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当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所在）

郭晔旻/文

必须承认，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引进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有着一个容易引起不少读者“共鸣”的书名。不仅如此，作者、人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1961-2020）还特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本书献给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里，对工作内容的抱怨似乎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那么，到何种程度才够得上是“毫无意义”呢？为此，大卫·格雷伯首先区分出了所谓“狗屁工作”与“狗屎工作”。用书里的话说，“‘狗屎工作’往往是蓝领工作，从事者按小时拿钱，而‘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领工作，从事者拿的是月薪”。只不过，“狗屎工作”固然辛苦，但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谁都明白，要是清洁工不打扫教学楼，大学的运转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书中所谓“毫无意义的工作”指的就是“狗屁工作”。而作者给它下的定义是，“狗屁工作”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往往有害，以至于“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按如今社会的普遍看法，“蓝领”工作的地位不如“白领”。对此，可能会有不少人想起《新概念英语》里那个经典段子。某位英国工人天天西装革履出门，到了工作地点才换上工作服，就是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蓝领”身份。最后，此公宁愿降薪一半，也要搬进办公室当“白领”。

如果说，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的蓝领工作被称为“狗屎工作”还让人容易理解的话，为什么“得到人们的尊重，且收入颇丰”的“白领”在格雷伯笔下却与听上去有些粗鄙的“狗屁工作”联系在一起了呢？作者将“狗屁工作”分为五种，分别称之为随从、打手、拼接修补者、打钩者和分派者。虽然名字听上去有些拗口，但书中列举的例子还是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比如某位名叫阿方索的副经理说，自己的工作是监督和协调一个五人翻译小组。其实这五个人的工作完全是自己搞定的。阿方索所需要做的就是将上级任务分发给他们，同时向上级反馈例行报告。这就是典型的“分派者”与“打钩者”的工作。根据书中的说法，这些取消后对社会毫无影响的“狗屁工作”及为“狗屁工作”服务的工作居然占到了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岗位总数的一半——无怪乎格雷伯要发出这样的哀叹了：“我们将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的工作中”。

格雷伯认为，人类生来就需要“身为原因的快感”，所以婴儿发现自己能触碰铅笔后会动就会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狗屁工作”的悲哀恰在于此，它的“虚伪”与“无目标感”会摧毁一个人——“哪怕是最自私的人也会发现，比起辛苦万分还不赚钱地劳作，整天坐着啥也不干而只看电视的命运会让人更难以忍受”。很容易想象，身处“狗屁工作”的社会人会选择如何应对，这就是“摸鱼”。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名西班牙公务员拿着薪水不上班竟长达六年之久——但他也没有闲着，只不过时间都用在研究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身上了，还成了该领域的专家……

接下来的问题就呼之欲出了。诸如此类的“狗屁工作”是从何而来的呢？或许不少人一看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就会联想到政府官僚机构。但《毫无意义的工作》却告诉读者，被认为是富有活力与效率的私营部门里同样充斥着“狗屁工作”。书的一开始就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在目下流行的“服务外包”风潮推动下，德国国防军将后勤管理的业务层层分包了出去。结果，在这些私营部门尽心尽力的工作下，事情却变得有些荒腔走板。原本一个士兵换个办公室工位只需要走5步路，但在一系列“狗屁工作”的文牍往来里最后却成了“两个人合计开6-10小时车，填大约15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400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实际上，在作者看来，私营部门非但不能“独善其身”，相反，他们才是造成“狗屁工作”泛滥的罪魁祸首。大卫·格雷伯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热情参与者。在西方的政治光谱里趋向极左——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格雷伯在获得终身教职的前一年，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决定不与其续约。因此，他在书中对于克林顿与布莱尔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盛行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嗤之以鼻（“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党成了‘金融治国’的头号拥护者”），他眼中的2008年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以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他更是没有一句好话。书中转引了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一个研究结果：年薪高达500万英镑的银行家，每赚取1英镑，就会造成7英镑的社会价值的损失。而回收站工作人员每赚取1英镑，会产生12英镑的社会价值——尽管他的年薪只有区区1.25万英镑。

在格雷伯眼里，正是金融资本造成了“狗屁工作”的泛滥：“在经济金融化、信息产业繁荣发展和狗屁工作激增这三个趋势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连接”。许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工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良性趋势不复存在。格雷伯对此的解释是，从那时候起，“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真正联结起来”，站在财富金字塔顶层1%的那些投资人、董事会成员或者顶级职业经理人攫取了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利润。与此同时，真正创造价值的基层员工被高层管理榨取得越来越猛（所谓“减员增效”）。于是，“随着这种榨取的加剧，顶层掠夺者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护卫队’，来看管‘赃物’”。《毫无意义的工作》将其称作“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正如中世纪的西欧封建领主用从农奴那里征收来的赋税供养手下的扈从与骑士一样，现代的企业精英也拿出一部分利润，“用来打造全新的毫无用处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毫无用处的行政人员小型军团”。

“封建主义”听上去是距离当代社会如此之远的词汇。既然如此，“狗屁工作”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呢？在格雷伯看来，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整个现代西方社会的运作模式出了问题：“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所在”。其结果就是，工作占据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于是人们不再享有“生活”这件奢侈品。

在《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后半部分，格雷伯针对如何消除“狗屁工作”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说，每位国民都可以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不论他有没有工作。这其实并不是新鲜名词了。早在2016年，瑞士就举行过全民公投，讨论是否每月无条件向每名成年公民发放将近2500瑞士法郎（结果被否决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许多人担心机器未来将抢走人类的饭碗，从而诞生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不少“全民基本收入”的提议，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格雷伯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人类，“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背景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且“工作中照料方面的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他之所以鼓吹“全民基本收入”，其“最终目的是将生计与工作分离开来”，“在这个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决定，是想要追求更多的财富，不管是通过打工还是通过做买卖的方式，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时间来做点别的事情”。只不过，“不管人们从事什么工作，都支付其同样的报酬”——同样是个颠覆如今“常识”的论点。

这听上去就颇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了。从好处说，许多人在挣脱“狗屁工作”桎梏后，的确会选择做一些更加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就像《毫无意义的工作》里提到的，一些软件工程师在上班时从事“拼接修补”之类的“狗屁工作”，到了下班以后，却很愿意在网络共享平台上开发一些实用的免费软件，并从中获得人生价值的满足感。这仿佛是在验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工作绝不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事实上，工作只会让你变得更糟，因为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剥夺了人们履行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的机会。

但这似乎也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推断。毕竟，古希腊社会有“奴隶”从事生产性劳动，才让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公民”有底气不工作。但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许多在作者看来社会价值很高的工作，比如保育员与清洁工，其劳动强度很大。这些基层工人的确有理由“堂堂正正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问题在于，在“全民基本收入”实现的前提下，又有多少人会纯粹出于自愿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就是，如今日本社会里数以十万计的“蛰居族”宁愿年复一年地家里蹲、打游戏也不出去找工作，难道这些人只是不愿从事“狗屁工作”吗？若是因为工作岗位无人问津而提高薪酬，则又违背了格雷伯对“同工同酬”的推崇，造成了新一轮的不平等。如此循环，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尽管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里的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颇有诟病之处，但这还是让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著名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