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韩（韩国仇日到底多激烈）

作者|段宇宏

对于日韩之间最近的龃龉，很多人说达到战后双方关系最差的地步。但其实一直以来，这两个国家虽说距离很近，心灵却相去甚远。

按常理说，日韩两国在民族起源和语言文化方面颇为相近，战后同属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韩国也从日本的援助和投资中获益匪浅；今天的日本是韩国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第三大贸易伙伴，经济关系密不可分，民间交流相当频繁。但两国关系却长期处于“经热政冷”和“斗而不破”的状态。

不少人用“亚洲悖论”来形容这种关系，即在经济和人文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不信任感却不断加深，冲突也日趋严重。究其根源，历史恩怨始终化解不开是主要成因，即便《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当历史恩怨导致政治关系严重恶化时，总有一天会冲击经贸乃至民间交流。

对殖民统治认知不一

韩国与日本的恩怨来自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35年的经历构成了朝鲜民族悲情叙事的重要材料库，也是朝鲜半岛强化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来源。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始自1910年10月的《日韩合并条约》。这个由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和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签署的条约规定：“大韩帝国政府的一切统治权完全地、永久地让与日本天皇，日本则维持朝鲜王室的名誉和尊称，提供津贴”。从那天起直到二战日本投降，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国家不复存在。日本称为“日韩合邦”，当代韩国人则视为亡国之肇始，从此开启“日占时代”。

事实上，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进程，从1875年《江华条约》就拉开序幕，实际控制朝鲜半岛的时间比“合邦”更早。日本凭借明治维新以后的实力，控制弱小的朝鲜本非难事，其中最大障碍即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以及同样对远东有野心的沙俄帝国。

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作为战胜国踢开了控制朝鲜半岛的两大绊脚石。1905年11月签订的《乙巳条约》，让朝鲜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1906年日本在汉城（今首尔）设立“统监府”，伊藤博文成为首任统监。日本内阁本打算直接把朝鲜半岛并入日本，鉴于列强态度不明朗，日方暂缓了该决定。

朝鲜从官到民都进行过抗争，高宗派特使到海牙和会上申诉，民间则爆发反日义兵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1909年10月，朝鲜反日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行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此行目的是借道中国前往俄罗斯商讨日韩合并议题。伊藤博文之死使朝鲜亲日团体发表《促进合邦声明书》，日本内阁决定加快合并进程。经过日本的外交运作，朝鲜半岛最终沦为其殖民地。

怎样看待二战后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日韩各执一词。韩国主流认为这是一段充满血泪的殖民压迫史，是民族的耻辱，现代一切苦难都来自这段历史。日本方面，占少数的左翼的看法跟韩国人相似，主流看法虽不同于战前，但也声称韩国人的控诉有很多失实之处。

日方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日本对半岛的殖民统治固然有错，但同时也对半岛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不该一笔抹杀。日方常举的例子是，日本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尤其北方实现了初步工业化，提升了识字率；另一大贡献是废除了朝鲜半岛的种姓制度，将各阶层统归为日本帝国国民，尤其给予贱民阶层公民权利。

朝鲜王朝推行“种姓制度”数百年，形成了“两班社会”。两班即当年拥戴李成桂登基建立李氏王朝的文班与武班官僚贵族，他们独享政治和经济特权，地位仅次于宗室。两班之下为“中人”，是中低层技术官僚；中人之下是常民，主要为农牧渔民；包括两班在内以上三等为“良民”阶层。最底层的为贱民，分为奴婢和白丁两大类。贱民阶层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生活极度贫困，他们没有姓氏，甚至没有人的尊严。关于种姓社会问题，由李秉宪主演的韩剧《阳光先生》有充分反映。

无论日方拿出什么数据和事实，韩国人都不买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日韩合并之后，很多贵族因失去特权激烈反抗日本统治，被日本统监府没收财产，有些人流亡到中国和日本，这些精英阶层常握着民族文化权利，可以塑造韩国大众的历史观。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殖民历史在当代世界有着原罪。

对于殖民统治时期的认知问题，从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开始，日本大幅改变态度。但那个时期遗留的慰安妇、强征劳工、旅日侨民法律地位等具体问题以及独岛（日本称竹岛）的归属之争，构成日韩政治关系深化的严重障碍，在韩国社会不定期发酵。尤其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双方不仅在认知和定性上有偏差，在技术性解决方案上亦存矛盾，韩国左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也经常使问题解决功亏一匮。

恢复邦交历时近14年

半个多世纪前的日韩建交耗时13年零8个月，堪称现当代外交史中一件奇事。如果不是“特定国际环境”“特定社会条件”和“特定政治人物”三个因素凑在一起，日韩恢复邦交可能会推迟若干年。

二战之后的冷战大格局下，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盟友，同属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双方关系长期不睦影响了美国的东亚政治战略。从地缘政治审视，对韩国而言，与日本的关系仅次于对美关系；对日美而言，韩国又是冷战中东亚的桥头堡。

《日美安保条约》1951年9月签订之际，东北亚仍处于朝鲜战争之中，美国认为日韩两个“小兄弟”的敌对损害集体利益，力促日韩开启邦交正常化谈判。韩国财政和经济当时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援，美国希望日本在援韩方面帮自己减轻负担，这也是其积极调解的重要动因之一。

1951年10月，在美国安排下，日韩代表在东京举行邦交正常化的预备会谈。次年2月，首轮正式谈判在紧张气氛中开启。韩方说，日本过去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是非法的，韩国有权提出索赔；日方则强调说殖民统治是合法的，日方也有权对遗留在韩国财产提出请求权。此前，韩国李承晚政府已单方面划定申诉领海权益的“李承晚线”，日方却不予认同，首轮谈判不欢而散。时至8月，韩国强硬抓捕进入“李承晚线”的日本渔船，对话陷入僵局。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访问韩国，再度要求两国重启会谈。之后一年之内日韩举行两轮会谈，但始终处于各说各话的局面。

“日本当年也在朝鲜半岛修筑铁路、建设港口和开垦农田，为此拿出了巨额资金，这个可以抵销韩国的索赔……日本对韩国36年的统治有益于韩国的发展。”第三轮谈判中，日方首席代表保田贯一郎的这番表态令会场炸了锅，谈判再度破裂。1954年4月，韩国宣布停止对日贸易，并继续武力扣押日本渔船。

日本岸信介政权1957年上台后，积极推动亚洲外交战略，对韩国采取更为柔软的态度。可由于国内处于反日气氛之下，韩方态度始终强硬，致使第五轮和第六轮谈判并无改观。在此期间，韩国的李承晚政府被学生运动赶下台，岸信介也因为1960年与美国签署新版《日美安保条约》，遭遇左翼党派的反对最终辞职。

1961年韩国发生“5·16革命”，以朴正熙为首的高级将领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日韩谈判重现曙光。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韩国政局动荡，社会贫困，属于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2美元，不及日本的五分之一。与韩国存在敌对和竞争关系的朝鲜，因为政治稳定，同时获得苏联大力援助，人均GDP是韩国的两倍。

朴正熙以“终结混乱与贫困”为口号上台，面临兑现政治承诺以及与北方展开竞赛的巨大压力，加速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朴制订了“国家经济五年发展计划”，认为发展经济需引进外资和技术。美援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从日本获取资本和技术最为便捷，那么必须解决邦交问题。

刚辞任首相的岸信介早年在伪满洲国担任过总务厅长、产业部部长，后返回日本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而朴正熙早年恰好毕业于“满洲陆军军官学校”，一直推崇岸信介的经济规划成就。朴正熙利用两人都在伪满生活过的履历，派出秘使与岸信介建立了私谊，表达出希望助力日韩建交的期盼。

日韩第六轮谈判于1961年10月重启，这次韩方做出大幅让步，表示可以不坚持索赔，也能灵活处理“李承晚线”，日方则同意以经济援助与合作代替“赔偿”。此次谈判一直持续到1964年，但由于韩方让步的内情遭到泄露，消息传回韩国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在野党的反对，认为这是“屈辱外交”。主导对日谈判的韩方代表、情报部长金钟泌被当作“替罪羊”解职，第六轮谈判在6月遂告中断。

但朴正熙决心已定，他认为不能因为历史恩怨和国民反对，就将日韩建交无限期拖下去，开始采用铁腕措施平息学生运动，加大了对校园和报刊的控制。1964年11月佐藤荣作担任日本首相，在美国的助力下，日方把日韩建交当作当前最重大的任务，再次向韩方表达了积极态度，第七轮谈判于当年12月初重启。

在两边政府急于建交的情况下，谈判变得空前顺畅。起初日方只愿承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半岛38度线以南的合法政府”，但在韩方的坚持下，最终改为承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朴政府以条约形式彻底断绝了日本跟朝鲜建交的可能。作为交换，韩国同意搁置岛屿归属、慰安妇问题等争议问题，在条约中进行了淡化处理。1965年2月双方草签《日韩基本条约》，同年6月22日在东京正式签约。

历时近14年，日韩终于走完建交之路。此后日本的资本、技术、商品和管理经验源源不断涌入韩国。十年间，韩国国民收入增长了13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被世人称为“汉江奇迹”。但建交并不代表毕其功于一役，日韩关系的一波三折贯穿至今。

过渡期的短暂“蜜月”

朴正熙至全斗焕的“威权时代”，与卢泰愚（1988年2月-1993年2月）开启的“民主化时代”相比较，日韩关系在不同时代各具特色。威权时代每当发生冲突，常导致日方援助资金暂时冻结，每次都靠美国居间调解才暂告段落。

1973年8月，韩国情报特工在东京绑架了反对派领袖金大中，日本各界表达强烈抗议。朴政府声称金大中乃自导自演，并指责日方庇护韩国的“敌人”。1974年4月韩国爆发抗议朴正熙的学生运动，朴政府指责有两名日本留学生参与其中，并判处两人20年徒刑，导致两国政府发生口角。

同年8月，旅日朝鲜侨民文世光在汉城光复节庆典上谋刺朴正熙，朴躲过一劫，但其夫人陆英修中弹身亡。韩国痛斥日本“是朝鲜颠覆活动的工作基地”，屡屡帮助朝鲜对韩国实行渗透和破坏。

朴正熙1979年遇刺身亡后，军队将领全斗焕（1980年9月-1988年2月）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继任总统。不久后，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决心加强与苏联集团的对抗，大力敦促日韩恢复政治关系。全斗焕顺水推舟向日本索要100亿美元的援助，理由是“冷战中南北对峙为日本的安全做出过贡献”，希望日本“不要免费搭便车”。日方对韩国的说法大为光火，认为这是“经济讹诈”的“流氓外交”。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当选日本首相，在访美之前先飞赴汉城，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韩国。中曾根一改以往日方首脑试图回避历史敏感问题的态度，代表日本政府就殖民统治向韩国谢罪，表示要深刻反省。日方表示，将在经济上满足韩国降低一半“安保援助”的要求，提供总计58亿日元的援助贷款，政治上则承诺解决70万旅日韩侨的法律地位问题。作为回报，全斗焕于1984年飞往东京，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

全斗焕

世人评价，日韩关系由此翻开“新篇章”。从官方层面看似乎如此，但从韩国民间层面来看并不乐观——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全斗焕耗费了巨额安保费，动员2万余名警察才完成出访日本的外交行程。

中曾根开启了对韩的“道歉外交”，但和天皇在用词上略有区别。日本首相们一直使用“谢罪”一词，但天皇在全斗焕访日时采用的是“深表遗憾”。全斗焕的继任者、韩国首位国民直选总统卢泰愚访日时，天皇的致歉用词进一步改为“深表痛惜”。卢泰愚当时表示，既然日本已经认错并致歉，韩国应该给予原谅。

卢泰愚的任期作为两个时代的过渡期，彼时日韩出现了一段“蜜月”。这段时间韩国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但民间的极端反日群体也逐渐失去官方的约束；而慰安妇、强征劳工、领土争端、渔业纠纷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进入1990年代，日本国内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反省“道歉过度有损国格”，批评政府太过于迁就韩国，导致韩国反日情绪高涨。

新时代陷入循环往复

过渡期之后的韩国政府比以往更重视民间反应，在反日情绪“井喷”的金泳三总统任内（1993年2月-1998年2月），韩国重拾对日的口角外交，双方关系跌至建交后的低点，那段时间的日韩外交毫无可书之处。

1998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遭遇空前困难，反日情绪有所缓解。以《朝鲜日报》为首的几家主流大报认为，韩国前几年过度强硬的不协商态度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呼吁“重整荒废五年的对日关系”。

金大中（1998年2月-2003年2月）虽是进步派出身的总统，但流亡日本经历以及韩国经济危机的现实，使他颇为务实，外交上以修复与日本的关系为核心任务，并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这一时期的日韩关系，被很多人认为达到两国建交以来的顶峰。

随着韩方态度软化，两国先解决了渔业纠纷问题，韩国从日本银行获得10亿美元的贷款。紧接着金大中出访日本签署《日韩共同宣言》，日本在其中再次就殖民统治向韩方做出书面道歉，韩方则不再纠缠历史恩怨。宣言的附件《行动计划》更令人欢欣鼓舞，两国表示今后将在政治、外交、经济、安保和文化五个领域强化合作。宣言签署后，日本再对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

用金大中的话说，这叫“清算过去，开辟未来”，建立“韩日新型伙伴关系”。牵挂日韩关系的人都松了口气，认为从此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

但好景不长。进入新千年，由于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韩国爆发抗议活动，日方则以“无法干涉民间出版和思想自由”回应韩国。在韩方的多次指责下，日方索性批评韩国干涉日本内政。韩国一怒之下停止与日本在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比如再次向日本关闭文化市场，禁止销售日语影视剧和歌曲，暂停师生交流活动；推迟日韩联合军演，禁止日本军舰停靠仁川港。

卢武铉（2003年2月-2008年2月）上任之初，朝核问题浮出台面。卢认为，改善对日关系有助于解决朝核问题。他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实现互访并签署《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承诺“本届政府任内不再从政府层面提及历史恩怨”。但韩国国内痛斥他大搞“屈辱外交”，面对舆论压力，卢被迫改变口吻，要求日本必须处理历史问题。

好不容易熬到2005年，赶上日韩建交40周年，双方认为这是一次改善关系的契机。韩方表示要增加交流对话，日本还在当年“爱知世博会”期间对韩国国民施行免签政策。结果同年3月，由于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将2月22日定为“竹岛（韩国称独岛）之日”的条例，被韩国视为“第二次侵略”，双方再度开打口水战。卢武铉发表“告国民书”历数日本霸权行为，表示“要跟日本打一场持久战”，要求国民做好双边经贸、文化交流全面倒退的准备。

韩国政府不惜解密建交时的3万多页文件，揭露当年条约中未涉及慰安妇问题，意思是“这事儿没完”。这是建交后韩国官方首次表明，日本依然对历史问题具有赔偿责任。日方则指责韩国政府“以竹岛问题为幌子，煽动民族主义反日情绪”。2007年10月，韩朝联合发表《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日韩关系再次滑向冰点。

2008年李明博（2008年2月-2013年2月）上任之初，韩国民调显示，把日本视为“最厌恶国家”的人从上年的38%增至57%。如此民意之下，日韩关系毫无发展机会。但天安舰沉没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接连发生，迫使李明博提出“现实主义外交”，任用大量知日派人士。

日本这边，时任首相菅直人不顾党内外反对，在《日韩合并条约》签署百年之际发表讲话，再次向韩国致歉。但由于韩方坚持要解决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这一步并未激起多大火花。双方还就岛屿问题各自发行10种语言版本的手册，在国际社会大打舆论战。

李明博时期与日本关系的胶着一直延续到朴槿惠（2013年2月-2017年3月）任内。朴槿惠一边抨击日本“没拿出解决历史问题的善意”，一边表现出与中国亲近的态势，这让美日颇为着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敦促日韩改善关系。

以2015年12月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为契机，日韩时隔三年重启首脑会谈。这次日本改变了以前“慰安妇问题于1965年解决”的态度，首相安倍晋三对该问题表达了“谢罪与反省”，并承诺将拿出10亿日元实现“慰安妇的尊严与名誉恢复”，但要求签署一个解决慰安妇问题的“不可逆协议”，即此次解决之后，双方永不纠缠这一议题。

由于朝核危机的白热化，韩国的反日情绪也被分散了注意力。2015年12月，日韩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被认为搬走了横在两国之间的大石头。日韩关系随之全面升温，2016年先后在东京与首尔举办“日韩交流节”，借着这点火星，两国还缔结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就在大家觉得日韩关系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故事如同之前一样，陷入“循环往复”之中。新当选的韩国进步派总统文在寅上台后，一切立刻被打回原形。此前日韩就慰安妇问题的谈判全都功亏一匮，两国签定的解决协议也沦为废纸。随着劳工赔偿问题的发酵，安倍表示忍无可忍，并首次动用贸易手段进行严厉制裁。从官方到民间，日韩之间的对立已陷入无法预测走向的严重状态。如何解开缠绕的线，对日韩双方乃至地区相关国家而言，都将成为考验。

*参考资料：《二战后韩日关系的演变》（姜龙范）《新编韩国史》（孙科志）《合并韩国一百年·韩日建交之路》（NHK）《韩日建交后的慰安妇问题》（姜龙范）《当代韩国史：1945-2000》（曹中屏）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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