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人接林妹妹回去了（林妹妹去找她的）

1962年摄制的彩色越剧影片《红楼梦》

◎江平

8月6日零时25分，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我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王文娟老师生前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记得去年12月，她生日，我们通视频电话，文娟老师非常真诚地说：“旧社会我学了唱戏，唉，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难演处处演；到了新社会，人民政府把我们当宝贝，再也没有什么恶霸坏人欺负了……你看我现在，九十四五岁的人了，吃的用的样样不愁，生毛病了，公家出钞票住院。我晓得，这一切，都是老百姓给我的呀……”

周总理亲切地称王文娟“我的小同乡”

文娟老师告诉我，她清楚地记得，庆祝上海解放两周年时，陈毅市长问她：今都干啥子啦？她汇报道：上午在人民广场演出，下午在人民公园演出，忙煞了。陈毅同志哈哈大笑：“要得！要得！你们在人民的地盘上为人民演出，光荣，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啊！”

文娟老师后来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为人民服务”这个词语。

而后，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要增加越剧团、京剧团，负责到上海“招兵买马”的是剧作家黄宗江。王文娟和她的搭档徐玉兰大姐二话不说就报了名。那时候，王文娟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薪水也不低，母亲希望做大姐的能给乡下的弟弟妹妹多些贴补，同时也不放心女儿去北方当兵。黄宗江一身戎装，追到了浙江乡下，他拍了拍前胸的标牌，对老太太说：“阿孃！把你家姑娘交给这七个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放心！”

在一旁的王文娟印象极深，黄宗江念这七个字时，“人民”二字，念得特别响亮。多少年后，王文娟才知道，当年黄宗江也是用这样的办法，在王晓棠的母亲面前高声地念了这七个字，然后就把那杭州闺女带到北京总政京剧团，要不然，日后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还真是少了一位女将军女厂长。

来到北京，他们见到了祖籍绍兴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是1951年的八一建军节。周总理亲切地称王文娟“我的小同乡”，并向大家介绍：“他们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和高薪待遇，参加解放军，这以后，就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了！”

王文娟心头一热，她从此知道了“人民”二字的特殊意义。年底，王文娟和徐玉兰带着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自豪感，开赴中朝边界没日没夜地演出。有一天，防空警报刚刚解除，站在江堤上的王文娟望着对岸刚被美军飞机炸弹引起的滚滚浓烟，对徐玉兰说：“大姐，我们为什么不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呢？”

很快，她们全团写了血书，坚决要求上战场。1953年4月，他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这一去就是八个月。

去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出国参战70周年，王文娟老师也获得了一枚军功章。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祝贺，她看到了，给我来电话：“谢谢你记得我当过志愿军，但是，以后再介绍我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徐玉兰同志，而且要把玉兰大姐放在我前头。其实，比起真正的志愿军，我们算不了什么。你看，我今年身体不太好，住在华东医院，这里把我们当国宝一样，受之有愧啊！想想在朝鲜，我看到有许多小同志，受了伤来不及抢救，回后方的路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断了，就活活地等死，牺牲了……没有他们，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啊江平同志？”

这些年，我们那么熟，可她一直叫我“江平同志”。在她看来，“人民”“同志”“文艺工作者”……这些字眼，分量很重。

演到“化蝶”的那一场，一个志愿军战士站起来高喊：“梁山伯，你不要死，你跟祝英台一起逃啊！”

她们在朝鲜的那段经历，真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有一次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演出，里边很大，能容得下上千人。她们声情并茂地唱着“梁祝悲歌”，演到“化蝶”的那一场，一个志愿军战士站起来高喊：“梁山伯，你不要死，你跟祝英台一起逃啊！”一声唤，齐声和：“不要死，不要死！”那一刻，王文娟泪流满面。

还有一次，戏唱到一半，敌机轰炸，电缆断了，坑道里一片漆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一只电筒，呼啦啦，战士们都拿出了电筒，照向舞台，王文娟和她的战友们就在这特殊的追光下，完成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演出。卸妆时她发现身边堆满了战士们送来的慰问品：子弹壳、领袖像章、松树果、五角星……

最让她感动的还是那一沓信上附的一张纸条：徐玉兰、王文娟同志！谢谢你们带来祖国人民的问候，看了你们的演出，我们觉得和平真好，真想活着回去建设新中国，可是明天我们就要到新的战场去了，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为祖国和人民而死，没有遗憾！只是麻烦你们回国的时候，把这些信帮我们带走。没有邮票，我们放了八毛钱，一共十封信（八分钱一张邮票），请回国后贴上邮票寄出，给我们家里的父母大人……

快70年过去了，我们听文娟老师讲这段往事时，她仍然激动得难以自抑。

“您有没有想过也许会牺牲在朝鲜？”我问。

文娟老师回答得特别果断：“怎么会不想到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牺牲了，也是一种了不起，因为我们也穿军装啊，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啊！”

文娟老师话不多，但很热情：

“没有什么小菜，随便吃点，讲讲话……”

“你是志愿军，我也当过志愿军”——当我和文娟老师聊抗美援朝时，她老伴孙道临老师偶尔会插那么一句：“兴许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曾经擦肩而过呢！”

文娟老师的爱人就是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大家从《渡江侦察记》《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革命家庭》《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电影中，都欣赏过他的非凡演技。

我认识孙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为拍摄电影《雷雨》到南通选景，看中了一座清末状元张謇建于1914年的英式三层洋楼，而那个别墅，恰恰是南通市话剧团——我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我们就这么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触。

十年后，我已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1993年，我跟随恩师吴贻弓导演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了开幕式既能有分量又有文化，我们决定请孙道临先生担任司仪。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在上海市电影局大门口恭候老先生，九点半差两分的时候，孙先生来了，居然骑着一辆二八式的“老坦克”！我将他迎进会客室，一聊，他才想起来，十年前我们在南通见过，算是久别重逢吧。不用说了，后来他在电影节上的中英文双语主持，让中外嘉宾都叹为观止。

次年，我们一同出访开罗国际电影节，18天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约我去家里做客，就这样，我见到了心中的“林妹妹”——王文娟老师。

文娟老师话不多，但很热情：“没有什么小菜，随便吃点，讲讲话……”

那天，是王文娟老师的老母亲做的拿手菜：糟鸡腿和糟毛豆。饭桌上，95岁的老外婆精神矍铄，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讲话，王文娟老师不时用公筷给我夹菜，也不插言。晚上，孙先生拎出一盒精美的红宝石鲜奶蛋糕：“没有什么谢你，文娟特地买的，带回去给爱人孩子吃。”

文娟老师声音不高，甜甜糯糯的：“我这个人不会讲话的，这次出国，谢谢你对道临的关心和照顾……”

这以后，我们两家人的来往也就多了起来。他们的女儿女婿在德国工作，我就像他们的晚辈，孙先生回故乡嘉善搞电影回顾展，还特地带了我儿子去，一老一小开心地“疯”着，别人还真以为他们是祖孙俩呢！

黄宗江老爷子说：“孙道临、王文娟他们俩加一块，那就是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一首诗。”

两年后，王文娟老师想把《孟丽君》搬上电视荧屏。我立刻表态：不挂名，不拿钱，尽力帮着做一些琐事。文娟老师说：“这下我踏实多了，有你帮道临。”

孙先生当导演，那叫精益求精，文娟老师古稀之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为了贴云鬓、拉皱纹，乳胶把两腮的皮都给沤烂了，疼得钻心，但她却不叫苦，咬牙坚持。孙先生笑道：“看，臭美的吧！脸上将来要是留了疤，我可不要你哟。”

70岁的文娟老师忽然像17岁的少女那样，莞尔一笑：“道临，你不会不要我的。”

我在一旁，忽然想起黄宗江老爷子的那句话：“孙道临、王文娟他们俩加一块，那就是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一首诗。”

黄宗江是他俩的媒人，他最了解他们。

1958年初，黄宗江到上海完成剧本《海魂》。他和孙道临是燕京大学学友，妹妹黄宗英又是大明星赵丹的夫人。一日，约了在白天鹅西餐社小酌，同席的还有上影演员中有“政委”之美誉的张瑞芳，她在电影《家》中和孙道临扮演过夫妻，生活中更是挚友。酒逢知己，孙道临忽然惆怅落泪。赵丹诧异：“小阿弟，哪能啦？”

道临不语，抽泣着。瑞芳大姐快人快语：“哦，知道了，想找个媳妇了！”

大伙笑了。黄宗英指着黄宗江说：“大哥和道临同学、同乡、同龄，这事就交给你了。”

过了几天，黄宗江设了局，很正式地“保媒牵线”。饭后，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彼此不吱声，快到王文娟住的枕流公寓了，还是她先打破了尴尬的场面：“我看过你好许多电影，演得蛮好的！”

“是吗？真谢谢你的关注。我也看过你在舞台上演的林黛玉，很有感觉，不过……有些地方尚可推敲，比如，人物内心挖掘还不太够，一味程式化表演，会把内心的节奏和情感破坏殆尽。”孙道临文绉绉地接了话茬。

王文娟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崇拜有文化的人，孙道临一开口，她就觉得身旁多了位老师，有些小激动。

这以后，两人常在天黑之后出来悄悄地散步，因为都是名人，大白天不敢逛街。通常是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到了家门口，她又回送他，绕了一圈，再把王文娟送回家……就这样，梧桐树下，他们不知演绎了多少回“十八相送”。

接着，电影《红楼梦》开拍，剧中的才子佳人，最终都劳燕分飞，梦断天涯，而王文娟和孙道临却喜期将至。不料，导演岑范直摆手：“不行不行，拍完‘焚稿’再结婚。你们想想，新婚燕尔，甜蜜缠绵，这种喜悦，会冲淡林黛玉在那场重头戏中悲愤绝望的感情，对哇？”

王文娟听了，心服口服，孙道临自然赞同导演的建议，决定将婚期拖到1962年7月。那年，孙道临41岁，王文娟36岁，标准的大龄青年。

1964年10月，女儿出生，而孙道临正在外地拍片，王文娟叮嘱他以工作为重，绝对不要请假赶回来。那两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孙道临便给女儿起名“庆原”。孩子双满月那天，孙道临匆匆赶回，一进家门，见王文娟坐在沙发上，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不躺着休息？”王文娟笑了：“你以为是你们拍电影呢，头上搭块布，躺在床上。囡囡都60天了，你这个现成爸爸，当得倒蛮好咧！”

孙道临觉得愧疚，转身就要上街给妻子买些补品什么的，王文娟喊住了他：“道临，不要去瞎忙八忙的，坐下来讲讲话。过几天有一个慰问矿工的演出，团长还叫我发言，我普通话讲不拎清，你教教，我哪能念稿子，好哇？”

孙道临摇头，说你刚生完孩子，怎么就马上下煤矿？王文娟告诉丈夫，自己的母亲生完她三天就下田做事情了，不能娇滴滴的，要向工农兵学习。

“哟，‘妻’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看来，我娶的不是林黛玉，而是穆桂英。”孙道临幽上一默。

孙先生发现箱子里都是羽绒衫和厚风衣，给王文娟写了一封信：

“我忘了天下老虎一家亲了！‘王老虎’在帮‘秋老虎’发威啊，不然怎么不给我带些单衣呢？”

生活中，王文娟性格大大咧咧的，而孙先生却特别细致。每次王文娟出差，他都会帮她把行李收拾得妥妥帖帖，几十年如一日。有一回，我去他们家，文娟老师让我到客厅喝咖啡和孙道临聊天，自己招呼女儿一起帮孙先生收拾明天出差的箱子。第二天，道临老师到了广州。秋日的羊城骄阳似火，下榻之后，孙先生发现箱子里都是羽绒衫和厚风衣，没有衬衣衬裤和T恤。他上街临时去买了两件可以换洗的衣物，然后给王文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段：“我忘了天下老虎一家亲了！‘王老虎’在帮‘秋老虎’发威啊，不然怎么不给我带些单衣呢？”

文娟老师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道临是很调皮的，有时候还会捣蛋，一点都不死板。“我练声，唱得口干的咧，道临就为我削好梨子，剥好枇杷，让我润润喉咙，吃好之后嘛，我总忘记收拾。有一天晚上我撩开被子上床，吓了一大跳！原来，他恶作剧，把什么梨皮呀、枇杷核啊，装在一只塑料袋袋里，放进了被筒。他在一边哈哈大笑，说下次长记性了吧？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收拾我这个马大哈的！呵呵……”

其实，文娟老师也有非常细腻的时候。那年拍完《孟丽君》，她跟孙先生说：“送点什么给江平同志吧，老麻烦伊，不好意思呢！”

孙先生沉吟片刻：“对了，家里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给小江做个纪念吧！”

文娟老师不同意：“哦哟，你押着我读书倒也算了，你还让人家也看你的这些老古董啊！江平同志是戏剧学堂出来的，这种书肯定有。我看，要实惠的。上趟你不是讲，出差时和他住一个房间，看到他睡衣睡裤都打补丁吗？说明他是蛮艰苦朴素的，我去给他买一套新的吧！”

那天，文娟老师来看我：“道临让我给你买了套睡衣，我特地挑了两套，可以替换着穿，不贵的，就是一屑屑心意啦！”20多年过去了，那两套布睡衣我已经穿烂了，但至今还留着，因为那是个念想。

文娟老师感慨万端：“我这一辈子，还是很幸福的，遇上了道临……”

文娟老师重情义。在她心中，观众永远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有一回，新版越剧《红楼梦》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主角都是她的学生。那天我也躬逢其盛，在大剧院的门口忽然看见文娟老师，似乎是在等人。一问才知道，是在恭迎老票友。她手上攥着十几张票，悄悄跟我咬耳朵：“现在戏票太贵，有些老戏迷看不起了，我就自己买了一些，约了大家聚聚，也是给我的学生捧场子。”

2007年12月初，我去华东医院看望道临老师，电梯里正好碰到王文娟老师。某层，上来一架轮椅，坐着一位老阿姨，一下子发现了王文娟，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嚷着恳请她给签个名，但大家身上谁都没带笔，文娟老师弯下腰，握着她的手：“阿姐，你不要着急，你住哪个房间？过一歇，我写好给你送过去。”

到了病房，文娟老师取出一张她和道临老师的合影，用圆珠笔在背面写下了一句话：祝你早日康复。她签上了自己的名，还风趣地对丈夫说：“你也签，你是电影明星，人家肯定更加欢喜你！”

孙先生乐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道临老师的笑容。

2007年12月28日上午，八时许，我刚进办公室，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是祝希娟老师打来的，摁下一听，却是文娟老师的声音：“江平同志，我想跟你说，五分钟之前，道临走了……我昨天离开去大连的辰光，他好好的……我现在心里乱，不晓得找谁，我就想用小祝同志的手机给你拨一个，麻烦你转告一下单位……”

她哭得说不下去了……

当天下午，她匆匆赶回上海。祝希娟老师告诉我，上午在广场上有一场慰问演出，文娟老师咬着牙，还是上了台，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她居然强忍着内心的悲伤，给大家唱了一段《孟丽君》。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段歌是电视连续剧《孟丽君》的开场曲。歌词，是孙道临先生写的。

几天之后，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孙先生。我看见王文娟老师穿着一件灰蓝的中式褂子，一直坚持站立在那里，和成百上千的观众一一握手，感谢大家来送别她的丈夫。

孙老师离开了，文娟老师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武康路的房子，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一切都让她睹物思人。女儿和女婿特别孝顺，为母亲找了一个新的住地。逢年过节，我回上海也会去看她。文娟老师告诉我：“前几日中秋节，我买了月饼，去道临的墓地……从前他活着的时候，我不懂的事情就问他，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我习惯了，现在，我有时候还会问：道临，这个字怎么念？话说出来却没有人回答我了……”

2019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去香花桥路她家探望，带了些南通的茶食和扬州的包子，这也都是孙道临老师在世时爱吃的点心。我们又聊起了先生。

望着案头孙先生和自己的合影，文娟老师感慨万端：“我这一辈子，还是很幸福的，遇上了道临……唯一遗憾的是他走得早了些，要再能活个十年八年，看到现在日子过得更好了，他会大声地朗诵、唱歌的……”

如今，王文娟老师远行去了，不，准确地说，是“林妹妹”找“舒伯特”约会去了。在天上，他们还会演绎“十八相送”。

（本文作者为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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