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历史背景故事（穆巴拉克过世后）

2011年，一场由突尼斯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席卷埃及，冲垮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当代法老就此被“阿拉伯之春”的烈火焚身。综观穆巴拉克的人生轨迹，其先是发迹军旅，在44岁那年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空军司令，又经纬国政，于53岁正式问鼎埃及总统。在30年的统治生涯内，穆巴拉克虽有建树，却也一步步为自己的倒台埋下祸根，他曾是全国98%选票的心之所向，却也在万民唾弃中仓皇辞职，并于今年2月24日，正式从人生舞台谢幕。

穆巴拉克，图片来源：AP

于穆巴拉克而言，这场骚乱让自己由中东强人跌为历史罪人，最后再沦为无权老人；对埃及来说，“阿拉伯之春”是历史的浓重一笔，到头来却彷佛什么都没改变－军人执政依旧，经济常处低迷。改变的风沙在不变的金字塔上啸掠，碎裂的结构在失序的尼罗河中碰撞，这样的埃及，笔者曾经见过；对寓居埃及五年的何伟而言，想必更是刻骨铭心。

用看过中国的双眼凝视埃及

自打27岁（1996年）来到中国，何伟（Peter Hessler，彼得·海斯勒）似乎就不曾离开过。从四川涪陵的英文老师，到《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再成为四川大学的非虚构写作老师，何伟的中国路走了20多年。在这段期间，他先后出版被称为“中国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书中既有身处异域的抽离与冷眼，也有安居新乡的融入与情热，更侧写了当代中国的复杂与深邃。

何伟于2019年出版《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然而，在他与中国的漫长交流间，还有段出走埃及的小插曲。2011年，何伟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迁居开罗，据其所言，事前感觉自己要前往的是“历史悠久，语言丰富有趣，与中国很像”的地方。然而时值“阿拉伯之春”动乱，他与妻女的住所经常缺水断电，自己也因抗议活动折断脚骨，电脑与相机更差点失窃。最后何伟看着周遭旁人纷纷进监狱，终于在2016年离开了埃及。但这五年种种并非徒劳，何伟选择在2019年出版自己的埃及观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台譯），既书写考古现场，也记录革命以来的政治运动。而过往的中国经验，也成了他丈量埃及的隐形圭臬。

例如谈及埃及的社会秩序时，何伟便不只一次将两国相较。其认为，与中国相比，埃及社会相对缺乏“系统”（نظام，nizam）。首先，埃及人普遍对数字不太在行，小贩们时常找错钱，且就算是小范围的数字计算，都还得用计算器；但由另一个角度观之，何伟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放松，毕竟“中国对钱可以执着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且或许正因如此，何伟发现埃及人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大。虽说这其中也有殖民、埃及人爱交际等因素，但曾在中国执教的何伟还是感叹：“中国学生常用学数学的方式来学语言，也就是凭记忆力死背，加上反复练习”，但在埃及有许多平民根本没受过任何正式训练，却能在面对观光客时说上一口好英语。

此外，许多埃及人的生活日常毫无规律与秩序可言。何伟举例，赖床、不按时吃饭、社交到半夜可谓埃及常态，在阿拉伯语的埃及方言中，还有无数表达“迟到”的厘语短句；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观非常严密，约好时间后迟到是例外，不比在埃及迟到是常态。

而这种“失序”，也体现在埃及自编的阿文课本中。何伟回忆，他当年学中文时，用的是《用中文读中国》，是中国自编教材，光是开头几课，就出现许多官方机构、政府组织的名字：“妇女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总理”、“社会主义”等；但埃及自编的阿语教材，除了穆巴拉克总统外，就很少出现其他政府相关名词，甚至还暗藏对国家体系的不信任。例如有段对话如下：

父亲：“你的大学朋友都去哪了？”

马哈茂德：“去大公司工作了。”

父亲：“那你怎么不去？”

马哈茂德：“这要靠关系。”

这里的关系用的是“wasta（واسِطة）”这个字，在阿语中意指“走后门”或“裙带关系”。在读完这段带着淡淡哀伤感的对话后，何伟联想到了中文里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的“关系” 时而腐败时而弹性，而正因中国社会体系已充分发展，故“中国式的关系”可以培养、学习、操弄，只要有方法与常识，人人都可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关系”；但在埃及社会中，所谓“关系”却更像阶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人们当然还是可以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但这些交情很难让自己跻身另一个社会高度。

图片来源：Mahmud Hams/AFP/Getty Images

除了比较埃及与中国社会外，何伟还特别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书写在上埃及闯出一片天的中国商。就意识形态版图来看，上埃及可谓全国最保守的地区，此处的穆斯林妇女不仅多包头巾，也常有黑衣蒙面装束，但在何伟打入当地温州商人圈后，却发现保守之下其实别有洞天。

一般而言，埃及妇女通常会准备三种服装，保守的在外穿，轻便的家中穿，性感的则有特殊作用。而或许正因上埃及妇女在外穿着普遍保守，故而物极必反，对的消费需求也相对巨大，受何伟采访的一位中国商人便表示，她的店每两个月就要从中国进一批新货。而依据埃及婚俗，每逢新人要共结连理，新郎往往负责置办房产和家具，新娘则出资采购小家电、厨具和衣物，故何伟也曾多次目睹所谓婚前性感内衣采购团：新娘由未婚夫、母亲、兄弟陪同，一伙人共同挑选胸罩、丝袜、丁字裤、各种睡衣睡裤。看完这幕，他不禁喟叹：在亚洲，就算是最有自信的妇女，也会因购买内衣时有父母、未婚夫与兄弟在场而感到尴尬，没想到这在埃及却如此稀松平常。

而在采购当下，中国店主常以特殊的埃及阿拉伯语招呼顾客，何伟称其为“内衣店方言”。这种方言起于温州商人圈，以何伟接触过的某些受访者为例，这些中国人刚到埃及时不仅一句阿语都不会说，甚至连英语也不大通晓，却能靠着日积月累模仿顾客，耳濡目染习得语言；然而由于店还是女顾客为多，故这些商人讲话都有一特征，那便是动词都以阴性结尾，故就算是男店主，也多以女性口吻招呼客人，颇有安能辨我是雄雌的错位感。

而这种错位，也像极了何伟眼中的埃及与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在某些神髓上似曾相似，却又极其不同。而正如中国商人透过女顾客之口学习埃及阿拉伯语，何伟也透过自己的中国经验梳理埃及，进而反扣“阿拉伯之春”。

解构革命的时间与系统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中，“时间”是条再明晰不过的主线。而早在此前，何伟便曾于书写中国的《甲骨文》中探讨时间概念。身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已习惯用线性的方式理解时间，隐然接受了历史将不断进步的假设，进而强调逻辑、理性与个人主义的重要。但何伟认为，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让我们淡忘了时间的循环性，容易视所在当下为“历史的关键时刻”，结果便在千年一隅中过度流连，错估“阿拉伯之春”的意义。

何伟在埃及时常与考古学家接触，因而知晓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间观。在古埃及人的思维中，时间有两种：“Djet”与“Neheh”，Djet有静止之意，或可译为永恒； Neheh则是周期，喻指重复、更新的意像，例如太阳运转、季节流逝与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等。

而之所以存在双调的时间观，何伟认为这与埃及的两极地貌有关。对尼罗河谷地的居民来说，洪水年年降临，水患所经之处虽是一片狼藉，却也暗喻肥沃的生机与重生；但对沙漠中人而言，除了翰海黄沙与各色沙丘外，周遭环境就是一片死寂，没什么变化，因此他们的国度适用另一种时间。

​埃及太阳神，图片来源：​Images/Alamy

而藉此双调的时间概念，何伟进一步解构人们赋予“阿拉伯之春”的线性感与进步光环。在他看来，埃及近代史虽在无数政变、战争等“Neheh”中前进，但其本质是在中世纪与现代秩序间来回摆荡，埃及没有因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换上穆巴拉克就更好，也没有因一场“阿拉伯之春”就成功民主化，这个国家一直走着自己的路线，其本质还是停留在某种“Djet”中。“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众多Neheh之一，就像时间一到自然发生的尼罗河洪水。其颠覆性之脆弱，主因还是在于书中第二主线：“系统”。

“系统”是何伟在书中用以反思“阿拉伯之春”的另一主线。据何伟所述，他之所以会关注系统这个概念，也与自己的中国经验有关。他于90年代踏入中国，起初还不是个独立的作家，而是在地方单位工作。所谓单位，里面有领导、结构与规定，又挂靠国家，就像一部部小机器，可以自行运作，同时支持大型工厂产出。而当年许多中国人都在各种单位里谋生，故而整个国家可谓是各种系统的集合体。

然而当何伟迁居开罗后，便发现埃及社会有一根本问题：缺乏统一的系统。除了前段举出的中埃社会对比外，何伟还将此现象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例如在首都开罗，约有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违建中，但政府对此不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根本不愿、也不能解决这件事；当人民被警察取缔，虽偶尔能以贿赂解决，却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风险；庞大的官僚虽享受着相对高薪，却似乎什么计划都没在执行；国外援助源源不绝涌进，但政府彷佛都没将钱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专制，却只能掌控部分国家机器，无法在所有角落贯彻法度；但人民也算神通广大，总有一套本领能让自己在失序的国家中存活。笔者曾三度游学埃及，对此也是颇有感触。

以交通为例，出门搭公交车的路上，首先要过马路，这时看的必须是车而非交通号志；上公交车前也永远要问司机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为在当地过站不停是常态；如果过站便是鼻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أوتوبوس”（autobus）的小包车，但同样得每台都问价钱与停靠站，因为没有统一标准；如果搭出租车还得注意，司机常开到一半自行加价，而乘客除了假装凶狠外，往往别无选择。以上种种不过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适应之后便觉稀松平常，这时又会生出种“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与混乱间既有张力，又维持着某种平衡。对笔者来说，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满成就感的有趣岁月。

然而，何伟也好，笔者也罢，毕竟都是过客，可以在心灵上自由进出所谓“埃及人”的身份；但当地人却是终其一生要过这种日子，国家治理无能是真，腐败也是现实，人民久了自然要上街头，“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窜出；但这种治理障碍又已深入骨髓，区区革命不过让权力洗牌，政府上台后多仍萧规曹随，官僚颟顸腐败依旧，于是整个国家的治理问题继续存在。所谓示威与革命最后就成了人民与政府间的古巴飞弹危机，双方硬撑，最后看谁先松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发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后，人潮终究散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国

在埃及这5年，何伟以时间为经，系统为纬，为我们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报告。然而，这何尝不是他对中国的隐晦回望？他曾询问埃及当地中国商人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对方回应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情况还会比现在好些。”

书中虽未针对此句直接给出评语或结论，但笔者曾读过他于《纽约客》上谈及此事的长文报导，何伟是这么认为的：

“我常听到中国企业主们发出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对何伟来说，他的埃及生活离不了中国经验；而他的某些中国观察，也往往要在出入异文化后，才会不经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伟也已回到中国，但这份角度殊异的革命考古报告，将会成为见证那段激情岁月的另一种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