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有多少个城门（历史中安康的城门）

一、通津门

“通津门”是安康最古老的旧城门之一，早在明洪武四年（1371）指挥使李琛开始以砖砌城时，就有了这个称谓。在主要依靠汉水舟楫以通往来的岁月里，它是安康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门户。其所以命其门为“通津”，是缘于它“濒于江汉，估舶楫而转运易也”的交通优势。通，到达。畅通。流通、交换。《荀子•儒教》说：“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王制》解释为：“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津，渡口。码头。《论语•集解》说：“津，济渡也。”

明万历十一年（1583）汉水暴涨，将城垣市井圮毁，到清顺治四年（1647）城区恢复重建时，曾将此“通津门”与新筑的南城北门一般，取“众星拱北辰”之意而易名为“拱辰门”。对此更名百姓们似乎接受不了，于是便以“大北门”取而代之官方的新的称呼，并约定成俗沿用至今。尽管后来的“府署”借着对新、旧二城的一并复修，为别于新城北门，兼顾民风时尚，将此门之谓重恢复为“通津门”，但人们对“大北门”的称呼已习惯成自然。故而使得后人也包括今人，闻“通津”而不知所指，说“大北”一听就知“门”在于何方。

城门之谓为何能凭街而闻名？辨证而知：自其门而入的这条街得“通津”之便，堪称旧安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称其“大”系指其街道宽阔之大，商业贸易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性质之重要为城区街道之最。以明代算起曾经沧海六百余年，宽阔之状故我依然，时至今日尚不见其过时，足见当年以“大”来言街名，其言不虚。如此，“大北街”以“通津门”而兴盛，汇商界巨头；“通津门”以“大北街”来别名，联湖广俊彦。城门换帜，自在情理之中。

“通津门”上于嘉庆十六年（1808）改造，增筑城台并重建城楼。在喧喧闹市之侧，层层阶梯之上，倚楼极目：“牛山叠嶂”斜阳兴废远；凭栏临风：“汉水晴波”流虹乱晓光。只可惜，此门此楼皆毁于1983年洪水之中。

二、临川门

在安康的古城门中，另有一临汉水而望牛山的门，叫做“临川门”。其故址与旧的“关庙巷”相贯通，即今之“龙窝街”的西北出口处。于明万历年间“大水圮城”后便废掉了。到了清康熙五年（1666），有“宝丰街”（也就是今天的“小北街”）士民，请于在其街北的城堤开启城门时，不知何人将原“临川门”的石额寻来，移至此新开的城门之上，“临川”之“门”遂由西而到了东。

所谓“临川”，临者居上视下。《诗经•邶风•日月》写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川者河、川的流水。《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说：“两山之间，必有川焉。”《金楼子•后妃》又说：“川流不舍，往而不还者，年也。”秦岭，巴山之间，川流者汉水也。故“临川”之义应为：居高而临下，观汉水之奔流，以饱经忧患，见证沧桑。

随着汉水航运业的发展，“通津门”外的水旱码头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临川门”既开，不仅为码头上的货物中转，劈开了一条通关大道，也使得“宝丰街”于交通地利方面受益匪浅。尽管此街与“大北街”相比要狭窄许多，为攀附“大北街”的辉煌，便附庸风雅将己之“宝丰”弃之不用，定要相对于“大”而改称“小北街”。“临川门”也随之被口传为“小北门”，两“小”均流传至今。

然而，此门毕竟地势微低，道光十二年（1832）夏初遭遇连连暴雨，致使汉水泛滥，接着就倒灌入城徒成泽国一片。待水势渐退以后，城堤及其门楼已被洪水浸塌。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时，将门基升高并以“大北门”形制筑台建“临川楼”一座。登临其上，观门前汉水形若弯弯半月，大小江舟泊岸卧波。码头之上往来济济货物有装有卸，一派繁荣景象。门称“临川”不虚也，“小北”之变实在可惜。

三、安康门

“安康门”是旧时走旱路经由平利而通蜀达楚的南大门，也是城区中最为古老的五处城门之一，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故址在今天的兴安路以北、古楼街的南端，是当时“金州”治所的城南大门。其所以命之为“安康”，是因为素有“安宁康泰”之义的“安康”二字，不仅是本方古郡县的旧称，且有安定、舒服；逸乐、安逸；安全、稳定等许多寓意，以及康乐、康宁；丰盛、殷实等无尽的内涵。

然而天下之事，有些却于常理中通它不过。堪称吉祥如意的“安康”之谓，也会因种种原因被弃置不用。

“安康门”内大街，本名为“安康路”，明万历十七年（1598）知州姚凤翔于街衢四达之处，修崇台，建“文昌阁”。该高阁不幸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毁于大火。康熙二十五年（1686）总镇程福亮捐资重修，工未竣而程总镇离去，仅存台基，后因年代久远，当地人呼之为“鼓楼”。如此约定俗成，“安康路”便被“鼓楼街”取而代之。

“安康门”外有旧筑土桥，数为濠水冲浸。郡守郑福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重建，桥之名因城门而曰“安康桥”，万历十一年（1583）又毁于洪水。至三十二年（1604）守道李天麟重建，以陈家沟与施家沟水汇流之故，以“会源桥”取代“安康桥”。

地方如此，皇家依然。唐李隆基天宝十四年（755），安史起兵叛乱。到李亨至德二年（757）尽管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但李亨仍憎恶至极厌见“安”字。遂以“安康郡”治所在汉水南便将其改称“汉南郡”，又因水之南为阴，故将“安康县”亦改名为“汉阴县”。美好的“安康”之谓，无论是街名、桥名还是地名就这么被弃之。惟此门用“安康”，只是当地人的一种精神寄托。直到清乾隆年间朝廷采纳了巡抚毕源“将州属之汉阴县改为附府首县”的奏疏，并以“查兴安当为古安康郡，应即请为安康县”的意见，将“汉阴”重恢复为“安康”迁入府属旧城。

挥之不去的安康城及“安康门”在嘉庆年间复修时，增筑瓮城，在四隅砌女墙于外。内城重修“安康楼”望之屹然。待后城西有了“兴安门”，相形之下一大一小，由此就有了“大南门”这一称谓。

此南门《县志》传下古语：顺治年杨知州曾将斯易改“向明”；《府志》续有新章：嘉庆时叶郡守又把它复称“安康”。拾级而上，背水面山：旧城“安康门”与新城“拱辰门”遥相对峙。登临以观负阴抱阳：“万柳堤”将新旧二城珠联璧合。漫步城头左睇“兴文门”于东，右睹“兴安门”于西，有此二楼阁相随，惟“兴”而盛。极目远眺宋筑“万春堤”在先，明修“长春堤”在后，赖此两堤防护卫，得“春”而媚。

四、兴安门

旧“兴安门”在今之兴安路北，与现在的金州路交汇，属于老安康城邑西拓的部分，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名随府称，谓之“兴安”。兴者之义为起来。兴起。兴盛。《国语•周》有言：“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安当指安宁康泰，意在企盼安康兴盛。《诗经•风氓》歌到：“夙兴夜寐，糜有朝矣。”《礼•乐记》亦云：“明于天地，而后能兴礼乐也。”既兴起，起来与人共享升平之乐。

此门因其规模与气势，远不及“安康门”，相对而言又被俗称为“小南门”。“小南门”小而不古，变故却极多。道光十二年（1832）汉水泛滥，旧城圮毁殆尽。重建工程浩大且款项更难筹集。因权衡轻重遂将此门封堵以节资费。阻塞六个春秋方重新开门，并于城门之外增筑“登春堤”为避水之路。不料仅过了二十年，又遇咸丰二年（1852）汉水暴涨决其门而淹城。再次修复时，便只开其门而不再恢复城楼。

旧“兴安门”作古已半个世纪。今城东新筑大广场，长堤开壑，再启门楼。门有“兴”而旺，楼有“安”则祥，“兴安门”因此又被“挖掘”出来而成为：街心净土，市内桃园。

皇权帝制俱灭，汉江活水长流。“兴安门”换过环境后，活了。它敞开胸怀，远迎宾客，近纳乡亲：楼之左右路畅，熙来攘往，游客可以自由行走；门之前后坦途，车水马龙，公民依然平等消闲。平民百姓到此，当回顾前朝师表；公仆领导莅位，该邀瞻古代清官。今日游人，追思先辈贤人；后代游人，再思今日贤人也！

登高祝愿：振“兴”家园，“安”而更康。

五、康阜门

“康阜门”，安康城最古老的城西之门，因而又俗称“老西门”。老的意思是：历时久长的。陈旧的。与后来、新相对。由此而可见：后来又有了新的事物变化。

早在明初，此西门先是被命名为“宁远门”，位于今天的安悦街之西，西大街之东。明万历年间大水坏城，在复修未竣之时，因明、清改朝换代而中断，加之州署将重心移于筑建新城当中，到顺治四年（1647）复修旧城时，“截城西半移筑西门于萧家巷口”，即今之“兴家仓口”。取《宋史•乐志》八“永尔康阜”句，更西门名为“康阜门”，意在期企安康“安乐富庶”。

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虽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代间，汉水数次涨溢淹城，数次兴工复修，“惟是草创之初，物力既艰，经营未备”，顾及了旧城则堕毁了新城，顾及了新城则圮坏了旧城。嘉庆初年开始新、旧二城同时并建，旧城重又恢复至顺治年间所“截城西之半”，就旧基再建新“康阜门”，并“挖洞甃门”增筑瓮城，添修女墙，新盖“康阜楼”供奉“财神赵公元帅”。又疏浚城外西城隍堰，加固其上之“康阜桥”，至此西门复于旧址。

出此西门正西为今之西大街，曾随“康阜门”而谓之“康阜街”；而门的左右为今天的金州路，亦随门外的西城隍堰，而分别得名为“南、北城隍堰”；门内瓮城之上，合城士绅于清光绪九年（1883）依就城墙整个北段和东段的一部分，建有平面呈倒“7”字型的一座高台仓库，存放着专门为赈灾而备的谷物，名曰“安悦台”。民间则以其高高在上的特点，直观地称呼为“仓房楼”。唯由此台而得名的“安悦街”仍保留着历史的记忆。

社会是发展的，就在恢复该西门的同时，城区亦向西拓展扩大了许多，于是又有了新的西门。然而，城市是有生命的，其中如两个西门的名称，不仅是两个建筑物的文化代号，也和它们各自的生命一样，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含义。正因为“康阜门”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命运，老安康人才以“老西门”来区别于新的西门，这就是“康阜门”历史命运的容器。

八、迎恩门

清嘉庆年间，在今东关北正街的北出口增筑了一道城门，被命名为“迎恩门”，即迎接德惠之门。然而，所迎者何德？所接者何惠？要知个中原委，得从此段城堤说起。

此堤名为“惠壑堤”，筑于明万历年间，东缘长春堤溯水滨而西接旧城东北隅，即自今之东堤至暴家巷北出口段。汉水涨溢，全赖此堤捍御。乾隆二十年（1755）复修时，又于堤内筑老君殿三楹，雕青牛一尊，想以此法护堤，再以堤护城。不料于十二年之后反被汉水、黄洋河水及南山施、陈二沟之水，四水合一灌入郡城，堤险城亦崩。

同年入冬，王希舜莅任兴安知州，立即捐资并亲自督役，“计募夫一千三百名，共用工六万五千数”。完工之后即再遇大水泛涨，眼见得滔漭将要漫越过堤，城内士民皆哭泣命危难保，王知州急赴堤所观之无奈，情急之中焚香祷告于山川社稷，愿以己之身保黎民安全。恰在此时洪水开始回落，郡中之人以其之诚“能匪躬，能感神，能保百姓”，恩也；本州通判石潇于固堤之时“催夫役最能勤事”，惠也。《荀子•大略》云：“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为追思先贤，故将此门以“迎恩”谓之。更有旬阳县知县杨仑，白河县知县龙家佐，助建堤防劳绩颇著，因之又于门上再建“迎恩阁”，以慰旬、白二县过往之众。

闲暇入阁，临窗东视，“石梯远渡”与老津关依偎着北出关中道口，任往来货船停棹中转。每遇夜晚，一轮明月高悬，无数江舟微动，灯火如星，水波闪烁曲折摇曳，宛如银蛇滑动，形成新的“长滩渔火”之景，常为文人墨客所吟唱。此情此景当追思先贤，能不感恩戴德乎！

九、兴文门

若用方言俚语来形容安康的旧城，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可就这弹丸之地，就其当时文化建设而言却十分的宏大。《旧志》有记，元代即有文庙及儒学，许多设施虽经数次洪灾侵袭，却又有历朝各代的修葺扩建。仅儒学内就有：大门、仪门、博文斋、约礼斋；号房、馔堂、退思轩、明伦堂；圣学真传坊及学正训导宅。加上启贤祠、文昌祠、敬一亭、尊经阁、奎星阁与园圃、马厩，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大何等了得。

然而，清人刘士夫于乾隆十二年（1747）任兴安知州时，却在其所作的《文峰书院记》中写到：“兴安一郡，僻在江南，向来士风未振。诸生中非无忠信之资，而经明行修竞乏其人”，纠其原因，“所以鼓舞成就者制未备也”，故而“夫士习与民风相为表里”不一，惟有“士习则言坊行表足以矜式乡帮，悔过迁善有潜移默化于不觉者”。

基于期盼振兴文治教化之心，嘉庆年间在今之兴安东路以北与东关“静宁寺”南交汇之处，新筑的城门即取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中“今南郡获白虎，亦偃武兴文之应也”句义，命此门为“兴文门”，门上之阁亦称“兴文阁”。“兴文”者即振兴文治教化之意。

“所以尊崇圣道，循序叙彝伦”，入斯门则思圣贤之道可敬可尊，登斯楼则思书院之地不可忽也。有书促有德，皆有为之士；无知夸无畏，乃无耻之尤。阳明此理，即萌鼎新之念。

虽僻在汉南，也有千帆百舶可通四海，学富五车字羲宏论者也是有的：重续方志，鲁长青史笔悠悠；再吟新曲，刘应秋诗兴浓浓；归田惠安，王玉澎乡情切切；兴文教化，张补山书香盈盈；赋记各体，李廷生书声琅琅；诗文两精，董朴园著论多多。兴安，毕竟不是藏污纳垢之地；文治，方可成育才教化之乡。门曰“兴文”可谓用心良苦也。

十、仁寿门

古之东城门在今天的“暴家巷”与“篦子巷”之间，明代洪武初叫“朝阳门”。后因明万历年间的大水圮城，以及灾后知州署衙的迁移，尤其是明、清的改朝换代，到清顺治年间复修旧城时，为体现“言仁者安静，故多长寿”的思想，取《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之义，故而更其名为“仁寿门”。

仁即仁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相亲相爱之心。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言人，己欲达而达人”指的就是此义。寿即长寿。“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仁寿即《汉书•董仲舒传》所言：“尧舜行德则民仁寿。”

此城门外筑有用砖砌就的城隍，上架着可以并排行走双轨车马的桥梁，桥随城门而得名，清人刘应秋有《修仁寿桥记》已述。“桥之左右居厘而列肆，其中建一亭以通往来。登斯亭也，诚五岳不足以拟其坚，六螯不足以况其巧”。城门有三，正门居中，两边各开小门以便民通行。内中东大街高宽辐凑，市井繁荣。城门上的楼阁设义学于其中，知州王希舜捐资延士教之。“仁寿门”之广大为诸门之首，因而又俗称其为“大东门”。

“仁寿门”之大更在于传统美德，尽管古称寿考富贵为福，世俗有福禄喜财之说，而“仁者寿”之大内涵则在于人生的德性行谊。《尚书•洪范》有言：“向用五福始。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而不仁则祸害千年，活着又有何益。钱为身外之物，富贵之根本则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不然岂可安享康宁。惟攸好德者，纵考终命则会死而无憾。

“人之初，性本善”是古代圣贤教化人民，从娃娃抓起的格言。大公无私，诚实守信，以德报怨，慈善简朴是中华民族传统之美德。以商贸为中心的安康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买卖不成仁义在，乃“仁寿门”之大文化也！

十一、朝阳门

今天的“朝阳门”是清嘉庆年间修葺旧城时，以东关商旅所聚之地，东就“长春堤”，北托“惠壑堤”，南因“白龙堤”加顶增埠而于“长春堤”开启的东关城门。要说，早在明万历年间大水圮城前，旧城东门的名称就是“朝阳”，清顺治年间复修时，才以“仁寿”取而代之了它。如同城西“宁远门”的命运一样，得名早而落脚迟。

此门称“朝阳”，读音却有二。在此音应读作“朝（招）zhāo阳”，“东曰朝阳”，为其得名之根本，义为初升的太阳。晋•潘安仁（岳）《藉田赋》说：“若湛露之晞朝阳，似众星之拱（共）北辰也。”在此若读之为“朝（嘲）chāo阳”，义则不通。其一，朝水之北为朝阳，属古南阳郡的县名，在河南邓县东南；济南郡亦有朝阳，在山东章丘县西北。其二，古语中凡访问皆称为朝，后专指臣见君为朝。“朝阳”见太阳之义，为古代帝王祭日之礼。今人大多谓之“朝（嘲）阳”谬误曲解也。

“朝阳门”的开启，方便了靠肩挑背扛进行货运的交通。那些以经营皮张、茶叶为主的本地回帮，将一捆捆牛羊皮，一包包陕青茶，用一条扁担挑至河边渡过老津，经由旧子午道送往山外。或直接装上大帆船，消失在尽头的太阳升起的天水间。

然而关于历史，当年“朝阳门”之名的废止与重新有了立足之地，关于传统文化，它的正确与误读，“安康细节”正在被人们遗忘。许多隐没的历史，特别是那些活在真实中，而非概念里的历史，或曰普通人当下的历史，却渐渐地浮出了地面，“空口无凭”的传说，反被赋予了“史”（口传史）的意义而登上了大雅之堂。察文物而识雅尚，面对“朝阳门”，安康人应识得“安康细节”。

安康新城四门名称考

“新城”之称谓单从字面上讲，似乎并不难理解，即：新筑的城垣。但安康之“新城”自有其非凡的个性，这里言“新”者，一指初次出现，与“旧”相对：二指“吐故气而纳新气也”。

明万历十一年（1583）安康的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汉水暴涨，圮毁了州城：二是将“金州”易名“兴安州”。第二年朝廷准允了分守道刘致中，请筑新城于赵台山下，并将知州公署一并移于新址。

建成后的“新城”又先后经过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嘉庆十六年（1811）和同治十三年（1874）三次兴工，使其周围计长满六百九十三丈四尺，高两丈八尺六寸，修造排垛女墙一千零四十四面：四城门皆有瓮城及城楼，城之四周筑有城隍泻水，各门外架桥于城隍之上。充分体现了当年改筑新城的历史成因及美好愿望。

四门石额分别为东门：取唐人张籍《赠殷山人》诗中“满堂虚左待，众目望乔迁”句，谓之“乔迁门”。“乔迁”意在“自低处升高处”。《毛传》：“乔，高也。”喻人搬到好地方居住。

西门：取《汉书•高帝记》元年：“吏民皆按堵如故”句，谓之“安堵门”。“按堵”有相安、安居、安定之意。“按”通“安”，汉末学者应劭曰：“按，按次第；堵，墙堵也。”唐人颜师古注《汉书》：“言不动迁也。”

南门：取汉人杨雄《法音•孝志》：“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句，谓之“阜民门”。“阜民”者，财实殷盛，富足康乐。晋常琚《华阳国志•蜀志》：“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宋史•乐志》十三《化成天下》：“极塞成清谧，齐民益阜康。”

北门——拱辰门

北门： 则以《论语·为政》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谓之“拱辰门”。“共”通“拱”，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用道德。就像北极星一样，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星都围绕着它。”

安康的老城城与新城

地老天荒，沧海桑田。流失的岁月仅给我们留下“新城”这个特定的名称。表述“新城”情节的四门名称，也早已被人们淡忘。惟有北门内城的门洞，屏气静心地审视着穿门而过的每位过客，以及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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