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向左毕赣（和毕赣一起洗头）

2018年度突破导演

毕赣

毕赣一直很排斥“艺术家”三个字。今年戛纳电影节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凯里，一个看着他长大的阿姨见到他，说了句，艺术家回来了。从那一刻，他开始认可“艺术家”这个头衔了。“什么奖项也好，鉴定也好，我都不认可。但像阿姨这样的人，说我是艺术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这个领域，却跨越了她的认知去理解，证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见的。”

毕赣，1989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中国导演、编剧、摄影师，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2015年，他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作品《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银豹奖以及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2018年4月，他再次执导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定为2018台北金马影展的开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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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凯里，回到凯里

毕赣走进北京一条胡同里的老理发店，坐下了，他靠着椅背，从侧面看，黑色T恤绷着肚腩，勾勒出一个弧形。他29岁，有显著的“啤酒肚”，不过拒绝透露关于体重的秘密。

《智族GQ》的摄影师看见毕赣的头发有些长，和他开玩笑，趁这次拍摄把头发理了，毕赣回答，“是该剪了，实在太忙，有两三个月都没进过理发店。”

七八个人在毕赣周围布灯、打光、模拟拍摄，又拉来几个阿姨作为群演，狭小的理发店显得拥挤。毕赣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双手并列摆在双腿上，任由化妆师给他抓头发、抹粉底。摄影师让他对着镜头念对白，他的音调也毫无变化。

毕赣从小就在贵州凯里的一家理发店长大。父母很早离异，母亲独自一人开着理发店。他每次上下学途中都会到店里待一会儿，扫地，陪母亲聊天，有时直接上手帮顾客洗头，一直洗到他前往山西念大学。

毕业后，毕赣又回到凯里，家乡有湿气缠绕的山，“有山就有树，树会冒芽、开花，再到结果”。他在这里能感到时间流动，做梦，梦到在层层叠叠的时间里，人从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

现实却远没有这样梦幻，他首先被朋友介绍去了一个广告工作室，老板总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有天他和老板吵架，老板说滚，还说，“你有才华，但才华能当饭吃吗？”

这段挣扎与奋斗的经历被媒体反复渲染过。他接着去拍摄婚庆，考客运站公务员，靠说服母亲给了他两万块钱开始筹备电影，花完后又去考爆破证。毕赣的老师得知他要去当爆破员，咬牙掏出自己积蓄，他才能接着找来自己的亲戚朋友，20个人挤在两个群租房里，拍了两月，才有了《路边野餐》。

电影最后成了一个“惊喜”，也让无数聚光灯投射在这个小镇青年身上。《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拿下最佳新导演奖，之后又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也是毕赣的姑父，他回忆说，亲戚朋友一下都没法接受身边有个“天才导演”，《贵州都市报》报道“凯里导演毕赣书写传奇”，亲戚邻居只要看到，就买下报纸，送给毕赣的奶奶。

奶奶不懂电影，只知道是个好事。又有邻居亲戚托话来，下次毕赣要拍什么电影，你帮忙推荐我家孩子去当演员。等话传到毕赣那里，他没什么反应，只说再看看，有适合的可以。

T恤 Dior Homme

变化在毕赣身上悄悄地发生。毕赣以前每周都能去奶奶家，这两年一两月去一次。奶奶今年搬了家，在这之前，她住在一个封闭集中的老小区，里面有一座桥，每天都有互相认识的邻里在上边乘凉、唠嗑。毕赣现在得等到天黑，等到别人看不见他，他才去看奶奶。

当时，毕赣已经在上海开办荡麦影业，筹备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总是需要从贵州来返上海，家里写一段时间剧本，又跑去上海谈演员，确认资金，筹备前期。毕赣不得不走出凯里，现在，毕赣也要走出《路边野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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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镜头，到长镜头

在《路边野餐》那个令人瞩目的40分钟长镜头里，毕赣把时间缝合了起来。理发店是一个关键性场景，主角陈升在这遇见了自己的过去。长满黑色霉菌的墙上贴着过气女星的头像，陈升见到自己逝去的妻子张夕，他把小手电筒的光照进张夕的手掌心，皮肤泛着透明的精致的红光，陈升说，自己仿佛见到了海豚。

诗意的长镜头背后是糟糕的拍摄过程。剧组前后排练了20天，把剧本分成七八个局部，一个个排练。毕赣让摄影师和录音师分别坐在两辆摩托上，跟着设置好的路线。他们边拍边做处理，文本里不适合的马上就删掉。毕赣说，摄影师、录音师、演员之间要协调处理，工程庞大到不可想象，而且资金非常紧张。

毕赣觉得这段镜头遗憾太多了，他们一共拍摄三次，只有第一次的能用，但抖动得厉害。他最后一次找了一个废旧的上磁带的DV，想用一个“过时的”机器去拍这段影像，可DV太小，没法很好地操控。

这次，毕赣有了两千万的融资，决心要把《路边野餐》的技术瑕疵弥补回来。《地球最后的夜晚》仍然讲述一个在贵州凯里和虚构小镇荡麦发生的故事，罗纮武（黄觉饰）在离乡多年后，为处理父亲后事重新回到凯里，在挂钟内发现的一张旧照促使他开始寻找曾经爱过的女子万绮雯（汤唯饰）。

重头戏依旧是电影后半部分的一小时长镜头。黄觉摇着煤矿矿车，深入到十二年前的那个黑暗的夜晚，3D部分也由此展开。毕赣希望能像《路边野餐》一样通过持续的戏去获得时间，“前面一部分应该是断裂，像记忆，后面的那部分就应该是一个特别迷人的，出世的、不间断的画面，像罂粟，所以我用了60分钟的3D加长镜头。”

但这次拍摄，才刚开机就遇到了困难，毕赣对剧组宣布停机。主任来找他，一天开销几十万，不开机一天就亏几十万。毕赣说，那也不能开，你把导演费扣了。主任又回，导演费才多少钱，扣完了也不够。要知道《路边野餐》前期制作费也就20万，停机一天，就相当于浪费一部《路边野餐》。

毕赣不是不知道停机的后果。剧组一下变成两百人，每天从酒店到片场的油钱都不知要花多少。更别说比他经验丰富的职业演员都在现场，黄觉、汤唯、张艾嘉、李鸿其，停机十几天，怎么安置这些人？如果遣散了，还能把这些人召回来吗？

毕赣对我说，现场还没准备好，演员的档期却已经定下，他没法忍受场景还不完备就开拍，“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改建场景，你们可能真没法理解，所以永远补不回来，不停超支”。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并不专业，“我对国内的电影工业、电影制作完全不了解。”他延续了在《路边野餐》的习惯，经常在现场修改剧本。他觉得剧本的故事并没有很大意义，重要的是要抓住一种情感，有时是要抓拍摄场所的氛围和感觉，有时只是有了新的主意。

黄觉回忆说，开头原本定在一个废弃的火车，但开拍的时候，毕赣看到火车快被肢解了，他马上塞了两条烟给工人，说等我们一下，兴冲冲地跑回去改剧本，改成了一个围绕被肢解的火车进行的场景。

还有一场戏是黄觉从水池里冒出来，毕赣对剧组说，他想让汤唯走在水上面，美术部门没办法，就在水里垫东西，想着怎么才能不那么明显，当天晚上把水抽干，垫了台子，为了防滑，又在上面加了布，布在水里要缝起来，又拿钉枪钉。黄觉说，“他就必须有那股劲。”

有时大家一时没法消化毕赣的创作要求，他会“百分之百的坚持”，解决办法是，直接说，告诉他们最后要达到的美学效果。他认为拍电影不是为了呈现一个结果，“电影的时刻是存在于当下拍摄的时刻。比如看见火车一归来，诶，我要用个火车，然后就拍。那个时刻是我自己的电影时刻，一个人想做什么只有一次机会，一种面貌。”

等到了这次的长镜头，最难的还不是摄影，是灯光。长镜头在一个矿里，一层层跌落，一共长达三公里，毕赣说，“要方圆三公里都得打灯，灯光还得有变化，维持住我想要的美感，而且3D的光圈必须维持在4以上，得有很多打光的范围。”

黄志明之前是王家卫的御用灯光师，这次也加入了剧组。毕赣对黄志明说，他想要一个旋转的房间，得360度转起来，但是要把空间切割出来，不能用灯。“一般人估计就走了，而且还是个大师，结果志明老师说好，我去想一下，他想了一个星期，任务就完成了。”

但坚持也意味着代价。剧组更换三次制作班底，电影从2017年6月开拍，原本定在10月结束，拖延到12月，长镜头的最终方案还没能确定，但最初的资金早花完了。此时毕赣仍然对长镜头剧本最后的落点不满意，创作团队建议毕赣，趁演员都在，不如先拍，实在不行就当是一次演练。毕赣心想，我拍过长镜头，我知道要准备成什么样子才能拍，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做完准备工作，毕赣对黄觉说，觉哥，我们回办公室去聊一下剧本。逃回办公室，两人都没好的想法，不愿再聊。毕赣就问黄觉，你手机有《王者荣耀》吗，黄觉说春节前就删了，不打了。毕赣又问，要不再把它下回来，我们一起组个队。黄觉死活不打，毕赣也不好意思自己玩，两人尴尬地坐在房间里，没有说话。

毕赣觉得《王者荣耀》不值得玩，“但确实是心里有点压力，没办法”。黄觉事后才发觉，毕赣当时是在向他求助。

拍完长镜头，毕赣看到素材，觉得不能用，投资方说那回去再考虑。毕赣心想，完了，没机会拍了。如果到最后别人觉得这次还挺好，那怎么办？他心里没底，以前自己做决定就行，现在是拉着一大帮子人下水，都超支这么多钱了，其他人还像小孩一样陪着自己玩。

等投资方回应的那一两个月，毕赣每天待在家里，私底下，他一点点把这部电影里自己公司的股权稀释掉，以换取新投资。母亲旁敲侧击听说了一些情况，问毕赣，要不要我把凯里的房子给你卖了，你继续拍。毕赣回，你那套房才几十万，能顶几天啊？你千万别搞。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会慌张的人，这次压力没地消解，就往脑袋上排。他犯了毛囊炎，后脑勺长一个大包，灌脓，每天吃抗生素，擦药，都不管用。回到剧组，毕赣后脑勺不得不贴着一张餐巾纸，不然脓会让头发粘在一块。有次毕赣想要陈永忠再过一次他的戏，毕赣拍的时候，对陈永忠说，今天状态好一点，别出错，争取几条就过，别让我在这里受罪。

快过年的时候，投资方传来消息，可以再拍长镜头。年三十的前几天，毕赣记得，所有演员的时间就只剩这最后的档期。剧组排练两天，拍摄两天，第一天废了，第二天第一条废了，只有两次机会，第五条终于成功了。

毕赣说“够了”的那一刻，他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后来毕赣和陈永忠一起出去喝酒，毕赣还总是一聊聊回《路边野餐》。陈永忠说，《野餐》就像大家一块玩儿，《地球》承载的东西就太多了，得对得起投资方，还得考虑后续的上映，影展，太复杂。

❸

不妥协，还是不妥协

一个陌生人追随《路边野餐》，一直找到了毕赣母亲开的理发店。毕赣很久以前和母亲打过招呼，遇到这种情况，就说他不在，母亲照着回复，但还是邀请年轻人进来，一起吃饭，结果毕赣刚好就在理发店里。

毕赣一问，发现年轻人是学电影的，他心想，这人是想得到某种精神支持。《野餐》之后，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一次，毕赣还听说，有人因为《野餐》把工作辞了，转行去拍电影。“他们因为《野餐》改变了想法，得到一些力量，人生因此改变，那一部电影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私人的事情。”

“如果连我都变成差不多得了，或者说我使劲全力了都只能做成这样，那些在乎我电影的人会不会很难受？”他停顿了一下，“因为电影太容易妥协了。”

等到5月，戛纳电影节发来消息，《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一种关注单元”。

毕赣带着剧组主创还有投资方一起去戛纳。媒体首映后的第二天，团队得知《地球》“爆”了，多家媒体预测，这是“一种关注”大奖的头号种子选手。《好莱坞报道者》说，“毕赣用《地球最后的夜晚》带我们穿过记忆、悲伤、以及他独特的影视魔法。”《Desist Film》说，“在他的镜头下，电影就是造梦，而在梦里，哪怕再稀松平常的故事也必然都是梦幻多彩的。”隔天的第二场放映，一票难求。

5月19号，戛纳宣布获奖结果。当时陈永忠正和经纪人在街上乱逛，收到消息，《地球》一个奖也没拿。陈永忠问经纪人，这是开玩笑吧？经纪人回答，是真的。他们赶紧赶回公寓，看到大家都坐在那，不说话。毕赣还开着电脑，放邓丽君的歌。

我问毕赣对参加戛纳的看法，他说拿不拿奖不重要，但如果获奖，至少能有个交待。毕赣对《地球》的票房没什么信心，他说这部电影最后的成本高达四五千万，“我觉得就是少给大家亏一点。”

等戛纳结束，毕贛回到凯里，一个看着他长大的单身阿姨见到他，说了句，艺术家回来了。

“我一直都很排斥‘艺术家’这三个字。我也不是想做个艺术家，我是想拍好的电影对不对？”但毕赣说，从那一刻起，他就认可“艺术家”这个头衔了。

“什么奖项也好，鉴定也好，我都不认可。但像那个阿姨这样的人，说我是艺术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这个领域，却跨越了她的认知去理解，证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见的。”

采访、撰文 / 李颖迪

编辑 / 靳锦

摄影 / 许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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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许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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