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是韩非子写给谁的(韩非五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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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是韩非子写给谁的(韩非五蠹赏析)

五蠹是韩非子写给谁的

五 蠹(节选)

韩 非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入作,构本为果,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果民。民食果,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射暴,而汤、或征伐。今有构木钻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笑矣:有决渎于殿、周之世者,必为汤、式笑矣。然则今有美、舜、、禹、汤、式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各。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翼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微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賞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貨对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米榇不斫;粝楽之食,蔡養之羹;冬日裘,夏日高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高之王天下也,身执表雷,以为民先,股无完股,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房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汉者,腰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奇,非酃也,财家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衆,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母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造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缟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我,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両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高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徳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成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距者及乎敌,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千成用于古,不用子个也。故日:事异则各变。上古竞于道徳,中世逯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女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日:“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策而御睅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日:“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末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美違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量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寂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会;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个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赏析】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法制学说体系。《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

五蠹指儒者、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和商工之民,韩非子把他们斥之为祸害国家的五种蛀虫。文章运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论证了法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批判了五蠹之民及所流行的儒家仁义思想对国家的严重危害,提出了重农尚武、经法治国的思想主张。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本文节选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并反复说明了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能解决问题,治理国家。

文章首先叙述了上古时期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燨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中古时期鲧、禹治水,近古时期汤武征伐桀纣,即可“王天下”的历史,说明他们的行为符合当时的现实。但是,当今时代,还是凭着这种作法来治理国家,一定会被当代的圣人所讥笑。从而提出了“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因为时代前进了,远古时期即使成功的制度、旧例,已华不适合当今社会,必须要根据时势、事物的不断变化,究现实,制订相应的措施。并用“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子以一步的论证。

接着,作者又用历史事实两相对照,进一步论述了“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道理。古代“厚赏不行,重别不用”而天下太平,国家安定;如今“倍赏累罚”,却你争我夺,动乱不已。其原因是古代“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这里,作者很有远见地提出了人ロ多寡是社会乱治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又通过古代尧、禹与民同劳动、共衣食,谦让天下与现代县令即使死后还荫庇子孙、长享富贵的对比描写,指出是古今享受待遇的厚薄和权势轻重的不同而造成的。所以,古代“罚薄不为慈”,如今“诛严不为戾”,是根指社会现状而实行的。可见,事物是随时代变化的而措施要适应于具体情况。这一段论证有力,说理充分。

最后,文章先用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与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的历史事实,说明“世异则事异”。文王優王采取同样的方法,而严生截然相反的后果,是因为“世异”,情况不同了,而未能“事异”,改变原有作法。作者又用舜行仁德使有苗臣服,子贡明智善辩使鲁国削弱;荆文王大动干戈而灭徐,齐人伐鲁而扩充疆土,说明“事异则备变”、情况不一样,措施必须随之变化。不知权变的教条主义只会落得身死家破国亡的可悲境地。最后,批判了儒、墨“兼爱天下”的思想。在当时,要想行先王仁义而以宽缓的政治来治理乱世之民,就好比是没有马響头和马鞭子却要驾御凶恨的马匹一样。比喻形象生动,增强了说服力。现在,人们都服从权势,不怀念仁义,就连广行“仁义”的孔子也要臣服能力低下而有权势的鲁哀公。进一步闻明了“古今异俗,所故异备”的道理,告诚人们:只有实行严刑峻法,以权势服大,才能治理国家。

本文着重论述了古今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以法治国的主张。韩非的法治理论,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的需要,有着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现固,韩非的权势理论,越来越暴露了它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思想工具。文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非以过人的识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明确提出人口增殖过快将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当然,韩非只是消极提出问题,结论也未必正确。

这是一篇政论文。文章逻辑严密,议论透辟,条理分明,言辞犀利,体现了韩非严峻峭拔的文章风格。文章结构严道,理论阐述和思想主张的提出,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层次清晰。大量采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运用对照比较,分析推理的方法,围绕论题,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反复说明论证,令人信服。作者为阐明“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中心论点,大量列举了古代有巢氏、燧人氏、尧、舜、周文王、徐偃王等故事传说,层层深入,反复论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和思维的严密。为强调以法治国,列举“天下圣人”仲尼“行仁义”,可“服役者”只有七十人“下主”鲁烹公手握权势,“境内之民,莫敢不臣”。在分析对比中,批判了仁义学说的荒谬性,以法治国的可行性。观点鲜明÷说服力强。

另一个特点是,运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说理。为闻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米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辛辣地讽刺了死守成规,不知权变的“守株”人,形象地说明了论世治国,要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与之相应的策略,否则必为国人所耻笑。韩非创作的寓言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历史人物,不仅包含着发人深省的哲理性,而且情节生动,富于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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