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北京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到底是什么）

对于大众而言，北京的中轴线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演进，最后形成了这条贯通北京全城的中轴线？作为统领北京老城的脊梁，它又将如何被保护和管理，如何与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相结合……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朱祖希在《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一书中给出了他的阐述，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北京中轴线?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北京中轴线

对于大众而言，北京的中轴线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演进，最后形成了这条贯通北京全城的中轴线？作为统领北京老城的脊梁，它又将如何被保护和管理，如何与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相结合……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朱祖希在《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一书中给出了他的阐述。

以下内容节选自《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朱祖希 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中轴线”

1959年夏，我国的考古学家们对传说中的夏人活动地区—“夏墟”，即今河南西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半个世纪的持续发掘，在这里发现了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的宫城，四周有墙（宽2米，残高0.10～0.75米），墙外有环城大路，宽10～20米。宫城内发现两组排列有序的宫殿建筑，并且是以单体建筑沿着与子午线大体一致的纵轴，有主有从地组合为对称布局的建筑群。这座始建于3600多年以前的宫城方正、规整。它和它周围的其他大型建筑一起构成了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其面积仅是故宫的1/7左右，却是中国最早的沿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是我国最早的“紫禁城”，也是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在古代中国，‘国’是‘城’，或者‘邦’的意思。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和周围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者‘中央之邦’的意思。”洛阳盆地是最早的“中国”区域，二里头则是这个区域内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也就是最早的“中国”。（《北京日报》2011年12月12日《3600年前大型宫室建筑现身》）而“沿着与子午线大体一致的纵轴”并由此往外延伸的大道，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中轴线”。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区鸟瞰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商代都城曾几经变迁，其最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其宫室虽说是陆续兴建的，但都是以单体建筑沿着与子午线大体一致的纵轴线，有主有从地组合成较大的建筑群。换而言之，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宫殿建筑常用前殿、后寝，并沿轴线纵深对称布局的方法规划建造。这在奴隶社会的商朝后期就已在后宫的建设中略具雏形了。

据李燮平《“五门三朝”与明代宫殿规划的若干问题》所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王城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现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址如晋侯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已有了在中轴线上筑以宫室为主体的建筑群，两侧再布以整齐规则的街道，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王城制度”大体相符。周宫室外部有为防御和揭示政令的“阙”，且设有“五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处理政务的“三朝”（外朝、治朝、燕朝），即所谓的“五门三朝”，且为后世所沿用。其中，阙在汉唐间依然使用，后来逐步演变、附会为明清的午门。

西汉长安城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自商周以来最大的城市。城的东、西、南、北各有三座城门，每门开三个门洞，各宽八米，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以车轨为标准修筑的道路宽度基本相符。其中贯通南北的大街宽五十米，长五千五百米，其间还有宽二十米的驰道，专门供皇帝出巡使用。大街的两侧则筑有排水沟，沟外又有各宽十三米的街道。

西汉长安城示意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隋唐长安城总结了汉末邺城、北魏洛阳城规划建设的经验，将太极宫（皇帝听政、居住之所）置于全城的北端并以承天门与全城的正南门明德门间所形成的宽一百五十米的中央大道（朱雀大街）作为统领全城的“中轴线”。然后，再以纵横交错的棋盘或道路，将全城划分成一百零八个里坊。宫城置于全城最北的中部，其南是皇城。其中心部分的建筑布局，则依据左右对称的原则，并附会《周礼》所载的“三朝制度”，即以宫城的正南门承天门为大朝，太极殿、两仪殿为日朝、常朝，沿轴线建门、殿数十座。宫殿建于龙首原高地，居高临下，势如建瓴，使皇宫更显出皇权至上的威严，也使整座长安城的建筑高低错落，气势恢宏，既增加了长安城的立体感，也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政治主题。

唐长安城示意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都城东京（开封）城的平面布局、城市风貌等既有继承，又有其独特的地方，即从大内正门—宣德门，出朱雀门，直奔外城的正南薰门，这条宽三百米的御街，即是统领全城的“中轴线”。特别是由皇城、内城、外城形成的层层拱卫的格局，为后世所效仿。

北宋东京城示意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12世纪初，金在占领了辽的陪都—南京（燕京）城之后，又在天德五年（1153）正式迁都至南京，并扩其东、南、西三面，改称中都城。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由是开始。整个中都城的规划建设完全是以北宋汴梁（开封）的制度，将南京城改、扩建而成的。城中有一条南起外郭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北上过龙津桥，进皇城南门宣阳门、千步廊，进宫城南门应天门、大安门、大安殿、仁政殿，出拱辰门，直达北端的通玄门。从金中都城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其整体布局，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并不对称，但仍遵循“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原则并为后世所继承。

元大都城中轴线的确定

蒙古至元元年（1264），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即元世祖。元初，都城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但是，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原燕京的地位日趋上升。特别是他胸怀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将其都城南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蒙古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派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后决定放弃燕京旧城，而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的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即元大都。

我们从中国历代都城演进轨迹的研究中得知，元大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继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宋东京（开封）之后，又一座在平原地营建的都城。它们都传承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理念和手法，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以突出都城的主要建筑群—王城和宫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制的《大都平面复原图》上可以看出，元大都城南北半城各有一条“轴线”：南半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中经棂星门、崇天门、宫城（包括大明殿、延春阁）、厚载门、万宁桥，抵中心阁，长3.9千米，可称其为“大都城规划建设中轴线”；北半城轴线南起齐政楼（鼓楼），北至钟楼，可称其为“大都城几何中分线”。

那么，这元大都城的中轴线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呢？

“世皇（忽必烈）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这是记载在熊梦祥的《析津志》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元世祖问刘秉忠定大内的方向时，刘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面的大树为基点，向北延伸作为大内（即宫殿）的轴线，并得到了元世祖的认可。

这“第三桥”原是金中都城北护城河（其上游即金口河）向东名为“闸河”上的第三座闸桥，其位置相当于今人民大会堂迤西新帘子胡同附近。“第三桥以南一树”大约在今天安门广场正中偏南的位置。

原来古人立“社”，象征着土地的权属，即社主。也因于此，凡是城市乃至村镇，都建有社坊或社庙祭祀“社主”。而早期的“社主”就是一棵大树。以树定位，也含有建造新都，立社安邦的意义。

侯仁之先生则认为，“大都城规划的起点，严格地讲，就是海子桥（即万宁桥），也就是现在的后门桥。因为海子桥的选址决定了全城的中轴线，是紧贴着湖泊的东岸定下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发表的《大都平面复原图》，用作图法进行分析：如果就大都城的四角画对角线求其几何中心，则可发现它正位于鼓楼处（元称齐政楼）。在鼓楼正北方，于光熙门至崇仁门之间的中分点位置建有钟楼。将钟、鼓楼连以南北大街，并向北延伸至北墙，形成全城的几何中分线。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宫城的中轴线并不在这条几何中分线上，而是向东移了一百二十九米。宫城中轴线自宫城正门崇天门向北延伸，穿过主殿大明殿、延春阁，直抵北门厚载门。这条宫城的中轴线向南延伸穿过皇城棂星门和南墙上正门丽正门，向北延伸到正北方的万宁寺中心阁，形成了大都城南半城的规划中轴线。

大都平面复原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就上图分析，城市的规划轴线偏在城市几何中分线之东一百二十九米处，是由地形条件造成的。大都的西城墙，因要包纳海子于城内，只能在这个位置上。在大都的东墙之东，当时尚有若干大小水泡子（池沼），东墙也难再向东移。但这条几何中分线西面距太液地（北海、中海）太近，只有二百三十米左右，若即以其为宫城中轴线，则宫城之宽要比现在窄三分之一左右，过于逼窄，遂不能不向东移一百二十九米，约合四十一丈。为了在城市规划中同时标明几何中分线和规划建设中轴线，遂在几何中分线处建钟鼓楼，而在规划中轴线的北端遥对宫城各主要门殿建中心阁。这种在城市南半部强调规划中轴线，同时又在城市北半部强调几何中分线的处理方法，说明在规划大都时很仔细地考虑了规划中轴线不得不东移的情况并给以巧妙的处理，对二者同时加以强调而不偏废。

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徐苹芳等人曾以考古勘探手段鉴定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他们从旧鼓楼大街向南，越什刹海、地安门西恭俭胡同一带到景山西门至陟山门大街一线上，按东西方向由北向南排探过六条探坑，均未发现元代路基土。然后，他们往东在今地安门大街上钻探。结果，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东西宽约二十八米的大街路基一段，在景山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物基址；又在景山北麓下探出元代路基，证实从鼓楼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大街，与今天的地安门南北大街是重合的，寿皇殿前的基址正是元宫城北厚载门的基址。这就完全证实了元大都城南半城规划建设中轴线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同时，也证明了明宫紫禁城又建在了元大内的旧址之上（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

源自东北“白山黑水”的满族

全盘地继承了明北京城

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取帝位，改年号为“永乐”，明永乐元年（1403）即升北平为“北京”，并封陈珪为泰宁侯，使执掌北平都司，即“北平八府驻军”的最高统帅。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召集百官议建北京宫殿，并命陈珪“督军民匠造砖瓦”，以备营建，更命工部“征诸色匠、诸卫选军士、各布政司征民丁，以期明年五月听征”，从而揭开了建设北京城的序幕。明成祖特令陈珪“掌北京缮工事”、铸绘印信、专立衙门，其“制如都督府，下设经历、都事诸员”，实即今工程总指挥。

明中都遗址鸟瞰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据《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永乐初建北京都城宫殿时，很大程度上是以南京宫殿为蓝本的，而且“ꢀ高敞过之”。但实际上，却是以安徽凤阳中都皇宫的规模、体制为蓝本营建的。

我们可以从宫殿的布局上来看。明中都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紫禁城之后（北）亦筑有土山，且亦名万岁山（清改称景山）；中都皇宫左右有日精山、月华山，但均为小山，北京紫禁城的左右虽无小山，却在宫中置以日精门、月华门。而北京紫禁城从午门到外朝的三大殿这一坐朝之地，与中都皇城更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不管是以明南京城为蓝本也好，抑或是以明中都城为蓝本也罢，都仍是以原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为基准进行的。元大都故宫虽被拆除了，但萧洵的《故宫遗录》将其记录了下来。明朝对大都城的改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元朝宫城的旧基上稍向南移，建成新的宫城。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所在地。紫禁城南面正中的午门和北面正中的玄武门（清改神武门），以及城内最主要的宫殿建筑，即象征最高统治中心的前朝三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又改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改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宫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一律居中建造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其他次要建筑，则都严格遵守对称排列的原则，配置在中轴线的左右两边。

第二，由于紫禁城的南移，旧日皇城及大城的南墙也都逐次南移，从而也决定了承天门（清天安门）和正阳门在中轴线上的位置。

第三，利用午门以外紫禁城和皇城之间新开拓的空间，仿照明初南京城的规制，在中轴线的左右两旁，分别建了太庙和社稷坛，仍保持着“左祖右社”的古制。这样，不仅使原来大都城孤立在东西两城的这两大建筑群，取得了与紫禁城的直接联系，而且还大大地突出了中心大路的分量，增加了承天门（天安门）到午门之间的深度。与此同时，又在社稷坛以西开凿了南海，扩大了皇城中的水面，增添了宫殿的灵秀之气。

第四，利用承天门（天安门）和大明门（在正阳门内，清改大清门）之间的扩建部分，遵照唐宋以来的传统，把直接为封建帝王集权统治服务的中央官署，沿着宫廷前方的中轴线，对称排列在东西两边。这一布局既彻底改变了大都城内元代中央官署的分散状况，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心大路的纵深感。至于大明门和正阳门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则保留下来作为东、西两城东西往来的通道，即棋盘街。

第五，在相当于元代中心阁的位置上，分别建筑了鼓楼、钟楼，南北相望，作为中轴线新的“端点”。另外，又在正阳门外以南，东西两方在相对称的位置上建造了天坛（东）和山川坛（西，最初也叫地坛，后来又改称先农坛）。及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筑外城之后，全城的中轴线便更向南延伸，经过天坛和山川坛之间，直到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这样，全城明显可见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全长7.8千米。

第六，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在紫禁城北面，利用宫城南移后的空间，又沿着全城的中轴线，在距离大城南北两墙的中心点上堆筑了万岁山（清改称景山）—一个人为的制高点。这样，万岁山又代替了中心阁在元朝大都城内的位置，从而标志了改建以后北京城的中心。登临万岁山之上，足以俯瞰北京全城。它在全部的宫城建筑上，虽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却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它企图在一种类似几何图案所具有的严正而又均衡的平面布局上，凭借一个巍然矗立的立体造型来显示出：这里正是封建帝王统治的中心。这种从三维空间来部署城市规划布局效果的，应该还是一个创造。

北京城变迁图（《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营城——巨匠神工》插图）

源自东北“白山黑水”的满族在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之后，便全盘地继承了明北京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的王朝，清政府对北京城的经营，既体现了清朝帝王对“中华一统”、儒家礼制理念的全盘继承，又展示了时代的变迁。首先将大朝的三大殿改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清顺治十二年（1655）又将明朝的万岁山改称景山，其前有绮望楼三楹，供奉孔子牌位。

清乾隆十四年（1749）在景山北麓建寿皇殿，殿仿太庙形制，是供奉清皇室祖先影像之地。殿九间，上覆黄琉璃瓦，有左右配殿、神库、神厨、井亭，殿前有宝坊、石狮等。清乾隆十五年（1750），在景山峰顶上建五亭，内供铜佛像，中峰上的名万春亭，三重檐，上覆黄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亭东西两峰有重檐绿琉璃瓦八角攒尖顶的亭各一座：东亭名观妙，西亭名辑芳。两亭外侧两岸又建有两座重檐蓝琉璃瓦圆攒尖顶小亭：东面的名周赏，西面的名富览。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万春亭中的毗卢遮那佛像被毁，其余四尊佛像被劫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政府曾将贯通北京城南北的这条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并以此为准绘制《皇舆全览图》。这实际上是从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古代中国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理念，它比清光绪十年（1884）国际经度会议确定的，以通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

文/朱祖希

摘编/何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