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失海外的文物(流失海外文物超过1000万件)
现在的长沙市城南中路枫树岸巷、湖南省遥感中心那一带地方,在解放前被当地人叫做子弹库,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中日长沙会战时期是国民党军一个军火库,发生过多次的激烈战斗,周围常能捡到子弹和弹壳,所以当地居民就习惯性得称呼此地为“子弹库”,这个叫法到解放以后军火库被拆除了就不再使用,所以“子弹库”作为临时地名使用的时间非常短暂,现在长沙的当地人都不知道这名字了。
长沙地图
但“子弹库”这个名称依然会被不时提起,它在考古界更是名闻遐迩,只因跟一件流失海外的珍稀文物有关,这件国宝文物叫做“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流失过程,成为国人永远的心头痛,想想就让人气愤填膺、扼腕痛惜。
1942年9月的一天,经历过两次日军进攻和劫掠的长沙,市井萧条,一片混乱。长沙有名的“土夫子”(盗墓贼)任全生,带着同行李光远、漆效忠、胡德兴三人,来到长沙东南郊子弹库,这里有一座他们先前探明的古墓,他们先用十五米长的探针,凿穿了8米多深的封土和木棺椁层,那一刻,刺鼻的沼气味气体喷泄而出,任全生用火点燃,火焰高达数尺。
柯强在盗墓现场
有了“火洞子”现象,说明这古墓密封完好、上等级,里面肯定有宝物,几人手脚麻利地挖下盗洞,从墓中扒拉出许多物件,有青铜剑、陶器、木漆器,还有一块装在竹笥内的样貌奇特的“手帕”,上面有些模糊的文字。
任全生虽然是个盗墓高手,但对文物的真实价值却是一知半解,在他的眼中,只有铜器、陶器、木器值点钱。他们把值钱的这些古物作价卖给了长沙市浏阳门外东站路的“唐茂盛”古玩店,当交易快谈成的时候,任全生对老板唐鉴泉说:“还有一块手帕,算是添头,就不要钱,送给你了。”
但任全生万万没想到,那幅被他称为“手帕”的绢帛,竟是世上最稀有的国宝之一“楚墓帛书”!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物价值,而且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
古玩店老板唐鉴泉,他原先是做上门裁缝的,人称“唐裁缝”。1927年开了 “唐茂盛”裁缝店,兼营古玩;1931年才专门做古玩生意,对许许多多的古物也是一知半解。
有点小聪明的唐鉴泉,觉得收在手里的绢帛在古玩市场上肯定不怎么值钱,但这些破烂玩意儿对考古学者会有一定价值,能卖出价来,于是,便联系上了在重庆的古文字学家、教授商承祚。
商承祚一时抽不开身,便委托在长沙的好友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
沈筠苍来到“唐茂盛”古玩店,唐裁缝便拿出绢帛,它被用一层报纸一层白纸随意地松松卷包着,大块的不多,小块的不少,从报纸的折皱来看,估计看过这“破烂货”的人还不少,也许在每打开报纸看一次,帛书就受到过一次损害。
沈筠苍将看到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商承祚,并说绢帛破碎成那样,将来想拼复成原样恐怕绝不可能,要慎重考虑。
囊中羞涩的商承祚知道情况后,与唐裁缝在信中进行着反复议价,这时,半路杀出了个识货的“程咬金”,半路截胡了绢帛。
这人叫蔡季襄(1898年出生),是当时长沙有名的古董商,家底殷实,精通文史,古物鉴赏能力极高。
有好几个年头,蔡季襄去上海做买卖,开百货商店,赚了很多钱。他买下了两个小楼,自己住不了,余下的租给别人,结果和房客因为房租问题起了冲突,被日本宪兵队抓了,他用他的文物疏通一个日本人和法国驻上海的领事,才被放了出来。他就再也不敢呆在上海,回到了长沙,时间大概在1943年3、4月间。
蔡季襄
蔡季襄回到长沙,得知唐茂盛古玩店有刚出土不久的古物售卖,迅速赶了过来,见到这批任全生盗挖出的文物,二话不说,直接向唐鉴泉开价三千元(伪币),绢帛连同装它的竹笥、漆盘、漆鞘铜剑一并购回。
蔡季襄得之如获至宝,因为他知道楚汉时期墓葬中保存有古文字和图案的古绢本(即帛书),非常稀有,几乎每件都是国宝。
所谓帛书,是指书写在帛上的文字,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帛已经泛指所有的丝织物,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在纸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之前,中国古人主要是“书之竹帛”;“竹”指竹简,当然还有木简之类的,“帛”便是指绢帛,由于帛的价格远比竹简昂贵,能用得起它的肯定都是达官贵人。
由于缯帛轻便柔软,易于运笔和舒卷,且长宽幅度可以随意变化,更适宜绘画和书写,同竹、木比较起来,优点较为突出;自战国起,用缯帛作画和著述的才日益增多,后来的纸就是模仿帛而发明出来的。
蔡季襄刚拿到帛书时,发现较完整的帛书仅一块,被折叠成数层,还有很多破碎不堪的帛书小块,用报纸包着放在一个竹篓里。
这幅完整的帛书上面,还粘附着一层很厚的白膏泥和污秽,并含有很多水分。同时,帛书在墓中埋藏达两千多年之久,以致色泽异常黑暗,质地腐朽严重,手碰即碎,并且折叠数层也不易揭开。
但这些问题难不住文物修复高手蔡季襄,他自有办法。
首先,他将帛书放在一块一英寸六十目的铜丝布上面,用汽油浸泡,然后将上面的泥土和污秽用毛笔慢慢润洗干净,再轻轻地将帛书一层一层展开,所幸没有很大的破损,接着将帛书摊放在铜丝布上面,待汽油挥发以后,再揭下来。
蔡季襄又跑到三正街饶记裱画店,请糊裱名匠老王帮他染了一幅和帛书同样大小的旧绢,带到家中,两人花了大半天功夫才把这幅帛书裱好。
蔡季襄修复成功的这件帛书,成了他私藏中的大宝贝。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古代帛书,是先秦时代唯一一篇帛文字资料,后来,人们都称它为“子弹库帛书”或“楚帛(缯)书”,其价值难以估量。
1944年6月19日,日军攻陷长沙,蔡季襄不得不带着家人背井离乡、四处奔波,6月26日,蔡季襄一家避难兴马洲时,结果碰到日本兵要非礼他的妻子和大女儿,她们俩不堪其辱,跳到水塘里自杀了;蔡季襄在逃难过程中始终带着一个铁桶,里面装的就是子弹库帛书,他躲到湘西,对帛书进行了艰辛考证。1945年,凝聚着蔡季襄心血的帛书研究著作《晚周缯书考证》完结。
蔡季襄满怀希望地拿着著作找到当时国民政府的相关部门,希望能付之出版,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结果可想而知,他吃了大大的闭门羹。
此时的蔡季襄,已家道没落,他不甘心自己在战乱流离中苦心研究的成果被束之高阁,便自掏腰包,拿出所有的积蓄将书出版;立即引起了中外考古界的巨大反响,纷纷惊诧于子弹库帛书的珍稀和其所含的丰富信息。
《晚周缯书考证》首次公布了楚帛书资料,标明该帛书出土的准确位置及考证情况。先看看《晚周缯书考证》记载片段:“书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惜出土时土人不知爱护,致被损坏过半,故笈内残缯断片甚多,惟此独完整无缺,尚可展示。书丝质,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几与文字相混。纵长十五寸,横出十八寸,墨书,字若蝇头,笔画匀整。”
帛书呈四方形,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墨书,为楚国文字,文字主要在帛书中部,有两段,一段13行,一段8行,两段文字的书写方向相反。帛书四周有12神图,形状怪异,有人首鸟身、人首兽身、三首神、耳蛇等,神像旁均有神名题记,并附文字一段;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植物图像,图像均是先用细笔勾勒轮廓,再填以彩色。
楚帛书的内容共分三部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内容。
千古奇绝的楚帛书,不仅具有古代宗教思想、天体意识、书画艺术研究价值,还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历史价值。
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是楚帛书研究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社会反应非常热烈,但质疑的声音也不少,特别是有人说书中的帛书照片太过模糊,上面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明,因此蔡季襄所做的考证结论缺乏明确说服力,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
有感于此,蔡季襄决定拍出些更清晰的帛书照片来,供大家参考、研究。
1946年夏,蔡季襄带着帛书来到上海,住在四马路吴宫饭店,想借助上海高科技的红外线照相技术为帛书留下更清晰的研究照片,或许还可能显示出一部分原辨认不清的文字来。
除了收藏的那些古董,此时的蔡季襄已囊中羞涩,这次来上海,他特意另带了两件收藏的古汉器,将它卖给当时上海最大古玩店金才记,用来做盘缠,同时将帛书拿给金才记店主金从怡看了看,托他找一家有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拍制清晰帛书照片。
这时,另外一个人物出场了,他就是美国人柯强(John H.Cox)。
1901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部分毕业校友发起组织雅礼协会,目的就是到中国办医院和学校,并将其列为中国-耶鲁工程。1904年,长沙开埠,雅礼协会选定长沙作为兴医、办学、传教首选目标。
1935年,柯强受耶鲁学会派遣,来到长沙雅礼教会学校任教。美国人柯强在同校老师(如当时长沙著名的古玩收藏家钱无咎、左尘龄等人)的影响下,也爱上了古玩收藏。他一边教书,一边搜集文物,甚至有时候还睡在墓地里,这样能够首先得到刚挖出的文物。
当时,长沙城外围正在修国防公路,各种盗墓者(“土夫子”)非常活跃,柯强在长沙搜集到了大批文物,并和蔡季襄等人有了往来。1939年,柯强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长沙出土文物展,商承祚还曾根据此次展览内容,出版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
1942年,柯强入伍,身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听命于美国的情报部门,在上海一带活动。
柯强听到蔡季襄到了上海,就由金才记店员傅佩鹤带着,一同到吴宫饭店看望蔡季襄;柯强见到蔡季襄非常热情地说:听说你夫人被日寇逼迫投河自杀,非常惋惜。还随身拿出20美金作为奠仪,但蔡季襄坚决不肯接受。
柯强看到蔡季襄放在桌上的《晚周缯书考证》,就顺手拿了看,称赞不已。他在书上看到画有许多□□,就问那些是什么意思,蔡说这是帛书上模糊不清的字。接着,柯强就问帛书是不是带来了,如果带来给他看看,说他可以用红外线照相机把那些不清楚的字照出来;当时蔡季襄心存戒心,就说没有带来,然后柯强他们就离开了。
隔了一天,柯强又来到蔡的住处,说他见过金才记金老板,金老板说看到了帛书,为何不给他看看;还说他有红外线照相机,可以将模糊不清的文字通通照清楚。
话讲到这个份上,蔡季襄还是有些犹豫,傅佩鹤在旁怂恿着说,看一眼又没什么,难不成柯强把它吃了不成。
挂不住面子的蔡季襄,只好将帛书拿了出来,柯强看完后连声说好,转头对蔡说,用他的红外相机保证可以照出清晰的图片来,若不信,可以到他的寓所试拍一下。
同时,傅佩鹤也竭力赞成,都是老熟人了,蔡季襄想了一下,也同意试试看。
到了柯强寓所,蔡季襄的确见到两部照相机;柯特意说,这就是美国最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拍照效果很好;可是柯强将帛书试照了几次,连连摇头说,这个镜头还是不行,并且故意将拍照的结果给蔡季襄看。
蔡季襄仔细看了看,有些不清楚,就说这下该怎么办。
柯说:蔡先生不要着急,我有个好朋友专门研究红外线摄影的,今晚我去他家借个好镜头,保证能够把模糊的字照个清楚,但是你要把帛书放在我这里,等明天照好了就拿回去,请一百个放心吧!
当时的蔡季襄急于把模糊的文字照清楚,就将帛书留给了柯强。
次日,蔡季襄和傅佩鹤一同去取帛书和照片。
柯强蔡满面笑容地说:蔡先生我为你这幅帛书照片忙了一个晚上,借来的镜头还是不够好,也拍不清楚,恰好今天一大早有位美国空军上校朋友(舒尔特斯(Frederic D. Schultheis))回旧金山来辞行,便托他带去了美国;因时间太赶,来不及通知您了,好在只要一星期,就可寄回。
听到这里,蔡季襄头皮一麻,觉得事情不妙,发脾气地对柯强大声说道:你这个人做事很不地道,物各有主,你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将帛书托别人带去美国,岂有此理。你得马上将帛书还给我。
见此情形,柯强连忙道歉:蔡先生,你不要生气,我也是好心,急于为你把帛书照片照好,没事的,我这个朋友肯定会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将帛书和照片寄回。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写一张契约,将帛书定个价钱,如果到期不退回或者途中发生事故,就按约赔偿,我暂交美金壹仟元作为保证金,不知蔡先生意下如何?
傅佩鹤把蔡季襄拉到房门外,轻声说:蔡先生,现在你的缯书已被他寄到美国去了,叫他拿什么还给你?还有,现在美国佬可是老蒋的红人,柯强又是美国派来接收上海的第一个情报员,在上海有权有势,外国人都是翻脸无情的,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现在答应立一张契给你,又出一千美金做保证,我劝你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
傅佩鹤吞了吞口水,提高嗓音接着说:现在你收了他一千美元的保证金及契约,如果他一星期后不寄还缯书给你,你可凭契约向要他赔偿缯书的代价。我也知道这幅战国(缯书)是非常宝贵的古籍。至于缯书代价多少,不妨暂定为一万美元。如果他不将缯书寄还你,就可索取缯书代价余下的九千美金。这样下来,你又不会吃亏,还不会得罪人。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去帮您同柯强商量、商量。
在傅佩鹤的诱导下,蔡季襄也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得应允。
傅佩鹤随即进入房中,和柯强谈了一会儿;柯强一口答应,但他说除了柯强二字以外,他不会写其它的中国字,要蔡季襄先写一张契约底稿。
蔡季襄当即写了一张底稿,大致说收到缯书一幅,暂定缯书代价美金一万元,现交保证金一千美元。如缯书在往返美国途中发生事故,或不寄还,按照缯书代价,除去保证金一千美外,再赔偿九千美元。此据。下书年月日。
傅佩鹤读给柯强听,柯强立马同意,说:不须再誉了,我在下面签字就行。
柯强在契约的下面签了“柯强”两个中国字,又签了他的英文名,并当场从橱内取出一千美金,连同字据交给蔡季襄。
被逼无奈的蔡季襄只好收下了,然后怏怏不乐地回到下榻的饭店。
过了一星期,蔡季襄再邀傅佩鹤同到柯强寓所,索还缯书。柯强对蔡季襄说:缯书尚未寄来,可能因为这种照片难于摄制的原故;蔡先生,请你不要心急,迟早总会寄来的。
此后,蔡季襄每隔两三天便去询问一次。柯强有时答复他已经写信去问了,或佣人回复说他不在家。就这样,也不知去了多少趟。
直到有一天,柯强的佣人对蔡季襄说,昨天柯先生家里来电报,说他父亲死了,柯先生今天早晨乘飞机回美国去了。
听到这里,蔡问佣人柯强什么时候回上海,佣人答复:不晓得。
直到这时,蔡季襄方才明白,这幅缯书被这个强盗伙同金从怡、傅佩鹤、叶叔重三个古董鬼,借红外线照相之名,盗骗去了!
就这样国宝楚帛书被骗去了美国,最初密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后来被拍成照片。
蔡季襄为了帛书,已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囊中金尽,再也无法继续住下去,只能垂头丧气地回长沙。
此后,蔡季襄多次写信去美国询问,均无结果。
晚年的柯强
后来有一回,蔡季襄打听到,当时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爱泯的儿子吴存柱,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是柯强的学生。
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吴存柱,请他向柯强询问帛书下落。隔了很久,吴存柱回信,说与柯强见了面,但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之事,只是说当时协议上定的1万美金价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金,希望蔡把价格压低一下。
蔡季襄立刻去信告诉吴存柱,说帛书无论如何都不卖,请柯强马上将帛书寄回,自己则退还1000美元的定金。后来吴存柱回信说,柯对退还帛书一事含糊其辞、不愿答复,也不愿意按协议付款。
闯荡江湖数十载的蔡季襄,彻彻底底被柯强耍了个够。
自1949年后,蔡季襄、柯强断了一切联系。
在解放初,蔡季襄将柯强签名的那张契约,先后交给省公安局和省副主席袁任远、省文管会主任委员陈浴新,但都不接受,要他自己保存。
1951年,蔡季襄进入文管会工作,毅然将家中全部文物捐赠给了国家,其中有许多珍贵文物。如战国时期的丝带、带钩、东汉陶屋、鸡埘、铜爵、铜方壶、唐宋瓷器、数千枚珍稀古钱币、玉器、滑石器、印章、漆木器,等等,种类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完好,叫人赞不绝口。
解放后的蔡季襄和女儿、女婿
1955年,蔡季襄以省人大列席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将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作了讲述,省文化局派干部蒋金财询问起了那张契约,蔡季襄将其上交给了省文化局保存。
同年,为核实蔡季襄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湖南省博物馆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吴存柱确认;当时吴存柱在北京大学任教授,高至喜没有见到吴存柱本人,但吴存柱事后知道高至喜的来意后,专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1946年至1948年间他和蔡季襄的通信,一起通过校人事部交给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说确为实情。
1963年,在美国的柯强,把帛书以1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解放后跑到美国去的著名华人收藏家戴润斋;戴润斋又以50万美金的价格,将帛书卖给他好友、美国富豪萨克勒(Arthur M.Sackler),收藏在其私人的萨克勒美术馆,成为镇馆之宝。
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在任全生的建议下,对在1942年被其盗掘的子弹库楚墓进行考古发掘,除1942年被取走的外,还剩下的有鼎、敦、壶、勺、匜等陶器,戈、梳、竹席等竹木器,一块系有棕色丝绸组带的谷纹青玉璧,还有一些残破的绢、方孔纱、几何纹锦、麻织品等。令人惊喜的是,考古人员还在墓中棺盖板下隔板之上发现了一幅帛画旌幡,即著名的《人物驭龙帛画》,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之一,这件古老帛画出土,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古老的两幅帛画之一。帛画都如此珍贵,比它更高等级的同墓帛书,价值更可见非同一般。
1974年,蔡季襄写信给商承祚,表示虽然时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场跨国官司,为祖国追回楚帛书,当时柯强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展出的楚帛书原件,并量得尺寸为高38.5厘米,宽46.2厘米。
后来,高至喜在任省博物馆副馆长时,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以及当年吴存柱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给国家文物局,希望能通过国家层面想办法追回楚帛书,但后来没了下文。
赛克勒医生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的时候,写了一篇悼词,明确表示他想把楚帛书归还中国。外界很难看到这则消息,是因为赛克勒的悼词在医学界的印刷物上发表的。
1986年,由赛克勒出资捐赠的北京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破土奠基,赛克勒曾言明一旦新馆落成,将给中国文物界一份大礼,即把子弹库楚帛书最完整的主体部分及一截残片捐回北大赛克勒美术馆,但赛克勒先生不久后即去世,再无人提及此事了。
赛克勒
1990年4月,在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举行“东周楚文化讨论会”,这是楚帛书最后的一次公开陈列,从那以后,一般人就难见其真迹了。现在国人想见到它的原件几乎是不可能的,顶多看看拓本就很不错了!
1993年5月27日,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于正式开馆,国人翘首以盼的楚帛书根本没有回来,又一次被耍了。
帛书在美国有过先后两次红外线拍照。第一次是弗利尔美术馆所摄,第二次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请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马纳德作指导, 委托阿克托科实验公司拍摄的;第二次拍摄的照片,文字和图像均非常清晰,效果胜于第一次。
楚帛书拓片
清晰的楚帛书照片发表后,它独特的文化、考古价值不仅让国内的学者痴迷,同样令美、日、澳等外国人赞叹不已,纷纷地进一步进行研究。
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说过:“几乎没有一件中国文物像它这样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自上世纪40年代至今,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前赴后继,对楚帛书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写出一部部沉甸甸的学术研究著作。
有关楚帛书的论著,大多集中讨论在美国的这件完整帛书,实际上与完整帛书一起出土的,还有属于其他帛书的帛书残片(包括美国的那片)。北大的李学勤教授曾指出,子弹库所出竹筒里帛书的原数最少有4件,只是大体完整的仅一件罢了。
1997年,楚帛书出土55周年之际,商承祚先生之子商志(也是中山大学教授)将父亲珍藏了55年之久,与楚帛书同墓出土的一件楚帛书残片,捐献给了湖南省博物馆。
这件残片,是目前国内惟一的楚帛书,残片最长处4.6、最宽处2.7厘米,上有17字,墨书,用朱栏界为4行。其中清晰可辨的有:“左坪辆,相星光”。“不雨”、“二”。其余只见残存笔画,此帛书残片,经红外线摄影,照片放大,文字清晰,用笔精美。
就连这件文字虽少的帛书残片,却为我们提供了史书缺载的两千三百多年前珍贵的天文学史资料,海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商承祚父子、饶宗顾、李学勤、李零、伊世同,何琳仪等,都曾著文介绍和考释过。
早在1964年,商承祚先生在《文物》第9期发表的《战国楚帛书述略》一文中就谈到:“还有些残帛书,徐桢立生前拿给我看过,从残帛断片了解内容,仍是些占辞术语。据徐老先生说,是得自蔡季襄手中的一部分。残帛文字清晰可辨,有朱栏和墨栏两款,字皆写入栏内,字大于此帛书”。
日本京都大学林巳奈夫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纳德博士发表了的一块帛书残片,那块残片原粘连在完整的帛书上(及美国的残片),结论是残片帛书性质为墓主占卜之辞。
关于帛书的内容和性质,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发表了看法,但见解并不一致。在楚帛书研究的学术史上,从蔡季襄开始,商承祚、陈梦家、李学勤、严一萍、金恒祥、饶宗颐、曾宪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战国文字的学者,都对楚帛书下过工夫。其中对其最执着、研究较透的大概是李零教授了。
李零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李零,是研究楚文化的专家,为了研究这一副帛书,他潜心研究了38年,楚帛书贯穿其的大部分的学术生崖,他反复精读楚帛书,他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部巨著的自序中说:“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5-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30几年。我从年轻读到老,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
根据李零教授破译出来的帛书文字,一讲了些神仙之事,二是讲了与风水略同例如关于每月的忌讳,三是讲了阴阳家所说的堪舆,还有占星卜筮等玄学,但这充其量只是其中一些的含义,帛书的真正意思至今还没有被他完全参透。
不过,楚帛书破译后的具体意思也还存在着较大争论,大部分认可楚帛书和《山海经》都属于数术类文献,也有专家就认为四个方向就是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而12个图样就是掌管季节的神像,如此等等。
中国古人的智慧难以参透,这些图文在古代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今人恐难完全知悉了,有学者评价说这楚帛书堪比在死海发现的羊皮古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版“死海古卷”。
总的说来,这件我国现存最早的帛书,内容极其复杂,充满了天神、地域等鬼神形象,它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神话、绘画、风俗、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流失海外是文物不计其数,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称,中国出境文物总量约164万件,分布美、日、英、法等47个国家的两百余家博物馆,好多都成了它们的镇馆之宝;而中国文物学会认为从中国流出的文物总数达1000万件以上,是博物馆藏品的六倍以上,真是触目惊心,而且大多是通过不法途径出去的,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随着我国国力日隆,近些年,不时有文物回归的好消息传来,但仍是稀疏可数,文物追索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像楚帛书这样被骗走的,证据确凿、传接有序的文物,我们相信会有回归中国的那么一天,希望它能早点回来。
另,下一篇文章讲述:楚帛书就这样蒙冤去了美国,把它挖出来的任全生得知后,追悔莫及,再也不干盗墓之事了,后来加入考古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敬请关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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