要员，但等到孟郊真等来了聘书的时候，他已经年近六十了。

总之，权贵通过影响科举取士各个环节，便捷的让子弟入仕乃至迅速升迁，而且越来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既然依靠着父祖权势就能确保子弟继续在朝为官，那何必再去赌自己的后代是不是读书那块料呢？

所以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形成了，大唐高官逐渐形成了一种由门生故吏、朋党乡党构成的利益集团。正如吴宗国先生所说:原先是从地主阶级各阶层中选拔官吏的进士科，就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

这个集团整天想的，就是通过蝇营狗苟、婚宦交友拉关系走门路。你上一次点了我的门生进士、这次我就让你侄子进士，相互之间送人情还人情。

就这样，大唐帝国曾经扎实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被这群蛀虫寄生吸血，也就越来越失能无效了。

今天的研究人员曾经提出晚唐时期的一个“清流”的概念，清流是人为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

当年，牛仙客在西北军镇政绩突出，唐玄宗要让他入朝做尚书，张九龄大力反对征召牛仙客入朝，他斩钉截铁告诉唐玄宗: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

牛仙客不过是西北一个边将，怎么能入朝担任尚书如此清贵职务呢？

牛仙客是流外入流，没经过科举，也不是门荫入仕，所以张九龄才有这样的说法。

但唐玄宗一听冷笑说: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

你是因为牛仙客出身低微嫌弃他吗？你张九龄又有什么深厚背景？！

张九龄升迁在武则天时期，并没有高贵的出身，结果张九龄面不改色回答，我没有深厚背景，我凭借的不过是“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和以词学为朝廷立言的才能。

这段对话在大唐之后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反复回响，张九龄提出的“独特经历和词学才能”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划分圈子的工具，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清流。

玄宗本人虽也喜欢词学才能，但他依然明白空谈误国，所以提拔了许多吏才-图《长安十二时辰》

因为清流们通过控制科举能够让自己的子弟轻松入仕、担任某些清贵的职务。为了巩固这种利益，他们把科举以词学取士的标准和入仕后担任某些专门岗位的经历固化下来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圈子。

以门第为特征的关陇贵族集团被清除了，但以独特任官经历和词学才能为特征的清流圈子又崛起了。

这个圈子甚至比唐初的关陇贵族还要密不透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大唐帝国最核心的政治权力只能在这些清流圈子里转圈圈，那些急迫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没人关心了。

所以朱温为何白马驿喊出了让那些清流“永为浊流”的话？

他在给唐末朝廷的上书中说道: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不令分清浊优劣。

太宗皇帝当年就是文武参用，哪里区分过什么清流浊流？今天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所谓清流整天摇唇鼓舌却不做正事，国家才到了如此地步。

朱温这话虽然是为了给他攫取权力做铺垫，但晚唐之时科举制度的腐坏以至于成为了部分家族维护家族利益的工具是不争的事实，大唐帝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失能了。

广明元年（880年），冲天大将军黄巢带领起义军攻进了长安城，他的那首著名的《不第后赋菊诗》中有满满的霸气，至此他也实现了当年的豪言壮语，唐帝国经历这一冲击，已经彻底进入风烛残年。

而因科举不中奋而投身起义军的黄巢，和几百年后因驿卒裁撤拉起反旗的李自成，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奇妙的隐喻。

这两位因不同原因起义的英雄分别给予大唐和大明最致命一击，似乎正好暗示了这两个大帝国一个人才凋零、一个财政破产的深重危机，读来不禁让我们去想冥冥之中是不是自有其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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