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指谁（谁是汉语拼音之父）

都说周有光先生是汉语拼音之父，有什么疑义吗？不好意思，还真有。

记得周先生说过：“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周有光百年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113页）

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除周有光外，委员都是名重一时的语言文化教育学者。周有光所说要起草的草案，就是《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 显而易见，准确地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撰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作为组织者、作为文改会专职工作人员及拼音化研究室负责人，他应比其他委员尤其是兼职委员，做了更多的工作。仅此就可以称其为“父”了吗？更重要的是，汉语拼音是周有光或文改会的专家们，前无古人，横空出世，首创而成的吗？似乎不是。

其实，汉语拼音，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大概编写于1269—1292年间的《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内容涵盖声母、韵母和声调等汉语的整个语音系统，而且标音反映实际口语，所以此书对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具有特别意义，从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上没有任何其他文献与之相媲美。”（照那斯图《〈蒙古字韵〉拾零》，《语言科学》2004 年 第 3 卷 第 2 期）《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一种韵书，是“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的一部对照字典。这既可用来学习蒙古字，也可用来学习汉字，是汉字译音和蒙古字书写规范的标准手册。”（同上）编著者不详。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诏令用其“译写一切文字”，成为元朝“国字”。元亡后逐渐废弃。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蒙古字韵》，也渐失传，元代刻本流傳至清道光年間亡佚。現在仅存一写本，是1308年（元至大戊申年）朱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写的校訂本。书于清末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此书标音反映实际口语，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得到汉语学界的极大关注。

图：《蒙古字韵》书影。

到了明代，有人首次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这是一群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需要学习汉字。学习汉字，先要了解读音。中国传统注音方式，是直音法与反切法。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如“蛊，音古”。反切法，用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前一字声母与被注音字声母相同，后一字韵母、声调与被注字韵母、声调一样，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事先掌握较大数量汉字，使用起来都不便捷。传教的洋人，为了快速学习汉字、进行传教，想出了个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好法子。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现任教宗方济各就是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的书《西字奇迹》，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方案包括26个声母，44个韵母。可惜原书失传，不过他有四篇汉语拼音文章传世，可一睹最早的对外汉语教材风貌。

图：利玛窦用汉语拼音拼写的文章。

还有一位法国人叫金尼阁，也是耶稣会教士。他出生地原属比利时，自称是比利时人。他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出版）也非常著名。这是一本拼音韵书，承继了利玛窦等前人成果，并由几位中国文人协助编成。他的拼音方案包括20个声母和 50个韵母。金尼阁将声母称作“字父”，韵母称作“字母”，理由是声母与韵母配合而生出一个字音来，而生出的字自然叫做“字子”。他解释道：“余今所取，一父一母，共生字子。此自然之理也。况在首者曰父，在末者曰母，岂不然哉？”（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39页）把个语言问题搞得像产科生孩子。

图：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书影。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给予利玛窦、金尼阁极高评价：“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跟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1.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2.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他们“直接用罗马字母注音，使后人对于当时各个字的音值比较得到清晰的印象，并且给音韵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蹊径的，明季的耶稣会士（Jesuits）要算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臣了。”（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2、253页）认为他们在汉语音韵学、语音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贡献。

清初，天主教跟皇上的关系紧张。耶稣会教士本入乡随俗，允许国人既信教，又祭祖，传教顺利。但到康熙43年（1704），罗马教皇发出“教令”，禁止中国教民祭祖，引起朝野愤怒，康熙将教皇使者驱逐至澳门监禁。后耶稣会教士参与皇权争斗，又站错了队——站在雍正对立面。雍正登基后，除保留钦天监（观察天象机构）中供职洋人，将其他洋人统统赶到澳门看管，不许擅入内地。天主教传教活动大受打击，静默约二百年。

直到清末，海禁大开，各国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蜂拥而入。在南方几个开放后的口岸城市，他们发现当地居民，大都不会官话，只懂方言。为了传教，便因地制宜，依据各地方言发音，用罗马字翻译《圣经》，创制了“教会方言罗马字”，编写了多个方言版本的《圣经》。罗马字就是拉丁字的另一种说法。1815 年到 1823 年之间, 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 -1934) 编了一部 《中文字典》, 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拼写广东方言, 是一种教会方言罗马字字典。“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是通行最早、使用最广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它以厦门音为基础音，以闽南语语法规则为语法基准。“据《厦门宗教》记载：“白话字创设于1851年，创设者为美国三位牧师，打马字、罗帝、宾为霖，他们共同编集简明易懂的《白话字典》。（据《泉州宗教文化》记：宾为霖是英国长老会牧师）这是一般记载的‘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时间与创制者。”（罗攀《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外收获——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传播及其对闽南社会的影响》，《海交史研究》2008 年第2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建有些地方教会的老年人仍在使用“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接着, 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其中厦门的 “话音字” 1850 年开始传播, 仅在 1921 年就印刷出售 5 万册读物,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大约还有 10 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教会外的汉语拼音，即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和翟理斯共同创制的拼音方案——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1867年，威妥玛出版了汉语拼音课本《语言自迩集》，用英语26个拉丁字母拼写京音官话，遂成为通用标准音。后来翟理斯（H. A. Giles）在其《华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中，对威妥玛的标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形成了“ 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拼音。威氏拼音诞生之后被广泛地运用于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中文人名及地名译音等。1906年，上海举行“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做了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也就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这种拼音系统被称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使用，成为国际社会拼写中国地名最常用系统。直到1977 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 宣布威氏拼音在国际社会停止使用。但实际上仍有个别专名沿用旧称，拼写没有改变，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名中的“Peking”“Tsinghua”，便是一直沿用威氏拼音。这或许因其是有国际影响且历史悠久的专名，改动会引起一定混乱，还是一任其旧为好吧。

图：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书影。

国人自创的汉语拼音，首次现身于1892年。一个叫卢戆（zhuang发四声，音同“壮”，“憨直”义）章的厦门人，出版了他编写的厦门话拼音读物《一目了然初阶》，这是国人设计的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出身普通农家，兄弟六人，他最小，五个哥哥都务农，只有他一人读书。十八岁参加科考，府试落第，没中秀才，随后执教私塾。这时接触到《圣经》，“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改造汉字之宏愿”（许长安《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卢戆章》，《语文建设》1992年第11期）。21岁为学英语，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辛勤三载。25岁回厦门，因既会厦门话，又会英文，洋人学习厦语，国人学习英文，都聘他为师。又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聘请，帮助翻译《华英字典》。同时苦心钻研汉字拼音，历时十几载，最终采用经改造的拉丁字母拼读汉字，在三十九岁写成《一目了然初阶》。

在书序中，他披露了创制拼音的初衷：“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2、3页）他用“切音”指称拼音，将拼成的字称为“切音字”。他创制拼音并非要替代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书写成后，他自己手抄全书，自费刻成木版，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在厦门出版。书封上有对联一副，道出拼音好处和研制拼音的甘苦：“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在厦门一带风行一时，“切音字”成为近代汉字改革的开端。

图：《一目了然初阶》书影一。

1898年，维新运动开始，变法诏令有“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福建老乡工部官员林辂存十分欣赏卢戆章的切音方案，便以“字学繁难，请用切音，以便学问”的理由向朝廷推荐。不久，光绪帝谕旨：“都察院奏林辂存呈称字学繁难，请用切音，据情代奏等因，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戆章所著之书，详加考验具奏，钦此。”卢戆章遵旨呈交著作，可未及考验，戊戌政变发生，维新失败，此事便没了下文。卢戆章夙愿未酬，但自此名声鹊起。

图：《一目了然初阶》书影二。

此后，他又编写了官话拼音著作《中国切音字母》。此书受当时潮流影响，字母形式由拉丁字母改成汉字笔画。1905年，清廷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成立了专管全国教育的政府部门——学部。卢戆章趁此机会赴京将著作呈送学部。学部以为，之前光绪帝曾御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审查，遂让其转呈外交部。殊不知外交部如今专管外交，已不同于当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管各类新政，外交部又将其转回学部。两家扯皮，耗去一年。卢戆章盘缠告罄，无奈上书催请：“戆章虽草茅下士，然平生大愿，则以四五百兆同胞皆能读书爱国，大进文明为怀，所以竭尽二十八载心血，始成《中国切音字母》一书。幸逢圣上采及刍荛，况又科举废，学堂兴，文明大启，是以戆章于万难中拮据资斧，不惮君门万里，自福建跋涉到此。乃延搁时日，守候无期，旅资告竭，寒士无颜。计惟催恳大部，俯鉴万难守候之苦情，速赐移咨学部考验批示，是非一言，无不祗遵，以便行止。”最终书被学部送至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审定。译学馆并不看好此书，审定后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批文，指出其中“疏谬”:一是声母不完全，二是韵母无入声，三是写法乖谬。结论是：“该书谬误，有此三种，自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5页）译学馆批文并非毫无道理，但将其一棍子打死，完全不给修改完善机会，似又过于武断。不过，试想当初如真采用卢戆章拼音方案，并在全国推广，今天我们讲的普通话将可能是厦门话或是厦门话味道的普通话。

卢戆章见得不到朝廷支持，便回厦门自行开展民间推广了。归途中，他将《中国切音字母》进呈本略加修改补充，在上海出版发行，书名改为《中国切音教科书》，另出版了一本《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两书书名旁，印了朋友台湾富商林季商（许地山内兄）题赠的一副对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许长安《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卢戆章》，《语文建设》1992年第11期）

此时，很多晚清读书人，在与西方文字以及日本文字比较后，也都意识到为启发民智，教育救国，必须改革繁难的汉字，于是纷纷起而研究拼音汉字，一时涌现出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速记符号式、草书笔画式、篆书笔画式以及中文数目字式等多种字型形式，形成延续二十年的切音字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照、劳乃宣、朱文熊。

王照是抗英烈士后代。曾祖王锡朋，乃寿春总兵，鸦片战争时，率军增援定海。英军两万余众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人仅三千，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王锡朋身先士卒，与敌拚杀，不幸中炮，一腿折断，仍手刃数敌，终被蜂拥而上的敌兵乱刀砍成肉酱。道光帝闻讯，悲痛不已，为他写下祭文，并赐御碑，谥号“刚节”。王照甲午年中进士，渐升至礼部主事。他行事刚直，颇有曾祖遗风。戊戌变法期间，他上书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游历各国，吸取新政经验。礼部尚书不肯代递，后虽代递但奏称王照“咆哮公堂”。光绪帝阅折后，命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六堂官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戊戌变法失败，王照被革职通缉，由日本人帮助，与梁启超一起，乘日本军舰流亡日本。随后康有为也到东京。王照与康梁不合，在与孙中山协商合作的会议上，突然发火，怒斥康梁排挤打击自己，遂与之分道扬镳。1898年底，清廷将康梁王三人列为要犯悬赏缉拿。为躲避追捕，王照在一日本小庙剃发为僧，遁入空门。在日期间，他受日本假名启发，开始研制汉语拼音字母。1900 年，他装成“台湾和尚”化名潜回国内。同年完成《官话合声字母》，次年（1901）书在日本出版。此书以汉字偏旁笔画为字母，制订了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被认为是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鼻祖。他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认为：“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9页）官话合声字母具有不少优点，得到严修、吴汝纶、张百熙等学界名流首肯推介，更由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大力推行而风行一时。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向袁世凯上呈文,请他奏明皇上，颁行官话字母，设立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凯虽没有上奏皇上，但立刻饬令督署学校司拟定推行办法，批示道:“人情可与乐成，难与虑始，高明者狃于典雅之文而誉为无用，愚蠢者本无普通之识而骇为创闻，必先引其端倪，而后可收成效。”（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3页）次年（1904）直隶学务处便通令全省启蒙学堂传习，专设许多义塾，派了专员经理，拨了官款出版拼音书报，定了奖励办法。又将官话字母加入师范及小学课程，并在天津设立大规模的“简字学堂”，辗转传习。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也各在省城设立“简字学堂”，传习官话字母。这年，一好友因新党罪，被捕杖毙，王照担忧自己难逃厄运，便投案自首，希望减轻刑罚。后得朝廷宽宥，关押时间不长便获释，并官复原职。王照不愿做官，出狱后继续推行官话字母，创立拼音官话书报社，编辑出版修身、伦理、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籍，销数到六万多部，还刊行《拼音官话报》。当时，从京津到奉天、南京，官话字母传播很广，遍及十三省，影响长达十年。

图：《官话合声字母》书影一

图：《官话合声字母》书影二

宣统初年，袁世凯失势，王照的官话字母被禁止传习。接下来在拼音舞台登场的重要人物是劳乃宣。他是法学家、音韵学家，做过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校长，学部（即教育部）副大臣。他欣赏王照拼音方案，但方案专用京音，南方各省不便推行，他征得王照同意，在原方案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声母和韵母及一个入声符号，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方言拼音方案。为躲避禁令，将“官话字母”换了个名称，以“合声简字”代替，写成《增订合声简字》（宁音字）和《重订合声简字》（吴音字），借为官南京的便利，在南京、苏州推行。劳乃宣的简字得到两江总督端方支持，很快普及于江宁四十所小学，还在南京举办了十三届"简字半日学堂"，使拼音运动得以继续。光绪三十四年（1908），劳乃宣获慈禧太后召见，呈进《简字谱录》，得到首肯，奉旨“学部奏议”，但学部置之不理。劳乃宣只好另寻出路，希望通过议会议员推动。他得到江谦、严复等人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宣统三年（1911）六月的中央教育会议上获通过。不料，时隔不久，武昌起义一声霹雳，国体巨变，简字运动戛然而止。

图：《简字谱录》书影。

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在日本出版。这是继卢戆章首创后的第二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朱文熊，苏州人，留日学理工。由于日语里有汉字，笔画多，课堂记笔记记不下来，便想到创建一种书写简易的文字。正巧日本当时有人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拼写五十音图，还出了不少书。他想：“他们可利用拉丁学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过北方，北京话是完全不懂的，只会讲家乡的苏白。所以只能拟制拼写苏州话的拼音方案。因为二十六个字母不够用，就武断地把五个字母颠倒，一个字母侧转，以及用加符号和两个韵母连写等方法来运用。不过虽然拼写苏州话，但是在序言中，我记得有一句话说明，等我学会了北京话再来改编。”（朱文熊《我和〈江苏新字母〉》，《拼音》1956年第4期）卢戆章自创了一批拉丁字母变体，而朱文熊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于是直接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他拼音方案是32个字母，缺的6个字母，用5个倒过来的和一个横过来的字母代替。直接使用拉丁字母，便于中外学习者使用。他还取消了利玛窦、威妥玛等用的送气符号——’，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都不再使用这种书写不方便的符号。在书写形式上，朱文熊将多音节词的各音节连写，而且提出“拼音成字，联字成辞”“我国一字者，实英文中之一段音也”等看法，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虽然他的方案仅能拼读苏州话，但为后人开创了一种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全新思路。

图：《江苏新字母》书影一

图：《江苏新字母》书影二

辛亥革命以后，开明知识界更认为汉语汉字繁难，必须改革。民国元年，为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获通过。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各省派出代表与会，审定国音发音，研制注音字母。一时方案纷杂，莫衷一是，争论非常激烈。如江苏人吴稚晖主张保留入声读音，河北人王照坚决反对，目睹二人争吵的鲁迅，后来在回忆中调侃道：“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注音字母’。”（鲁迅《门外文谈》）身为会议议长的吴稚晖不堪争执，愤而辞职。副议长王照亦病倒告假。最终，各省代表在审订了6500 个汉字读音后，投票确定了“标准国音”，并采纳了马裕藻、钱稻孙、许寿裳、鲁迅等人提出的拼音方案，确定了一套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这套字母主要是依据马裕藻、鲁迅等人老师章太炎的古汉字式记音符号。1918年，注音字母被正式公布使用。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学校开展教学。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至今仍在台湾使用。

图：注音字母。M、F的注音字母，真像视力检查图上的符号。

以上汉语拼音方案创制者的初衷，都还只是把拼音当作高效学习汉字的拐棍儿——一种辅助工具，并非真要汉字的命。而五四运动后情况则大不相同，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者，都是真要汉字的命。

五四运动狂飙突起，新锐知识界开展文学革命、文化革命，进而将汉字视作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妖孽，提出更为激进的文字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莫过于钱玄同的观点。1918年，他在发表于《新青年》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923年，在《汉字革命》中，他“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1925年，他更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喊出“打到古文！打到汉字！打到国粹！”的口号。

与此同时，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刘半农等人，积极推进国语罗马字，希望它能逐渐成为一种独立文字，以取代汉字。1922年，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中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十项筹备工作，并认为“这十项的筹备，要是努力去做，我想以十年为期，总可以做得成的。我希望1932年（民国21年）以后，入学的儿童不再吃汉字的苦头。”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中，拟定了国语罗马字草稿，提出了国语罗马字应该注意的二十五条原则，指出了国语罗马字未定的疑点，为国语罗马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他认为，罗马字拼音法式比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拼音文字都要实用，又赶上了提倡语体文和国语统一两个运动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于是乐观地憧憬：“现在和那两个运动密切相关的国语罗马字自然没有再好的机会的，趁此时努力做下去，不多年可以使全国人民识字，不十年可以产生出新文字里的更新的发展，不几十年可以把世界上的文字科学的精华都译成中文，不一世纪我们的学术思想可以发展到比哪一国都高深丰富，那时候的小孩子看见了英文，倒要反过来问：‘怎么他们英国人也写中国字？我听英国人说话有些很奇怪的声音，怎么能够拿出中国字母拼得准呢？'”（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研究》）为排除保守势力的阻碍，钱玄同甚至委曲求全地表示:“二十六个罗马字母现在已成为世界通用的字母……我们固然愿意用注音字母，但同时我们又主张应该采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他们经过一年多研究，最终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上报教育部，申请发布，但未获通过。直到1928年，北伐胜利，蔡元培掌管教育部（时易名“大学院”），经他努力，“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获准发布。

国语罗马字是我国语言学专家拟订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从此字母形式从汉字笔画式转向拉丁字母式，拉丁化逐渐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是，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广，影响不大。其原因，除政府不支持外，主要是这些制定方案的大学者们，不善组织宣传推广、教学实践，使方案无法真正落地，其推行远不如之前的注音字母和之后的拉丁化新文字。

图：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此后影响更大的文字改革运动则是，瞿秋白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是中共领导的文字改革和拼音化运动的序曲。运动发展及后续情况，笔者微信公众号“望山楼随笔”中《斯大林是汉字拼音化的幕后推手》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全国征求意见。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明道：“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在这里首先应当说明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字母表和字母的读写方法。有了拼音方案，将来就有可能根据这个拼音方案来拟订拼音文字方案。但是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是两回事。”这表明当时准备汉字拼音化分两步走。同年9月，吴玉章在中共八大发言说：“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这是确定了的。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我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用国际通用的字母书写汉语，正象我们采取公历、公里、公斤一样，决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文化。”1958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从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经过语言学家们三年努力，《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诞生。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其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图：汉语拼音方案。

有语言学者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总结了16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方案，14 个方案对《方案》有贡献。声母来自利玛窦、卫匡国、刘孟扬、黄虚白、刘继善、拉丁化新文字6个方案;韵母来自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马礼逊、艾约瑟、威妥玛、S.Couvreur、马提尔、朱文熊、黄虚白、国语罗马字11个方案。韵母自成音节形式来自利玛窦、马礼逊、威妥玛、刘继善、国语罗马字5个方案。汉语拼音是中外十几代人智慧的结晶，是集大成的最佳方案，考虑周到，比较众多的方案，作出最佳选择，安排好每一个声母和韵母，实属不易。实践证明汉语拼音非常成功，从注音上看，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1977年9月）说，‘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马庆株《〈《汉语拼音方案〉的来源和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1期）

以上介绍了汉语拼音方案产生的基本过程。显然，在周有光之前有过很多拼音创制者，只是他们很少被人称之为“父”。或许他们根本不为常人知晓，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像元朝八思巴字拼音虽最早，但已是死的文字，而且与现代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在形式上相距甚远，难以认其为“父”。洋人首创拉丁式汉语拼音，可未见有人称其为“父”，这大概是由于民族感情难以启齿吧？不过，在周有光之外，倒是另有一人也被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就是卢戆章。在福建，卢戆章的老乡们一直将其视为“汉语拼音之父”，还在厦门鼓浪屿上修了一条拼音道，以示纪念。

图：鼓浪屿拼音道。

对此问题，语言学界的态度是怎样的？1992年，语言学家们在北京开过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周有光先生在发言中指出，100年前从卢戆章创造切音新字开始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是我国语文的一个重大转折。”（《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语文建设》1992年第7期）会上，周有光肯定了卢戆章在汉语拼音上的开创性贡献，这其实已经表明，如果说一定要确定“之父”的话，卢戆章更有资格。但是，语言学界仍未将谁列为“汉语拼音之父”，这又是因为什么？我想，其中奥妙大概就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而是众多学人长期探索研究形成的成果。学界虑深谨严，不胡乱认人为父。媒体简单轻率，为博眼球，可随意喊爹。

文末谈点儿感想。

回首四百年前，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创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虽以扩大宗教版图为初衷，但终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他们的献身精神、科学素养也令人敬仰叹服。

回首晚清以降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简直是一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的历史。有责任心的读书人，在民族危难、文化衰微之际，殚精竭虑，勇敢探索，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再造，尽管有些观点做法过于偏激，甚至不切实际，但那份激情与勇气，却永远令人敬佩，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转型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小小的拼音字母，折射了大时代的历史风云。而历史仿佛在告诫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征程，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要勇于敞开胸怀，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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