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子主张的一些疑问（唐以后对孟子的抬高）

后之儒家称他为亚圣从唐代的韩愈开始抬高他的地位：，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对孟子主张的一些疑问?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对孟子主张的一些疑问

唐以后对孟子的抬高

后之儒家称他为亚圣。从唐代的韩愈开始抬高他的地位：

韩愈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韩愈：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之后，宋明理学，对孟子思想中的心性内容大加发挥，地位提高到四书之一，是科举考试中用为四书之一，论孟子中，但其一些主要思想并未受到真正理解与对待。如仁政（一般而言，封建帝王不能做到，但是封建学者主张的思想之一），对独夫民贼的诛讨思想，则不提倡，因为不利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

韩愈为孟子张目，虽然在后人看来，有很大意义，但在当时，并不能改变佛道盛行的局面。所以孟子的地位，真正上升，还要等待的历史的前进。到了唐之后的五代后蜀时，后蜀国主命人刻了十一经的石经，其中就有孟子，北宋的宋太宗，又据以重刻，据说，这就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这时离汉代已过去一千多年了。孟子才从经书的辅助性读物--传记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我们现在说到经，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是不是经，都无所谓的。但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在封建的文化环境里，“经”是属于这个社会与国家及其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地位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们对于经的尊崇，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体会的，也许只有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当年红宝书的地位与作用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某些意味。

因为五代的后蜀，还不是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孟子被列入十一经，还是影响不大的，而宋太宗又把它重刻过了，就有重要意义了。宋太祖黄袍加身后，还没有统一全国，到太宗时，天下才初步统一与太平了，所以他要开科取士，为新的国家机器寻找人才，他要开科取士，那么，读书人读什么书，以用来科举考试，就要由国家所确定的“经”有怎样的内容来决定。既然孟子这时被列入了经书之中，所以，它也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必读书。所以，孟子在汉代有人作注之后（汉人所以为之作注，是因为当时孟子有传记博士，通过研读孟子，可以混个博士当当—那是官职，不是学位—这是有利益驱动的），直到宋代才又有人作疏，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原来的读书人不需要读孟子，所以不需要重新作注，现在既然孟子已列入经书中，科举考试要用到它了，所以就需要新的注释了。这就像今天要考研究生，既然是国家指定的教材，于是必然会有人为它编写辅导材料一样。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找到它的动机。

孟子的地位，似乎已经很高了，韩愈先生应该满意了。他想不到，有人会比他更努力抬高孟子的地位。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在《礼记》中抽取《大学》和《中庸》两篇，说是孔子弟子--曾子和孔子孙子--子思的作品，再与《论语》和《孟子》两书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五经是哪五经，所谓的四书五经），于是孟子的地位就更为提高了。到了明清两代，封建国家又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的题目只从四书中选取，而参加考试的人在这样的题目下，只准“代圣人立言”，即只准按照圣人的口吻来作文章，不准从自己的立场来谈观点，于是当时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可以说，到了这时，孟子才到达了他的最高的历史地位上。

孟子和孔子一样，在他们在世时，都不被看重，但在后世，则逐渐被抬得非常高的地位上，最后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所谓“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孔子既被封建统治者及当时的学者们尊奉为“圣人”，孟子也被尊称为“亚圣”。这表明孟子的思想，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专制君主的不安，从根本上说，还是适合封建社会制度需要的。说到这里，就会让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封建国家对于思想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表现在，即便象孟子这样的含有所谓犯上作乱思想因素的东西，也可以在封建国家的精心安排下，成为国家考试的必备内容。虽说每次科举考试，都从四书，当然也要从孟子中的原句中找出一个题目，但封建国家是不会将诛一夫这样的句子作为国家考试的作文题目的，是不会让天下读书人用这个题目来代圣人立言的。所以孟子书中虽然有民本思想和诛暴君的思想，但在封建国家的严密控制下，与读书人的明哲保身思想的支配下，这样的思想就被人们视而不见，无形之中就被蒸发掉了。

韩愈抬高孟子的具体内容

唐代的韩愈，出于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和道教的需要，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把孟子列入了正统的“道”的传承系统中，视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传道者，韩愈给予孟子如此高度的地位，可称为孟子之后最大的知音。由于韩愈的地位，他的道统说及其中对孟子的推崇，使得学者们对于孟子重新重视起来。

韩愈所提出“道统说”，主要目的是反对在唐代盛极一时的佛教与道教的学说，这个道统说，集中表现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原道》中。韩愈的这篇《原道》，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的，还是研究哲学史的，都予以了高度重视，我们作为学习历史的人，对此也不可不知。

韩愈在原道中，首先说明了他所谓的道，是包含仁义道德四项内容的，可以说是他的四项基本原则吧，是儒家思想系统的基本原则。他关于仁义道德的定义是：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这样的道，是“天下之公言”，而道家即老子的道，则是“一人之私言”。他认为老子对仁义的非难（老子中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是“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是“其见者小也”。道家与老子的思想，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因为李唐因为老子姓李，而把老子说成是李唐的祖先，为李家王朝的合理性寻找神学的根据。所以韩愈要批老子与道家。

而对佛教，韩愈则认为那是夷狄的东西，根本不是中国的文化。所谓夷狄，是春秋以前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处于中原的国家为中国，是华夏，是先进的文化，是文明的代表，而处于中原四周的民族，则是夷狄，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这样的观念，一直到近代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时候，还是中国人的普遍观念。

韩愈的时候自然也是这样的观念，对外来的东西视为异类，他说，按照古代经典的说法，“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这是说，那些落后民族中就算有了君主，也赶不上我们华夏没有君主的时候。这是强调华夏文化中有礼义观念与制度，而夷狄则没有，所以有人发挥说：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

因此，对于夷狄的态度，就是诗经里所说的“戎狄是膺（击也），荆舒是惩”（我们楚文化也被视为夷狄的！这一点，在看左传时，晋国等人对于楚国的态度，就可知道）。是要毫不留情地打击与惩罚，怎能欢迎并为之鼓吹呢。佛教来自印度，不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而在唐代特别盛行，所以韩愈也要大批特批。

那么，韩愈特别反感的道教与佛教之外，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特别推崇的儒家的先王之道，又称先王之教，也就是以前面所说仁义道德为根本的儒家之道。他认为现在所以出现佛道盛行而儒教衰微的局面，是因为先王之道的传承系统出了问题。由此他就引出了所谓的道统问题。

据韩的说法，传承先王之道的系统，是这样的，即：

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可是个大问题，也为韩愈重新提出道统的问题埋下伏笔。）

孟子之后，不是绝对没有人想传这个先王之道，如荀子和西汉的杨雄，就是两个想传先王之道的人。但是，据韩愈看来，“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意思是说，荀与杨二人，在孟子之后，虽然也想传先王之道，对儒家的学说加以阐明与发扬，但二人所挑选的内容却是精到，没有捉住先王之道的精华，这叫择焉而不精。所以他们虽然也说了不少，但却没有说明白。这叫语焉而不详。

所以荀与杨不能列入这个传承的道统之中。

至于孟子则不同了，韩愈在另外一篇著名的文章《读荀子》中说:

我在读了孟子的书后，才知道孔子的道是最为高明尊贵的，才知道圣人之道是容易实行的，要做王的话，不是难事，要做霸的话，也很容易。所以孔子及其弟子们过世之后，尊崇圣人之说的，只有孟子而已。若拿孟子与荀子与杨雄相比，孟子就是“醇乎醇者也”（纯），“荀与杨，大醇而小疵”。所以荀与杨不能列入道统之中。

韩愈的道统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地提高了孟子的地位，这不仅是思想领域的地位问题，而是直接与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制度甚至政治理念相关的大问题，所以，成为唐以后儒家思想的重要纲领。孟子自汉代以来的沉沦，也因此而大大改观，一跃而进入了先圣的行列，与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并列而为中国人所景仰的精神领袖了。

顺便说一下，韩愈撰文大力批判道家与佛家，是要有很大精神勇气的，因为当时佛与道的盛行，不是社会人士的赶时髦，而是从皇帝起整个国家的思想取向和文化取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愈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你们所信服的那一套，是靠不住的，真正的道，在我这里。这样的思想行动，在封建专制的国家中，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危险的，所以必须具有很大的精神勇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说出这样的观点。当然，他本人也有“我要为这一道统的传承”而努力的意图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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