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竹林七贤有哪几位（董上德竹林七贤）

由南都读书俱乐部主办的“魏晋文坛朋友圈真相——《世说新语别裁详解》新书分享会。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以《世说新语》原文为基础，以人物为线索，展示一幅魏晋名士图鉴，着力塑造魏晋士人群像。由人及史，呈现出27位名士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 董上德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董上德教授透露，《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中的“别裁”指的是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基础，摒弃传统的按门类讲解，按照东晋袁宏《名士传》的编写体例，以人物为单位，把每个人物的故事从书中“打捞”出来，集中在一起，向读者提供一个能够把每一个人物都能看得清楚、读得完整的全新文本。全书分为四卷：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与名单，是借鉴东晋袁宏《名士传》的，第四卷其实是袁宏来不及编写的东晋名士卷，可视作我为之续编。”至于“详解”，顾名思义，就是详细解释每一个原文的出处、内涵以及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并且融汇了刘孝标注释里面的精彩内容。“对于《世说新语》的阅读，本书尝试开启一种新的读法，即大体按照人物的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注释进行阐释或辨析。”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黄天骥教授对《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该书”对历史名作重新整理注析，著者涵盖全局，视界开阔，学风严谨，对读者如何完整地理解魏晋社会和名士性格极有帮助，这是一部具有高水平的学术性著述。”

——讲座精华实录——

南都：请您介绍一下《世说新语别裁详解》的编撰过程？我们注意到您在每一个人物的系列故事完结后都会写一则“编选者言”，为什么？

董上德：我编撰这本书采用了双重“对读”的方式。第一重对读是《世说新语》的原文与刘孝标的注进行对读。《世说新语》中的“说”和“语”表现了此书偏重于记载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名士所说过的话，主要以“话”为主。这些话不着边际，没有上下语境，而刘孝标的注往往能告诉我们这些话背后的故事与人物的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因此刘孝标的注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尽可能地利用刘孝标所提供的材料，并进行了通俗化的处理。另外一重对读则是《世说新语》的原文与正史对读。正史主要是《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我对正史中能够说明《世说新语》的材料进行活化的处理，融入了个人的解读。

如果孤立地看某个人的单个故事，有时会觉得此人颇有气质，很显个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综合起来看，尤其是考察其一生的出处行藏、得失成败，结论就可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不必将书里的人物都视为古人楷模，本书的“编选者言”就是依照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人物的性格的复杂做一些适当的点评，以期明辨是非得失。

南都：正始名士是玄学的开创者，也是后世清谈家的偶像，他们的言谈及其方式被尊为“正始之音”。请简单谈谈“正始之音”的生成逻辑？

董上德：我们讲到正始名士，就要提到历史上的“正始之音”。读《世说新语》，我们需要了解魏晋的清谈玄学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要从儒学内在生成、发展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何晏、王弼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儒家。首先，先秦儒学存在一个先天性的缺陷：欠缺抽象思维。儒家阐释道理，大多是具象化的表述，这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儒学盛行于西汉，但因无法找到继续发展的空间，在东汉末年走向了衰弱。到了正始年间，由于曹操的许多做法存在颠覆性，如在用人方面，他轻视品德、重视才干，因此产生了问题：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有什么关系？于是，才性论出现，这是魏晋玄学很重要的论题。

其次，万事万物的运转有没有规律？先秦儒学未能解答此问题，但老子和庄子解释得较为清楚。在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借助老子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来补充先秦儒学以来的欠缺。《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是抽象之义。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玄学结构。正始之音，是玄学最早的阐述方式。玄学的形成有特定的儒学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

戚世隽：从历史概念上来讲，正始只有短短十年，但是现在一般思想史和文学史会把它推演到晋武帝司马炎上位的时间段。所以，正始不仅是思想史变化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文学时代精神的象征。刚才董老师讲了“正始之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儒学前提，而我看了董老师的书之后能够感受到，当时“竹林七贤”有人生上的困顿，他们共同面临人生的困境。其实从何晏开始就是这样，他的一生有很多起伏，后来才做官，但他的内心战战兢兢。当时儒教已经形成了一种管理的、制度性的秩序，如果他们不能被安放其中，那要怎么办？要怎么面对人生的困境？这时，老庄就成为了他们的思想资源，可以让他们有另外一种人生可以选择。他们以这个东西作为思想武器，表现出来怪诞的行为，是被当时正统的儒士所看不惯的，这是他们面临的困境。

南都：说到魏晋风度，如刚正孤傲、处变不惊、玉树临风，就不得不提著名的“竹林七贤”。请您谈一谈“竹林七贤”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换言之，他们是怎么“建群”的？

董上德：我们讲魏晋文坛的朋友圈，“竹林七贤”十分著名。他们分别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世说新语·任诞》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水经注》记载七人“同居山阳（今河南焦作山阳区），结自得之游，故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我们先梳理一下他们“建群”经过。“七贤”当中，有一部分是河南人，有一部分是非河南人。当时的京城是洛阳，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都聚居在洛阳周边。这七个人的组合源于山涛和嵇康的相识，山涛后来再认识了阮籍，三人交好。山涛和嵇康年龄差距较大，两人的认识有可能通过向秀，因为向秀是山涛的同乡。我推断，嵇康和山涛的结识以及山涛和嵇康、阮籍的结识，很有可能在正始八年左右。三人结识后，向秀“入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有共同的好友。另外，阮咸是阮籍的侄子，王戎是阮籍很喜欢的小朋友。至于刘伶，应该是嵇康和阮籍共同把他拉进去的，他和两人关系很好。值得一提的是， “竹林七贤”应该还有第八个人：吕安。吕安不但是向秀和嵇康共同的好友，更与嵇康结成生死之交——嵇康更因为吕安辩护而死。但为什么吕安没有加入“竹林七贤”？我推测，“竹林七贤”都住在洛阳附近，而吕安是山东人，由于地域的问题而没有加入。顺带说一句，“七贤”是可以落实的，可“竹林”是实景还是虚语，学术界看法不一。如陈寅恪先生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取《论语》“作者七人”之遗意，是中国的，而“竹林”二字是后人追加的，取的是“天竺竹林”之名，是外来的。

南都：千古闻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成了“反面人物”。读了您的书才知道这并不是事实。在您看来，山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竹林七贤”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又说明了什么？

董上德：“竹林七贤”特殊性在于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由弱转衰，最后走向灭亡，改朝换代的时候，其实他们活得比正始名士更加伤脑筋。《与山巨源绝交书》写于景元二年，即公元261年，此时嵇康大概38岁，次年被害。当中的缘由是山涛高升，官位空缺，希望能让老朋友来继任。山涛此举是出于好心，希望高官厚禄能够帮补一下嵇康的家庭。但嵇康是曹魏女婿，只能选择与司马昭切割，故而不得不与山涛绝交这是他们二人交往史上的悲剧结局。出乎意料的是，嵇康在临终前没有把年幼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哥哥嵇喜，却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儿子说，“山源在，汝不孤矣。”意思是说，有你山伯伯在，你不会是个孤儿的。山涛果然顶着世俗的非议，在嵇康遇害后成功地培养、扶持嵇绍走上仕途。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山涛为人厚道。而纵观山涛的上位史，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与司马氏家族是亲戚关系，他自然会在情感上亲近他们，但他也没有因此去做危害朋友、超越底线的事情，反而尽可能地去帮助他的朋友。山涛得享天年，这与其处世圆融不无关系。

其实，“竹林七贤”除了嵇康和阮籍是在西晋政权建立之前离世的，另外活下来的五位，日子过得不算太差。山涛和王戎仕途顺利，刘伶也想做官。我们去理解“竹林七贤”的结交、具体的故事时，都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中来看。他们一开始结为一体是为了躲开曹爽，但在正始十年之后，政治局势变动，各人的遭遇不同，态度也会有差别。比如，向秀本来和嵇康是“统一战线”，但是嵇康遇害之后，向秀总是要谋生的，于是拉下面子去求职。所以，“竹林七贤”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超脱，这从他们后半生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来。

南都：请问戚老师，您最喜欢“竹林七贤”中的哪一位？

戚世隽：我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喜欢阮籍、嵇康。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很有名，而且写得文采飞扬。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嵇康说为什么不做官，是因为他特别懒，如果要做官，每日都要正襟危坐，他不喜欢。他这封信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对山涛形成的印象不是很好。我这次看董老师的书，对山涛产生了更多的同情和了解，甚至我觉得山涛此人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嵇康临终托孤，而最后山涛也不负挚友所托，培养嵇绍成长出仕。而且，山涛个人的品行、名声、清誉都非常高。比如别人给他送丝绸，他也不去动它。

另外我比较有感触的人物是王戎。我认为他代表了“竹林七贤”的末流。《世说新语》里表现了他明显的特点是吝啬，比如他的女婿向他借了钱，他会一天到晚都惦记着还钱的事情，只有等女婿还钱了才安心。王戎并非没有优点，但《世说新语》特别强调这一个性格侧面，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早期阮籍嵇康这些人相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代表了“竹林七贤”走向没落的时刻。董老师的书把他们的事迹编排到一起，读者能明显看到他们的变化。到了王戎，“竹林七贤”的风格完全变化，到下一代人，大多为家族、为生计而考虑。这样的变化让人唏嘘。

南都：“门阀政治”是东晋的独特政治形态，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请谈谈您的看法？

董上德：东晋政权实际上是“合力”的产物，即司马睿的皇族血统加上王敦、王导的强劲扶持，二者形成合力。缺了司马睿，政权就没了名分；缺了琅邪王氏，政权就少了骨架。后者是硬件，前者是软件，相互配合，方能有效运作。琅邪王氏于是得以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起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王与马”中的“王”是变动的，除了琅邪王氏之外，其实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门阀士族都先后与司马氏皇帝“共天下”。大家熟悉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里提到的“王谢”就是东晋最显赫的权贵的代表，《世说新语别裁详解》选入的王敦、王导、王羲之等属于琅邪王氏，谢安、谢玄等属于陈郡谢氏。

南都：谢灵运是与广州颇有渊源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谢灵运只留下一则故事，这与其名气显然不匹配。请谈谈您的看法？

董上德：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但是，《世说新语》的编写者敬重谢安，哪怕谢安发一次脾气，有失仪态，编写者也要为他辩护一番，这在整部书里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对于同属谢氏家族的谢灵运，编写者则持鄙夷态度，整部书只收了谢灵运故事一则，且属于负面的。根据《宋书·谢灵运传》，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极有保留：“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原因是谢灵运其人“为性偏激，多愆礼度”。谢灵运的性格多面，如讲究服饰，喜肆意遨游，他是一个文采风流、生性轻浮之人，有文学上的才华不一定有政治上的才干。因此，编写者刘义庆对谢灵运持否定的态度表现其编写心态：他时刻对“魏晋风流”进行反思。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会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南都：《世说新语》中除了一众魏晋名士之外，其实也塑造了不少让人过目不忘的奇女子，请戚老师谈谈看法？

戚世隽：说起《世说新语》里的才女，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有“咏絮之才”的谢道蕴，但我想说一下王衍的妻子。王衍向来矫情，很自觉地维护清高形象，连在家里也是绝口不提“钱”字。其妻韩氏就故意趁他睡着时令婢女用钱将他的床围了一圈。王衍早上醒来，见此阵势，走都走不出去，就喊婢女过来说：“赶紧搬走‘阿堵物’”。这个小故事生动表现了韩氏的性格，她就是“奇女子”，她的世俗之气打破了王衍的清高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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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饶泳欣

直播：张静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