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变法的看法（为何春秋战国时期要变法）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灭六国，建立秦朝，追本溯源是得益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富而兵强，在综合国力上逐渐地超越了其他六国，最后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

从秦国的统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先进的制度可以对一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李悝就曾经进行变法的改革，让魏国强盛起来。商鞅、吴起等人的变法思想都受到了李悝的启发。但是，李悝死后，魏国并没有对变法的内容彻底地坚持。

秦国的商鞅变法吸取了魏国的教训，抵抗住了旧势力的反抗，将变法的内容在秦国落实的非常彻底。

那么，问题来了：李悝、商鞅等人变法之前，各国实行的是周朝的制度，这套制度运行了将近八百年，为何这期间就没有人提出对其进行改革？

是啊，如果站在当时的统治者立场，他们一定认为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全国的土地都是我的才最完美。

但是，你想想，统治者想要对远离自己的土地进行直接的统治，那个时代，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作为支撑。

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社会的生产力又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条件是周朝奴隶制下的社会所不具备的，因此，周天子和诸侯们不得不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戚。

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们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的。

图 | 决定生产力的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对农业生产影响最直接的两个因素是：一、农业生产工具；二、农业技术。

这两个决定性因素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取得了技术的突破。

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农业生产工具上取得突出性的进步，是因为当时的冶铁技术取得了两项重大的发明，一个是关于铸铁（生铁）的冶炼技术，另一项就是铸铁的柔化技术。

这两项铸铁关键技术的重大发明，使得铁制农具很快在社会的农业生产中普及开来，促使农业生产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的提高。

•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中国早在殷商和西周的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很高水平的青铜冶铸技术，铸造大型的青铜器。比如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还有西周时期的“大盂鼎”、“大克鼎”等。

图 |　司母戊鼎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商周的青铜冶铸技术，在长期的青铜冶炼技术运用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铸铁冶炼技术也很早就在社会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这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如果要冶炼青铜或者铁，首先必须得将生的铜、铁进行熔化。其中，铜的熔点约为1083℃，铁的熔点要更高的温度约1535℃。

要想把熔炉加热到这样的高温，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古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面临何等的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风箱的帮助，普通煤炭的火焰温度很难达到铁的熔点。

因此，古代铁的冶炼技术的进步，也离不开风箱的发明。

春秋时代，中国古人已经开始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炉体可高达1.2到1.5米左右，炉缸上设计了一或两个鼓风口，并且带有鼓风设备。

图 | 春秋早期的冶炼炉

而发展到了春秋后期，古人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大幅度提高了炼炉的温度，于是，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古人将铁炼成液体，加速了冶铁的过程，大幅度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以及铁制工具的推广和使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到了战国时代，铸铁的工具已经在社会中开始广泛使用。

但是，早期的铸铁是白口铁，很不耐用。因为白口铁又脆又硬，非常容易折断。因此，当时的劳动人民从又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

第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铸铁经过高温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之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了战国晚期，又发展出了黑心可锻铸铁，这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其韧性要比白心可锻铸铁高很多。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铸件在脱碳不完全时，表面的外层已成为钢，可是其内层依旧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铸件完全脱碳时，白口组织就消失了，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其依然保有铸件的特点（有缩孔、气眼等特征）。百炼成钢，就是这个意思。

图 | 春秋时期的宝剑——龙泉剑

当时的人还利用控制退火的办法，创造出了表面上为低碳纯铁、中心高硬度的复合铸件。在使用中把铸件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特定的工具，要求既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又有要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在各个诸侯国范围内广泛地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性。

中国古代的铸铁柔化技术，要比欧洲早发明二千多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

二、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年间，桔槔的灌溉方法已经在中原地区普及，桔槔也代替了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

桔槔也称为“桥”、“吊杆”，是由两根直木组成的，其中的一根直木竖立在水源边上（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用绳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横挂的那根直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一条长绳，用来挂装水的容器（汲瓶或水桶），这种汲水的方法就是利用杠杆原理。

图 | 桔槔取水

人们在需要汲水时，只需要把长绳一拉，让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装满水后，一松手，由于另外一端结有石块，汲瓶或水桶就自动升上来了。

《庄子》中记载了春秋末年子贡的话

“引之则俯，舍之则仰”

——《天运篇》；

《庄子》还记载颜渊的话，说：

“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

——《天地篇》

这些话，都说明当时的桔槔利用杠杆的原理来汲水的情况。

三、耕作技术的进步

春秋早期，中原地区原本使用一种称为“耒耜”的脚踏工具。这就像今天的铁锹，耕作的人需要用人力一锹一锹地挖土，费力又低效。这种耕作方式叫做“垦耕”。

图 | 耒耜　

所谓的垦耕，就是用耒耜这样的工具将土一块块地掘起来。每掘开一块土，耕作的人就要退一步。想象一下，我们拿着一把铁锹去开垦大片的土地，这种耕作方法的效率可想而知。

自从春秋后期，为了提高耕作的效率，农民发明了牛拖犁来垦耕的方法，垦耕从这以后就变为连续向前的运动，用力少而效果好。

从出土的先秦时代的青铜牛尊来看，春秋后期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当时的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而且，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相关性的联系，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想而知，牛耕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青铜牛尊

为了让农田里的庄稼长得更好，中国的农民发明了一种简单却非常合理的种植方法——垄耕种植法。

垄耕种植，顾名思义，就是将庄稼成排种植在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垄上，垄与垄之间相对低洼的土地被称为沟。

为什么庄稼这样种产量就高呢？这里面有四个主要的原因：

• 一、它可以保证每株庄稼独立成长，互不干扰，光照比较均匀。这用科学的白话讲，就是能量转换的效率高。此外，由于庄稼排列整齐，中间有成行的空隙，比较通风，在快成熟的时候不容易腐烂。
• 二、它避免了农民在地里行走踩坏庄稼。农民为何在地里行走？因为，庄稼从播种（或者移植秧苗）到收获，需要除草、施肥和间苗，有一大堆的农田劳动要做。
• 三、便于灌溉。如果将一盆水泼到水泥地上，肯定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依然干燥。但是，如果地上有一道道的沟槽，水就会自动沿着低洼的沟槽扩散开了。在田地里，植物的毛细作用会让长在垄上的庄稼根部自动从沟槽中吸水。
• 四、提高土地恢复力和耕作效率。垄和沟在两季种植之间是互换的，每季庄稼收获完毕，要将田重新耕一遍，这时垄就变成了沟，沟就变成了垄，这一方面实现了土地的轮流修耕，可以保证地力的恢复，另一方面便于牲畜耕种土地，因为牲畜不可能像人一样往任何一个方向挥锄头，它只能在田里走直线。

图 | 垄作的耕种方式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垄耕耕作技术的进步、灌溉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大幅度的提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生产力包括了实体性要素，和智能性要素。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其中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组成部分，是标志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智能性要素包括了科学技术、生产管理，它们是生产力的真正决定性要素。

技术的进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因为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没有改变，新技术所蕴含的能量还远远没有得到释放。在春秋战国时期，最直接的体系就是土地制度，当时的“井田制”使得大量的土地收获不了它应有的产能，这就产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

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均实行周朝的土地制度——“井田制”。

所谓的井田制，就是用“井”字将一块耕地隔开成九宫格。九宫格外面八个格子称为“私田”，分别给八户农奴人家去耕种，产出的粮食农奴自己留下，但是，土地的所有权还在贵族手里。而井字中间的一个格子是“公田”，八户农奴都有耕种公田的义务，但是公田产出的所有粮食都要交给贵族，这就相当于给农奴私田的税收。

图| 井田制

这样一看，你一定感觉这“井田制”设计的还挺合理的，农奴们没有土地也不至于没饭吃。然而，这制度看上去美好，但是在它真正执行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实际情况是，私田的面积要远远小于公田，统治者才不会傻到将粮食白白给农奴呢，对他们来说，农奴的土地只要保证他们饿不死就行了。这样一来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是农奴，在搭理贵族的公田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我们会认真的去干活吗？

我们之所以说，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其制度来决定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 首先，我们每个人，天生是都具有惰性。是个人都想干“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不想自己过于劳累。这时候，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励人去努力工作。
• 其次，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能力各不相同。这也比较容易理解，有的人擅长种地，有的人擅长打铁。即使做一样的工作，付出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人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都各不相同。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会尽量将生产资源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人。

然而，“井田制”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农奴们对于搭理公田缺乏积极性，生产效率自然也提升不起来；贵族们想提高生产效率，在无法发挥农奴们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人为的监管，这样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但是收效甚微。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贵族们对土地的经营能力也存在差异，由于土地属于国有，不能买卖。那些经营不好土地的人也就无法通过交易，将生产资源转让给生产效率更高的人。你想想，如果一个纨绔子弟荒废了大片的土地，这土地那边际收益的价值岂不是被白白浪费了？

正是这样，在农业生产工具以及耕作技术都取得大的发展的情况下，眼看着“井田制”的土地制度抑制农业生产效率，制约着国家的发展，有头脑的诸侯、客卿们，都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因此，他们怀着发展生产力的强烈诉求，先后掀起了变法的风潮。

技术的进步，迸发了发展生产力的需求，这种需求促使社会的制度进行改革

李悝、商鞅、吴起等人，分别在魏、秦、楚实施变法。改革派与旧贵族之间进行了一场殊死博弈，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对历史的影响更深远。我们就以秦国的商鞅变法为例。

图 | 商鞅变法

秦国在变法后废除了“井田制”，将土地制度变为私有化制，即允许土地资源的自由交易。在变法后，秦国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新法规定了农民必须用实际的财物交税。这样，将税赋定为统一的标准，一旦土地产出大于税收的标准值，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劳动者自己的，这样他们对劳动的积极性必然会提高。这样，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
2. 耕地面积增加。新法奖励垦荒，这样一来，使很多荒芜的土地就有了交易的价值，贵族们纷纷将其开垦成农田。这样一来，秦国的耕地面积就多了，能养活的人自然也多了。
3. 生产资源能合理的分配。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通过土地交易，将土地从不善经营者手中，转给善于经营土地的人，以实现生产资源的动态分配。
4. 人口、兵源增加。井田制的废除，不但解放了农奴，使其成为农民。同时，在耕地面积增加，人口增加、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闲置的劳动力就是兵源。
5. 贵族没落、集权政治。因为拥有永久的土地、世袭的爵位，贵族才能世代影响政治。但是，在新法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允许土地交易后，贵族们一旦失去了土地，也就沦为平民了，在政治上就再也没有能力对诸侯施加影响了。
6. 郡县制-官僚政治诞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诸侯就能养活庞大的官僚系统，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了。国家的管理、组织效率大幅度提升，对六国呈现碾压之势。

经过了商鞅变法，秦国在农业生产力、生产效率、国家的管理、组织效率上都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秦国从此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对六国简直是“降维打击”，到了秦王政时期，终于统一了天下。

结语

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决定了人们争夺的利益各不相同，争夺利益采用的手段不同，其社会形态也就有所不同。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提高遇到制度瓶颈后，强烈的发展诉求必然会逼着社会制度改革。

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说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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