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孤独的反抗者（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林语堂决定赴美，既有“推”也有“拉”的因素，最后“拉”的因素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是花了一段时间斟酌后才最后决定的。林语堂原本打算去美国暂住一年，或许接下来再去欧洲待一年，没想到这一走改变了他以后的整个人生旅程。以后三十年，他基本上以纽约为居所，以英文写作，成为一个知名的“美国作家”。

1935年1月，《吾国与吾民》手稿差不多完成时，华尔希和赛珍珠（此时两人已结婚）第一次邀请林语堂赴美。林语堂1月12日的回复未置可否，只是说，他是该躲避一下，中国有些“神经脆弱的”人讨厌他的创作，但他不急，等找个好机会再说。考虑到即将出版的《吾国与吾民》对国民党政府有尖锐的批评，华尔希建议他在书出版前离开中国，以免麻烦。他请林语堂到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家做客，在美国待一年，可以作演讲，甚至给某个报刊写专栏，因为他确信林语堂的新书会给他带来许多机会。但林语堂还是婉拒了华尔希的邀请，觉得该计划欠妥，不够具体。他列了几点顾虑。一方面，他经济上虽然“足够”但并不富裕，要走就得全家一起走，来回旅途开销可得要好几千美元。另一方面，他到了美国，假如书销得很好，要有很多应酬，他就没得安宁了：“我不介意成千上万的人读我的书，但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华尔希最后看完一遍，书稿付梓印刷之后，又写信给林语堂表达关切，生怕出版该书会给他在中国带来麻烦。他向林语堂表示，一旦林语堂决定离开中国，一定会受到美国这边的朋友热烈欢迎，而且只要他愿意作演讲，一定会有很多观众纷至沓来。10月1日，林语堂回信华尔希，让他不用为自己的安全太过操心，因为他已经采取措施做好自我保护。

在中国，一切都要靠关系，他也很清楚，一旦出现什么麻烦，只要“上面”有人，一切都可以保过去。他担任《天下》月刊编委，就是为了找个“保护伞”，因为该杂志由“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办，而孙科是该基金会的头；林语堂已经知道孙科本人挺喜欢他的书。再说，他现在实在太忙，根本走不开：“我要打理三份中文杂志、两份英文杂志，每月要写八至十篇文章”，但他答应华尔希会多抽出时间给美国杂志写稿。

确实，1933年至1936年是林语堂最繁忙、最多产的时期之一。除了撰写《吾国与吾民》一书，他还是《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作家，还担任《天下》月刊编委，同时还创办了三份中文刊物《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1936年1月，他告诉华尔希他正忙着搞一件大工程—编撰一本中文字典（不是中英词典），起码到夏天都没空。而且，1936年2月至5月，林语堂还写了另一本英文书：《中国新闻舆论史》。该书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之邀而作，汇报中国新闻界状况，分别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中国新闻舆论史》不仅是最早探讨中国新闻史的专著之一，而且是现代中国知识界首次系统探讨中国文化与民主之路的专著。该书是林语堂少数几部学术著述之一，至今在西方学界都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书，而中文译本也首次于2008年出版。

诚如林语堂自己所称，他是以历史学家的角色来撰写《中国新闻舆论史》。不过，林语堂开卷便表明，他所关注的历史事实得说明一个问题，即公共舆论如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埋下民主的种子,因而他所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是“公共舆论和威权在中国如何竞争、争斗的历史”。本书分两大部分：古代部分和现代部分。古代部分着重阐述了南宋和晚明的儒士抗争运动，特别是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长期抗争。林语堂总结道，中国历史表明，再多儒士刚正不阿、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这都没用，关键是要有一部能够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不然，死了这么多仁人志士，最终还是宦官专权。现代部分的史料林语堂主要参考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的《中国近代报刊史》（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

晚清中国政经陷入严重危机，但同时，新闻舆论得到茁壮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称之为“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报刊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心，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林语堂特别介绍梁启超，称他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梁启超博学多才，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又激情澎湃，极力提倡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改良观念，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字深深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到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则开始走下坡路。这时政府开始做强，公共舆论空间却越来越小。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以来，新闻审查是1900年以来最糟糕的。林语堂举了许多例子，比如《世界日报》编辑成舍我从军阀张宗昌的魔掌中逃脱出来，却因刊登国民党丑闻，被汪精卫关进监狱。还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屡遭查禁。共产党的报刊人就更不用说了：1931年2月7日，五名共产党作家遭酷刑致死，女作家丁玲1933年5月遭绑架，杨铨被暗杀……清单一长串，林语堂在此一点都没留情面。如此高压下，中国的新闻呈现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其中一个怪象便是各种小报充斥市场，各种坑蒙拐骗的“医学广告”漫天飞，声称医治各种性病。再加上当下中国国共党争激烈，任何文章观点一旦发表马上遭泛政治化处理，非左即右，所以很难产生中肯、理性的自由评论，在此背景下，“我提倡幽默，两派都不参与，感觉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林语堂最后指出，写此书是要用历史作面镜子，为中国的民主一搏：“今天我们一定要力争把新闻自由当成宪法原则，把个人人权当成宪法原则。民主简单来讲就是要让普通大众对其生活有发言权，这是欧洲带给人类文化最宝贵的礼物，人类进步的旅程中需要的一定是有智能、有思想的个人，而不是驯良、无知的羊群。”

当初论语社成员之一章克标曾于1988年和1989年两次撰文回忆林语堂，两次都提到林语堂移居美国，是为了避开国难,说他们的朋友邵洵美有一个家训，预言不久将有世界大战，中国成为列强杀戮战场，要避难只能到美国去。林语堂可能想到此事，于是最后决定赴美。然而，林语堂和华尔希的通信所披露的信息则不尽相同。1935年10月25日，林语堂告诉华尔希，他收到英国的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赴英演讲的邀请，但他婉拒了，等到明年秋天再说。同时，明年秋天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洛杉矶开年会，他也受邀。如果他去洛杉矶的话，他便可访问纽约，然后再去欧洲，假如“到那时欧洲还在地图上的话”（即假如欧洲还没有被战争而吞噬）。

然后，林语堂说中国情况很糟糕，战争不可避免：“我们会以人类历史上（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方式被征服，嚎都不会嚎一声……我们现在正在亲吻、拥抱我们的征服者。你现在读中国的报纸，会觉得什么事也没有。这就是我们被绞死的方式。”很显然，虽然林语堂预知中国的前景黯淡，但根本没有决意要去美国。相反，他忙着编中文字典，又要写《中国新闻舆论史》，所以他邀请华尔希夫妇到上海来访问，并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欧美住很久，最多就是作短暂访问，散一下心而已。

但是，《吾国与吾民》出版后销量一路走红，“拉”的因素随之增加，更为具体的邀请也接踵而至。位于芝加哥的演讲经纪公司“爱默生事务所”（Emerson Bureau）去信庄台公司，邀请林语堂去美作巡回演讲，和读者见面。华尔希把信转给林语堂，他还是请华尔希婉拒之：“我当然需要钱，但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挣。演讲的效果如过眼烟云，可著述则不一样，再薄的书，其效果都是永久性的。也许我应该聪敏地故意躲起来，以便营造高深莫测的形象。”到1936年3月20日，林语堂又告诉华尔希夏威夷大学提供给他一个职位，他正考虑是否接受。《吾国与吾民》销量十分火爆，他现在可以丢下中国的一切事务，找一个有森林阳光的安静地方待一阵，如南加州或欧洲的布达佩斯，但他不想去纽约。檀香山可能特别适于孩子成长，“我听说小孩在那儿长大，天天阳光雨露，个个像朵花一样”。华尔希接到信后即刻回复，敦促林语堂到纽约来，到他们家做客。但林语堂还是回绝了：“难度在于：这次我要走得全家一起出动，出来游逛则不得不考虑花销。一位已婚男人很难做浪人了。”

然而，到1936年5月，华尔希夫妇持续不断的请求终于产生效果。林家本来打算去夏威夷待一阵，但林语堂不喜欢演讲，而孩子们也想去美国本土，于是他们认真考虑去看华尔希夫妇，先在美国待一年，然后或许再去欧洲待一年。只是不能确定全家住哪儿，他想尽可能找个安静的居所，肯定不想住纽约市，或许可以在纽约卡茨基尔山区某个地方躲起来。1936年5月16日，林语堂去信华尔希说，他已经基本决定赴美待一年，并已经拒绝了夏威夷大学的邀请：“这趟旅程的目的是要离开中国一阵。全家，特别是孩子们，也可以换一下环境。我可以遵循老子的教诲，在中国的公众视线中消失一阵，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林语堂的计划是在美国待一年写第二本书，同时再打点零工，诸如给杂志撰文、作有限的演讲，以便维持开销而不用自己的储蓄。

另外，林语堂还有一系列机器发明的点子：“旋转剪刀，中国式组合书架等，有些我应该可以在美国做出来。另外还有中文打字机，我已经造了一个初步模型。”林语堂想象自己在美国待一年，或许在欧洲再待一年，回来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和画家。但他还是不知道他们可以住哪儿，只知道想住在华尔希夫妇家附近，周边风景要优美，生活消费水平不能太高。

华尔希夫妇收到信后非常兴奋，立刻邀请林家先到他们的宾夕法尼亚农庄住几个星期。他们建议林家可以住在普林斯顿，这是一座大学城，离纽约和他们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家都很近，并计划把林语堂介绍给纽约的文学界。得到这一保障后，林家开始准备行李，把写第二本书所需的资料都带上了，并把自己的车（福特V8）也卖了。林语堂当然很兴奋：“我现在感觉要放假了，从此以后就自由了，像百灵鸟一样自由放飞，只是写我想写的东西……我们预计至少在美国住一年，如果幸运的话再到欧洲待一年，到时我们肯定想家想得要死，在外不可能超过两年的。”1936年8月11日，林语堂一家五口人登上豪华的美国客轮“胡佛总统号”，当场有很多朋友送行，好不热闹。

林语堂一家于1936年8月25日抵达旧金山，转道好莱坞访问后于9月9日抵达纽约。尽管林语堂不想“抛头露面”，但纽约著名的《先驱论坛报》第二天就派记者到位于曼哈顿四十九街东四十号的《亚洲》杂志办公室对林语堂进行了采访。该报报道称，《吾国与吾民》作者林语堂博士要到普林斯顿旅居一年从事写作，写一本哲学书。林语堂对记者说：“哲学现在被认为是一门科学，把简单的事情弄得特复杂。我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把世事化繁为简。”在华尔希夫妇的农庄短暂逗留后，华尔希便开始把林语堂介绍给纽约的知识界。首先，华尔希带着林语堂在小范围内和一些名流朋友共进午餐，比如像克利夫顿·费迪曼等。席间林语堂谈吐风趣幽默，性格开朗儒雅，所有来客都为之倾倒，关键是林语堂有太多中国的故事，太多奇文异趣，美国人听来个个津津有味。1936年9月22日，华尔希写信给《纽约客》主编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说他在写一篇《林语堂简介》，希望《纽约客》不会错过，因为“我敢打赌，不出几周时间，林语堂一定会成为纽约‘一个传奇人物’”。

一旦到了美国，林语堂发现很难躲开公众视线。事实上，他也没在普林斯顿安居，而是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路五十号租了一个面向中央公园的公寓。下面一系列林语堂初到美国参加的公共活动也许可以解释这一决定。10月6日，林语堂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给美国中国协会（The China Society of America）发表演讲，题为“民主在中国”。11月5日，纽约全国书展开幕，市长拉瓜迪亚（La Guardia）亲自主持开幕，林语堂被邀作为嘉宾参加首日活动，和希利斯（Marjorie Hillis）、埃德曼（Irwin Edman）、卡默（Carl Carmer）共同主持第一场作家论坛，并和赛珍珠共同主持了一场介绍中国书籍史的论坛。11月23日，林语堂又受美国妇女协会之邀，出席一场晚宴，林语堂由赛珍珠介绍，作了有关中国妇女的演讲。

11月25日之后的一周，林语堂有四次演讲，分别是给《时尚》（Cosmopolitan）杂志、战争起因与防治全国委员会、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小论坛（这是应林语堂儿时驻漳州的范礼文牧师之邀），以及给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1937年1月18日，林语堂又应全国共和党女性俱乐部之邀作“从中国人角度看远东局势”之演讲，2月5日又到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2月9日到纽约殖民俱乐部、2月23日到纽约市政厅为政治教育联盟分别作演讲。林语堂以后在美约三十年的传奇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他的畅销书籍创作，以及为各大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撰文，还有出席各种场合（包括电台和市民集会）发表演讲。

林语堂的畅销书籍主要着重中国文化和哲学，而在美国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大多是有关当下中国的时事政论。而正是他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使他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

本文节选自《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

这部传记，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亦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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