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墓中的黄金饰品（乾隆用万两黄金铸成的寿礼）

因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清朝盛世一直延续到了乾隆时期。乾隆执掌大清国时，大清帝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财富。1790年，文武百官准备倾举国之力来操办乾隆帝八十岁的寿诞。因无数使节前来朝贡，想要彰显国家富足的乾隆帝，特意降旨命工部、户部及内务府联手，用万两黄金为其铸造十六口黄金编钟，以作为自己寿诞的贺礼。

外表大小一致的金编钟，高度均为16.2厘米，钮高为6厘米，厚度为1.2到2.1厘米。编钟正面都刻有名字，背面则刻着制作的年代。内务府制作的编钟，最重的一枚使用了927两黄金，最轻的一枚使用了530两黄金（无射金钟，倍应钟）。万寿大典结束后，乾隆珍爱的十六枚编钟就收藏在了清宫内。

1922年，十六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然此时的溥仪已经是逊帝，但依照清宫旧例，他的婚礼依然要大操大办。从纳彩礼到册立、庆典，溥仪的婚礼持续了四十多天，花费的银元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十万两。如此巨大的开销，还只是清王室日常开销的一小部分。由于当时的政府不能如数按时拨发经费，过惯了奢靡生活的晚清王室成员，便打起了贩卖宫中珍宝的主意。1924年六月某天，一辆搭载着金编钟等珍宝的小卡车，悄悄驶离了皇宫。刚离开皇宫，小卡车就直奔北京盐业银行。利用小卡车盗走乾隆心爱珍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后代：溥仪。

当时，替溥仪出面与盐业银行，签订抵押契约的人正是他的岳父荣源。抵押契约上写明：荣源以金编钟、玉器等珍宝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八十万元。抵押期限为一年，年息十二分。其中十六枚编钟，抵押了四十万元，其他珍宝一共抵押了四十万元。然而签订完契约的荣源刚刚离开银行，对方就销毁了该笔契约的纪录。为了安全起见，银行高层还决定，将一众珍宝转到一处隐秘的仓库。

1924年，北京某知名报纸，刊登了溥仪贩卖祖宗珍宝的消息。为此清皇室特意登报进行辟谣。而另一边的盐业银行也登报，否认曾接受清宫珍宝。虽然当事双方都出面进行了辟谣，但此事依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后来被冯国璋赶出皇宫的溥仪，在日本公使馆的护送下来到了天津。在天津定居后不久，溥仪又被日本人安排前往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至此，由溥仪亲自出面赎回金编钟，已经变得毫无可能。

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华北地区也开始陷入动荡。担心编钟等珍宝安全的银行高层商讨决定，将金编钟等珍宝转移到天津法租界内的分行仓库。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了除租界区以外的其他天津区域。让人意外的是，日本领事馆不知从何处得到了金编钟藏在天津的消息。日本人开始打起了金编钟等珍宝的主意。虽然日本人夺取金编钟的计划屡屡失败，但天津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已经感觉到了形势的凶险。

为了避免珍宝被日本人染指，天津盐业银行的陈总经理，特意发电报请示上级，自己该如何处理金编钟等珍宝。而上级给他的回复只有一个“毁”字。上级回复的电报，让天津盐业银行的陈经理陷入沉思。发泄完不满情绪后，这位陈经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好该批珍宝。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和英、美、法等国成了交战国。天津英、法租界也在此时先后被日军占领。眼见日军焚烧了天津盐业银行的副经理，第一时间想到了仓库内藏着的金编钟等珍宝。冒着大火，副经理来到了银行地下仓库，但面对他的却是空空如也，他发现金编钟等珍宝早已不知所踪。原来陈姓经理早已委托好友胡仲文，将金编钟等国宝偷偷转移到了天津四行存储会的地下仓库，也就是爱国志士胡仲文的私人住宅。

1949年，经过艰苦战斗，解放军终于成功解放天津。得知新天津市政府成立的消息后，胡仲文与好友陈亦侯携手，将溥仪典当的金编钟及其余两千件珍宝上交给了新成立的天津市政府。根据陈亦侯带来的典当纪录，人们得知溥仪当初典当的珍宝共计四千余件，其中已有两千多件珍宝遗失在了战乱中。

参考资料《国宝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