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笔记要点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张岂之

唐代的兴盛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再度出现盛世。天宝年间（742—756），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虽然刚愎自用，却在治理国家上颇有建树。但到隋炀帝继位以后，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特别是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唐代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取得政权，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珪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政策。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方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元稹曾对此总结道：“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还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要求他们不要陷入烦琐事务，而以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为务。他能够任人唯贤，不避亲仇。贞观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敌李建成的部下，曾经给李建成提过除掉太宗的建议。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从大局出发，抛却个人恩怨，重用魏徵作为自己的治国辅佐。他还注意从下层破格选拔人才。贞观三年，中郎将常何上书直言朝政，太宗凭自己对常何的了解，认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问之下，常何承认是自己的一个门客马周代拟。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予以重用，并赐常何绢三百匹鼓励荐贤。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在他晚年对自己的用人之道总结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强调博采众议，全面了解，舍短取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比较注重地方吏治，为了考察地方长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记录其功过行能，作为黜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还特别注意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训，强调：“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

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贞观二年，他同魏徵讨论君主的明暗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处处鼓励大臣进谏。贞观年间进谏最有名的是魏徵，先后向太宗进言数百次，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当面争论。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太宗对侍臣说：“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进谏停修洛阳乾元殿，言辞激烈，认为唐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退让，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克制住自己的火气，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赐绢五百匹鼓励。有一次魏徵惹他发了火，太宗对长孙皇后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婉言相劝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使他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魏徵死时，太宗对侍臣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在贞观年间，还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即对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必须复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贞观四年，全国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初步局面。“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唐初，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长安城外，迫使唐太宗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贞观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入藏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就是突出一例。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从太宗开始，在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所谓羁縻府州，就是设立归中央管辖的府州，但这些府州沿用当地民族的原有统治方法和生活习俗不加改变，不列入“编户齐民”，不承担赋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些政策，使他赢得了各民族的共同拥戴，享有“天可汗”的赞誉。

当然，贞观之治不是没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649—683年在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政策，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了继承。“永徽（高宗第一个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不久，大政落入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两度在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只是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对上层官员的影响较大，但对社会下层影响不大。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姓皇帝权力的失落引起了相应的宫廷斗争和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叛，却没有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元老贵族，注重引进庶族下层人才，倡导告密制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强化对官吏队伍的控制。宠信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官场风气随之败坏。大修宫殿，建造明堂，优待僧侣，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她又注重发展农业，采取了不少劝课农桑的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武则天是“僭于上而治于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国共380万户，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万户。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公元705年，张柬之等人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室，也称五王政变或中宗反正），韦后之乱（公元710年，中宗暴死，韦后和安乐公主密谋执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韦后，拥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乱（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发生冲突，睿宗传位于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谋政变，被玄宗平定），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开元时期，君臣都对贞观之治十分向往，处处以贞观之治为楷模。影响深远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史官吴兢在这一时期撰写出来献给玄宗作为治国范本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又有所不同。

唐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佐，尊重辅政大臣，实现宰相班子的稳定。从高宗以来，随着政局变化，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出现了问题，人选过多，更换过于频繁，使政务受到消极影响。玄宗时期，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而且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从而有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一举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璟，就是因这一措施成名的。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然而，也正是宰相的减少和稳定，埋下了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伏笔。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官员，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气，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四十五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在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开元时期，玄宗颁发了大量诏令劝课农桑、赈灾济荒、招徕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设立常平仓。到开元八年以后，经济上已出现了“五谷丰殖，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广泛开展，兴修水利工程三十余处。

开元年间的各项制度建设，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种法律法规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订，形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完整体系。包括《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令》《唐六典》《开元礼》等内容。

到开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高峰。《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唐人的《开天传信记》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西方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

但是，开元之治并未持续多久。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选上，先后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杨国忠，轻信藩将安禄山，沉溺于与杨贵妃的爱情，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失误。开元前期，玄宗还能听进去一些谏议，到天宝年间，几乎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国家财政的积累，给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资本。天宝时期，玄宗对内大兴土木，修造兴庆宫和华清宫，在全国兴建道观，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对外大兴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的战争。“上（玄宗）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官贵奢侈浮华，一掷千金，百姓生计日见艰难。诗人杜甫对此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呼喊，社会矛盾开始激化。

天宝时期，李林甫把持政权，排除异己，使宰相之间失去了制约，但处理政务尚有规范，比较谨慎小心。“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杨国忠接替李林甫后，小人得志，朝政迅速败坏。“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特别是藩镇边将同中央权贵的权力冲突，孕育出极大的危机。从开元以来，唐朝为了解决沿边游牧民族侵扰问题，设置节度使以统率边防，但却对统兵边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造成了内轻外重之势。到天宝后期，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近二十万铁骑，最终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叛乱。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盛世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