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千年集市有哪些地方（云南集市地名特征及其语言文化内涵初探）

云南集市地名的源起及其内涵

(一)“街”的语源考释

云南集市曰“街”在滇域有记录一般认为起于元代，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市井”者，古之街市也，这是目前所知云南称市为“街”的最早记录。后，明清时期有关“街”的记录便渐多起来，明谢肇淛《滇略·卷四俗异》:“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滇谓之街子”，明徐弘祖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去黔入滇，在随后两年的游览日记中提到在今滇东、滇中、滇西北一带有街子，如滇东曲靖马龙有兔街子，滇中寻甸羊街子、狗街子、牛街子，滇西的宾川有牛井街，洱源有牛街子，永平有狗街子，腾冲有新街等。由此可见，至明代街子已广泛分布于云南地域。

根据考证，云南官话方言最早也当形成于明代，其语源上为以南京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在“西南滇域的延伸性地域演变方言类型”，但“街”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显然不是明代及之后才使用于云南的，因为江淮官话地区的集市通名大多称“集”而不称“街”，其次“街”在云南被用作集市通名至迟在元代就有记录，那么说明它的使用应该早于明代。云南在宋代及之前主要为夷人“自治”，“直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之前，这里已经没有汉语的地位”，而元代以军事方式移民云南的汉族数量有限且多与蒙古等少数民族共同屯戍，故“汉语在元代不可能成为云南大范围内各民族的通用语言”，“街”似乎不太可能在元代突然出现，从语言记录的滞后性来看，既然作为集市通名的“街”于滇至迟元代就有记录，那么它在宋元之前就应该已经出现，明代移入云南的江淮方言显然不是其语源。

学界一般认为，云南在宋代及之前难通汉语，原因是这一时期虽有少数汉民因经商、驻戍等迁入云南，但数量极少，且在短时间之内都融入夷民之中，特别是“自唐中叶南诏独立后，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云南处于中原的版图之外”，至南宋后期，中原“与大理政权的官方联系基本中断”，以至在今汉族聚居的滇东地区当时都要“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宋代及之前汉语在云南的使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可据历史记载，云南在宋代及之前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从未中断”，滇域夷方对汉文化具有推崇的心理，以至以白蛮为主体的地方统治集团“传统习惯上有一种心态，认为借用汉语多的人文化水平高”，把说汉语和识汉字看成是一种有身份的象征。根据研究，宋元之前汉语在云南虽多被夷化，但并未消失，它“通过与白语等夷语融合隐藏的方式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例如白语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古汉语词汇”，这是最有力的例证。但云南官话方言形成于明代，且源自江淮官话，而“街”在江淮官话方言中并不用作集市的通名，同时云南“街”作为集市通名早在元代就有记录，那说明此前传入云南的汉语应该是一种有别于江淮官话而更为古老一些的方言，云南的“街”应与这种方言有渊源。

宋代及之前，云南南北向的交通格局决定了汉族移民及汉文化主要源自古蜀地域，元代虽开通东西向的普安大道，但此时期东边的移民并未大量迁入滇地，仅有的六千戍滇军士仍主要为蜀籍，因此，宋元及之前“云南当时的土著汉语的来源主要是古川蜀汉语”。但通过调查四川集市的命名，会发现今四川所用集市通名主要为“场”，而并非云南的“街”，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地理志）记载“蜀谓之场，滇谓之街，岭南谓之务，河北谓之集”，《丹铅总录》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可见四川至迟在明中后期，“场”在蜀地就已用作集市通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稍后成书于天启年间（1621至1627）谢肇淛《滇略》（卷四·异俗）提到“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滇谓之街子”。这样看来，明中后期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蜀地当时有“场”和“亥”两种不同的集市通名称呼，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纵观今四川、贵州到湖北一地的集市通名多曰“场”，再结合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来看，“场”在四川作为集市通名的出现应该是明清以后较为晚近的事情，而“亥”应该是宋元之前的集市通名词汇。四川地理条件和位置特殊，为历朝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两代因战争和天灾等因素，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但落后的川西和川南一带受到兵灾战乱的影响要小得多，明清两代的湖广移民主要填的是川东区域，川西和川南一带移民相对较少，古蜀语存留要多些，语言上体现为入声不读阳平，我们一般把川西和川南的这些蜀地方言称为“老四川话”。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指出集市在“西蜀谓之亥”，进一步明确了“亥”的使用范围，说明当时这一词在川西地带保留着，而云南和蜀地在宋元及之前，因五尺道、灵关道、蜀身毒道等南北交通的联系，一直关系紧密，汉族移民及汉文化都受到蜀地的极大影响。因此，云南把集市通名称为“街”或“街子”，追溯之应与古蜀语相应称之为“亥”属同源。

但“街”和“亥”的读音在今天看来相去甚远，难以相通。街，中古音为古膎切，音韵地位是见佳开二平蟹;亥，中古音为胡改切，音韵地位为匣海开一上蟹，二者韵母虽同为“蟹”摄，但声母有异，即“街”属见母而“亥”属匣母，但见匣两母在古代的发音部位是相同的，即都属舌根音，区别主要在清浊（见清匣浊）。见匣这两个声母在古代可以通转，如“古”为见母，但由其充当声符的“胡”则属匣母，“亥”为匣母，但由其充当声符的“痎”则属见母。据此看来，古代“见匣母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互通，殆无可疑”，故“街”和“亥”在古代通读见母k具有合理性；又，明代方以智在解释蜀集曰亥时，在其《通雅》之“天文”中专门指出“亥音皆”，而《中华字海》释“街”时明确标出“街音皆，两旁有房屋比较宽的道路”，两相对比，可说明“亥皆街”三字在当时是完全同音的。因为，“皆街”二字的古代音韵地位完全相同，即同属蟹摄开口二等平声皆韵见母，“皆”于今成都话中白读为“kai44”（与“街”同音），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话中“皆街”都只读“kai55”一个音，而云南至今“皆街”二字仍完全同音（如昆明话都读“kai44”）。据此可证，云南的“街”和蜀地作为集市的“亥”，在古代完全同音，故它们二者因读音相同（意义也相关，后述）而致以“街”替代“亥”便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那么，集市在西蜀何以谓“亥”，它于今云南又是怎么变为“街”的，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它们的渊源。明陆深嘉靖二十四年（1545）《俨山外集》（卷十八·豫章漫抄）提到“市井之区谓之亥者，不知何所取义”，引说“西蜀谓之痎，解之者曰，如疟疾间而复作也”，最后推测“南中诸夷谓之场，每以卯丑酉日为市，故曰兔场牛场鸡场，岂用亥日为市，故谓之亥云”；明代的《五杂俎》（1616）（卷三·地部）解释“西蜀谓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疟也，言间一作也”。据这些记载反映，“亥”原本为“痎”，乃古隔日循环发作的疟疾，而西南的农村集市并不发达，在古代也是隔日或几日依次循环，集市抑或多赶亥日（今曰猪街），于是自发地尚无确定通名的初级集市，便与“痎疟”或十二地支“纪日”之“亥”有了关联，于是集市通名便称之为“亥”，渐至普及，亦称“亥市”。唐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诗曰“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解释“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明方以智《通雅》之“天文”卷载“亥音皆，言如痎疟间日一发也。讳痎，故曰亥市。一说以寅、申、巳、亥日集市俗称亥市”。至此，“亥”便由个别的专称（痎疟名或地支名）转变为一般集市的通名了。根据前面的分析，“亥”与“街”读音是相通的，但字义并不相同。“街”在《说文解字》中指“四通道也”，即“四通八达的道路”，后有街巷之义，通道和街巷自古及今都是人员极易来往聚散之地，故后又引申为街市，“街”作为集市之称其实也很早，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之“不苟”中有记载“公孙枝徙，自敷于街”，这里的街即指集市。至此，“亥”在指集市这一意义上便与“街”同，在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作为集市的地方与“通衢大道”的“街”意义更为密切，而“亥”的常用意义更多的是纪日的地支用名，因此“街”最终代替“亥”成为蜀滇区域的集市通名，根据前面所述的文献记载，这种更替至迟在元代之前就已完成。据研究，“中原王朝在宋元之前，主要以川蜀为据点而治滇”，故云南在宋元之前，汉语和汉文化主要受川蜀一地的影响，集市称“街”追根溯源在当时应来自蜀语，但如今集市谓之“街”已几乎成为云南独有的称呼，明末清初李实《蜀语》记录“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又清刘献廷《广阳杂记》载“蜀谓之场，滇谓之街”，说明川蜀至迟在明晚集市就已称“场”并延至现在，原因就是四川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时期，因战争和天灾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于是自明初开始朝廷就迁湖广之民填实四川，受湖广方言文化的影响，现在川黔及湖广一带基本都称集市为“场”；而云南偏安一隅，历史上并未遭受大的战争，宋元之前的原著人口结构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故“街”（当时也或称“亥”）作为集市的称呼就在云南存留了下来，后自明代伊始，汉族大量移居云南并至迟在明末人口就已“超越所有土著的总和”，但原土著民族的分布仍基本维持原来的格局，这就非常有利于原有集市地名称呼的延续保留，虽然明代及之后，江南湖广籍移民带来了汉文化，但“客随主便”，云南原来集市称“街”的通名早已“先入为主”并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故其便在后世一直得以延续并扩展至滇域全境。

（二）“街”是滇域特殊人文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街”作为集市的通名，其在云南源远流长，作为词汇的意义来说，它尚保留着宋元及之前的历史层次。明代及之后，滇地的“街”并未因移民而被江南一带的“集”和湖广一带的“场”所替代，除民族分布的相对稳定保证其生命得以延续外，还与云南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是滇域人文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当地集市的自发形成与道路具有天然的联系。滇域系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平均海拔二千米以上，其高低相差达六千多米，高山峡谷相切，“高原、山地面积占云南省总面积的94%”，坝区仅占6%，典型的高原山地环境以及高山深谷相切的地貌，使得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自历史至今都一直显得较为缓慢。“集”之本义乃“聚集”，“市”为“买卖之所”，“集市”就是“农村或小城镇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商品交换形式”，人、物品和场所是其形成的必备条件。集市场所在北方及江南多为人们有意识地划地设置（甚至会考虑政治性和安全性），地点的设置与道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需在相应规定的地点聚集交换物品就可“集”，随后可因“集”而形成交通汇集的市镇；但在经济和交通条件落后的云南则相反，这里一般是先有便捷的交通要道，最后因顺“路”方能自发形成“街子”。云南地势起伏较大，沟多谷深，河流对地表切割强烈，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域内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立体的小型自然生态区，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相对低平的山间坝子及其边缘地带，受地形的阻隔，这些散布的村落“与外界由一条或数条通道连接，处于半封闭状态”。滇域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比较有限，人们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商品交易不活跃，但物品的交换总是需要的（例如食盐就需要交换），可这种交换还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物品交换选择的“地点必须是在交通要道，四周农村最容易到达的中心”，如果是交通不便的“死角”地带，则无论如何是难以形成集市的，因此，道路与集市在云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集市依托道路生存，道路因集市而繁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那么，既然云南的集市依道路而生存，似乎可称“道市”或“路市”，但会与日常中的“道”和“路”相混，而“道”在唐代是监察区名称，“路”在宋元是行政区称呼，故集市如称“道”或“路”在当时还会与行政区划单位重合。明代汉族移入后，似乎亦可称“集”，但局限于滇域的地理环境，农村赶街的人数往往有限，称“集市”又显单薄。街者，本道路也，唐慧琳《一切音义》卷四引《声考》说“街，都邑之大道也”，因“街道上常有集市，所以街又引申表示集市”，这样“街”之道路就与集市有了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在云南显得更为紧密，故云南称沿道路自发形成的集市为“街市”似乎更为妥切些，而“市”一般指比较大的商品交易场所，这对于滇域乡村临时之物品交换地来说好像显得“名不副实”，故简称“街”（抑或“街子”），这样一来，既免除了集市称“道”和“路”等的尴尬，同时又与“街”自带意义相符，更重要的是与云南原宋元及之前集市称“亥（痎）”的底层词汇读音完全相同，故“街”入乡随俗并代替之，成为云南集市的通名称呼。

一般来说，“云南农村中最重要的贸易机构是街子”，坝区的街天也会呈现出人流上万的闹市，但在坝子仅占6%的云南来说这种可称“市”的街子实在有限；云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滇域的街子绝大多数为乡下的山地街，人数一般不会太多，可街子却都能经久维持，因为对当地人来说，街子是“物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场所。云南在古代是西南蛮荒之地，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决定了滇域内部呈现出彼此相对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的人文环境，以致此地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都较为落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除滇中昆明、曲靖，滇西保山、大理，滇南蒙自等坝子外，其他地方经济文化都显得比较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缺乏发达的集市贸易活动，简单的日常需要通过顺“道”易物即可满足。据记载，分布于滇南绿春、金平和滇西南勐腊的苦聪人（属拉祜族），新中国成立前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食余之少量的家畜、家禽和猎物是他们用以与人交换的物品，“最初的交换场所是在靠近村寨的路上，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附近的草丛或树林中，易物双方互不见面”，路过之人如需，则随意在易物处“随意放下一些布匹、铁制生产工具或其他日用小百货，带走他们的山货，便完成了交换过程”，这种交易的方式也称“默市”，涉及交易人数可少至两人，日期和地点持续并固定下来后，便会逐步形成时称的“草皮街”，如果后来予以专名称谓，便是今之街子。云南人口分散，日常苦于生计，沟通交流不能过于频繁，但物品的交换总是需要的，特别是盐、生产工具等物品需要交换而得，故需要固定日子和固定地点，交易时多为物物互换，各取所需，但不见得都是等价的，如过去苦聪人“一头二三十公斤的猪只能换两件旧衣服，三个松鼠干巴换半公两盐，一条狗换一件旧衣裳”等。云南街子上的交换虽然并不总是完全等价，但各取所需，都满足了自己的日常需要，故“斤斤计较”的商业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合这里的“街子”特点。因此，云南的乡下山地街，自古以来便重在交换各自所需的物品，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盈利往往退居其次，故街子上的物品一般不会太多，赶街人数也有限，目的简单，大多晨聚午散，但其绝非可有可无，因街子对滇域山地人们的生活极为重要，它调节着当地物品所需的简单平衡。

（三）“街”的周期及其循环解释

云南街子基本都属于定期集市，即具有“固定的集场和集期”。定期集市一般都具有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主要体现为时间的循环性，即街日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出周而复始的环型运行特点。滇地因街子形成的时间、分布的地域等存在差异，故街子的集日循环时间各地并不完全相同，或十二日一市或七日一市等，但均体现出街日周期的地域差异特色。

民国及其之前，云南一般主要以十二天为基数循环确定街日，这体现了云南街日在元明而后民国之前的主要循环特点，究其原因与当地较为独特的地域纪日文化背景关系密切。清代及其之前，我国的纪日主要以天干地支纪日为主，1912年（辛亥革命次年）民国引进公历，但在农村地区依然习惯沿用传统的纪日法。天干地支纪日六十天一个轮回循环纪日，可这在云南并不盛行，因为在明代汉族大量进入云南之前，滇域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便有用十二兽历纪日的习惯，明代汉文化强势进入云南，天干地支纪日也被带入纪日，但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的当地民族很不习惯六十日一个循环的纪日方式，而十二地支则与当地的十二兽历纪日循环相符，当地民族更易于接受十二天为一个循环的纪日方式，而地支又与十二属相相对应，故移入滇域的汉民族也能接受，故纪日以十二日为基数的循环方式，便得到云南各民族的接纳而盛行。云南这种用十二地支配合十二属相（兽）来纪日，大概是后移入的“汉民族与彝语支民族大约在相互折衷、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终于确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纪日工具”，即是两种不同纪日方式相互妥协的结果。据统计，滇地在民国及其之前，近九成的集市是以十二天为基数进行循环的，这在一部分集市的命名上至今都还能体现出来，如大理寅街、牟定戌街、泸西午街铺和寻甸虎街、昌宁耇街、广南马街等集市的名称过去就是因以十二地支（属相）循环赶街而得。但明末清初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十二天一市的集日逐渐不能满足人们交换物品的需要，于是便出现集日折半的情况，即在原来十二天一市的基础上，折半为六天一市，当地俗称“空五赶六”，如寻甸的牛街和羊街均赶丑未日，昌宁的珠街（“珠”乃“猪”之雅化）赶亥巳日，耇街（“耇”为“狗”的雅化）赶戌辰日，广南的黑支果街赶酉卯日等。实际上，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云南集市已多发展为六天一街为常（个别集市后来甚至出现“空二赶三”的情况，如洱源新州街赶子午戌日，罗陋街和姜寅街赶申子辰日，千户营街赶寅午戌日）等，但当地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六日或三日纪日法，其仍以传统地支（属相）纪日的十二天为基数进行循环，所谓“六天一市”或“三天一市”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十二天这个地支（属相）纪日基数内的再折中循环罢了。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云南的街日循环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即主要以七天为基数，采用星期作为主要的纪日方式，滇域这种街日循环基数的巨大变化，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因素以及纪日文化的认同背景。星期以一周七日的方式循环纪日本是西方的产物，它早在明代便随传教士而逐渐进入中国，清末至民国初期得到官府的认同，要求学校和官府遵循星期工作休息循环纪日制度，但在民间的接纳和影响有限，故对当时的街日确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民国新增集市“仍按十二属相轮排为各集市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农村集市开始萧条，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甚至一度停滞，1961年后在国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政策引导下，集市又逐渐兴起，可好景不长，随后“文革”开始，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云南农村集市街日由地方政府确定，如昌宁“规定全县统一同一天赶街（逢10赶街），各公社的社员只准许在本公社赶街，一段时间甚至禁止赶街”。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国家指导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城乡集市贸易方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将近30年期间，云南的集市基本上不能正常开展，集日确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以十二天为基数的街日循环惯例，1979年以后集市恢复促进物品交流，但过去十二地支（属相）的短期纪日方式人们已较陌生，而以七天为基数的星期纪日方式此时已被大众接受，故过去的老街子和后来新开的街子，其集日确定便多以七天为基数进行循环了。滇域此类街日循环变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元谋的猴街在过去赶申日，但其于“1981年改为星期三赶集”，此地过去牛街赶丑日、羊街赶未日，后来都改赶星期日了；广南杨柳树街兴起于1991年，经村民与当地乡政府协调，直接定星期二为其集日。现如今，滇域近百分之七十的街日是以七天基数进行循环的，这一方面是人们适应星期纪日方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新时期地方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因为相对较短的集日循环，更有利于促进商品的交换和流通。

滇域自明清以来，作为街日循环的补充，当地的部分街期还有以十天为基数进行循环的，这类循环方式主要以天干或旬日来纪日。据道光《威远厅志》记载，今景谷县附近当就有街子按天干排列，五天为一街期，如威远街赶戊癸日，抱母街、孟戛街和勐班街赶戊癸日，勐住街、茂篾街和忙卡街赶甲己日，骂木街赶乙庚日，翁烘街赶丁壬日，景谷这些街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中曾一度停止赶街，后也出现过改为七天一街的情况，但绝大多数在“1978年以后恢复传统街期”，滇地甚至还有以天干命名的街名，如保山隆阳区就有辛街（原名“丙辛街”，赶丙辛日）等。相对天干而言，旬日纪时更方便百姓记忆，上中下三旬构成一个月，能与农事搭配，在滇池西部的安宁、晋宁、楚雄及抚仙湖附近玉溪等地，较为集中地存在以一到十进行命名的集市，街日以十天为基数赶上中下旬相应的日子，如楚雄中山区的六街就赶农历一个月中的初六、十六、二十六这三天，街期就是以十天为一个循环。但需要注意的是，街期以十天为基数的循环方式在云南虽然一直存在，其占街日总数约为百分之五左右，它显然不是云南街日循环的主流类型。此外，也有以年为基数进行循环的，如大理和文山的“三月街”于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举行，楚雄的“秋街”在立秋举行，但这些“年街”更多的是一种节日庆祝类聚会，并不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故不属这里讨论的范畴。

这样看来，街期在云南循环主要以短而密为特征。所谓“短”，即街期一般不会超过十二天，改革开放后以七天为主。街期“密”是指在这个正常的循环时间内，随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又会折半再次择定街期，如十二天折半赶两次街（即六天一街），七天一星期之内也可赶两次或三次街(如禄丰猫街、腰站街即在周三和周六两次赶街，羊街则在周六、周一和周日赶三次街)，甚至有隔日为街的情况，这已是如今常市的雏形了。

结 语

集市在云南称“街”主要源自古蜀语的“亥（痎）”，周而复始的循环及因路而市的环境，加之古音相通，让它们彼此关联，以致最后以“街”代之，即滇域的集市名称经历了由“亥（痎）”到“街”的演变。可以说，“街”是集市在云南与这里特有的地理特点和人文经济方式相互选择和适应的结果。云南地理山高谷深，坝区有限，街子式的集市“不过是临时性的集合，本身只是一个地点，依着交通的方便而定”，故山“路”就成为早期集市的寄生点，街本义乃“四通之道路”，关联相生而终成集市之名，路街市于此相宜焉。云南的街子多而密，街期短，规模有限。因这里的地域偏僻，域内山谷切割剧烈，居民彼此相对封闭，而物品交换又是客观需要，故街子分布较为密集，如广南的马街和老街相隔不过10公里路而已，也正因如此，集市重名和街日重复较多，可对当地世居之民来说并不会由此引起歧义或有不方便之嫌。街期短，一方面是指街期的循环短，一般多以五至七天循环为主；另一方面是指集日当天交换物品的时间有限，一般是晨聚午散，因为在滇域这种“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的自然环境中，路上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商品交换多以油盐牲畜为主，交换的形式较为单一，故滇地街期短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商品交换形式密切相关。

云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街子只是人们交换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场所，它并不以经商为主要目的，故“不需要天天做买卖，所以这类集市场常是隔几天才有一次”。此外，相对于经商获利的其他集市来说，云南的街子还具有浓郁的人文氛围，它具有

沟通人际感情、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当地很大一部分人赶街子并非为了交换或买卖物品，而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去会友聚亲，听点奇闻逸事，看点稀奇古怪，然后心满意足地各自返家，劳作如常，这就是当地所谓的“赶闲街”。因此，滇域的街子不仅是当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场所，也是维系当地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纽带，对云南街子的功能及文化开展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经济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现在的地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和理解滇域的人文地理文化内涵。

文章作者：牟成刚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19年5月

选稿：耿 曈

编辑：檀金玲

校对：徐省之

审订：张纯瑜

责编：刘 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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